李嵩《花篮图》(冬)中的理学思想和文化象征探析
作者: 马卓然宋代时期,插花艺术和花鸟画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众多以插花为题材的花鸟画中,李嵩的《花篮图》(冬)无疑是经典之作。本文以《花篮图》(冬)为讨论对象,对其写生手法的精致运用与其深厚的文化寓意进行细致分析,旨在揭示宋代插花文化的独特魅力。
李嵩以写生为基础,巧妙地将自然美与理学思想相结合,其画作《花篮图》(冬)承载着繁花与清逸、繁荣与静谧的双重象征,深刻反映了宋代文化的风雅。
一、宋代插花花鸟画兴起的背景
宋代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兴起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插花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都对插花活动青睐有加。宋代宫廷极为重视插花,设宴款宾或节日庆典时,插花装饰均显得隆重而奢华,有记载云:“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作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
而文人士大夫阶层更是对插花痴迷不已,将插花、挂画、点茶、焚香合称为“四艺”。他们追求风雅,插花多用于清供或借花抒发情感、以花喻人。杨万里诗曰:“昨日花开开一半,今日花飞飞数片。留花不住春竟归,不如折插瓶中看。”然而,插花艺术并不是宫廷和文人士大夫的专属。民间的花事活动也蔚然成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有记载:“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梦粱录》亦记载:“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这里指杭州的茶肆用四时花卉来装点门面,代表着插花文化的商业化和大众化。
宋代时期,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尤其是帝王对艺术的热爱与推崇,为宋代花鸟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花鸟画延续了五代时期的“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同时因受到“理学”思想的启发,院体画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郑午昌曾言:“花鸟,至宋实为最盛之时代,亦可为宋代绘画之中心。”
在宋代,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画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画院内外的文化和艺术交流也愈加频繁。然而,无论是任职于画院的宫廷画师,还是身处闹市的民间艺人,都对插花这一富有生活情趣的活动趋之若鹜。插花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画家们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灵感来源。他们以细腻的观察将不同花材的姿态、造型、色彩巧妙地组织在画面之中。以插花为题的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李嵩的《花篮图》(冬)无疑是这一艺术潮流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格物致知,自然理趣——《花篮图》(冬)之写生
(一)理学与院体写生精神
李嵩是宋代宫廷画家,师从李从训,尤擅写实。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有记载:“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达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李嵩的《花篮图》(冬)作为宋代院体画派的杰出代表作品,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站在这幅画作之前,观者不仅会被其精细入微、写实逼真的技法所震撼,还会深刻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理学精神与自然观照。
宋代画院的写生观深受当时理学思潮的浸润与影响。格物致知是理学的核心,最早出自《大学》“八目”。它要求人们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以便进行学习和创新。理学思想深刻地渗透于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宋代绘画艺术及艺术家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理学进入画家的视野中后转化为写生层面的“求真”“求理”。汤垕《画鉴》中曾记载宋徽宗对孔雀格物般的细致观察,“凡孔雀升墩,必先左脚。……其格物之精”。基于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花鸟画画家以穷理的精神体悟自然之中的物象,并对其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观察,用写实的技法将自然之“真”表现在画作之中,栩栩如生。值得注意的是,写生并非是对客观物象的机械模仿,而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过程。写实也并非抽象的反义词,而是对自然之“真”的追求,正所谓真者,气质俱盛。
随着理学与写生的结合,画家们不仅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去反映物象的真实,还需要保持更加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花篮图》(冬)蕴含着深刻的理学思想。李嵩以宫廷插花为表现对象,将几种花卉的姿态、造型、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画出了花篮复杂交错的竹编工艺,画出了花瓣的细微翻折,以及花托和花蕊的精妙结构。甚至画面右上方一片残破的叶子都十分生动可爱,与整幅画面相得益彰。在《花篮图》(冬)中,李嵩用大面积的叶片用来衬托花卉,呈现出一种密不透风的结构设置,更加突出了花卉的主体地位。李嵩关于细节的描绘并非是凭空想象,而是外师造化并中得心源的结果。在《花篮图》(冬)中,花篮和花卉的细致描绘可谓是到了极致。这种技法无疑体现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李嵩通过对物象的细致观察与分析,创造出真实、典型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不仅是对自然物象的准确再现,还是“理”的具象化表达,即通过对事物本质的深刻洞察与理解,在艺术作品中实现对“理”的生动诠释。
(二)理学与自然
事实上,理学对画家写生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格物致知所强调的严谨性,还要求画家在写生的过程中掌握“画理”,能够得其生趣,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
“画理”乃自然之本质规律,中国画的写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事物外在表象的浅层描绘,而应深入探究其更为内在的深层规律,进而实现画作中的“理趣”与“生意”,以形写神。
“生意”一词是指宋代理学发展下花鸟画写生应具备的气质。董逌将有无“生意”作为评判花鸟画是否上品的标准。他在《书李元本花木图》中云“发于生意,得之自然”。事实上,无论运用哪种绘画语言进行写生,都要表现出物象的“生意”。当观者将自己置身于物象之中,“自然”则成为画面的终极法则。
《花篮图》(冬)真正触动人心之处并非技艺本身,而是神趣却不失物理之画风的追求。“形似”仅仅构成了绘画的一部分。唯有通过对自然与生趣的深刻追求,才能实现“神似”。李嵩对“自然”的追求堪称极致。他的《花篮图》(冬)不仅展现了理性与精致的气质,还深刻蕴含自然之道与勃勃生机,达到了不似之似的艺术境界。《花篮图》(冬)以绢本为载体,将自然的韵味镌刻为永恒。即便历经岁月变迁,观者仍能感受到其中鲜活生动的气息。这充分体现了自然元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了画家对自然之美的感悟。
诚然,我们或许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寻得与《花篮图》(冬)中花卉完全一致的对应物。画者通过重彩的浓郁设色与线条的精细勾勒,赋予画面以高于现实的审美高度。他们将花卉鲜活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至丽而自然的效果。
三、富丽堂皇,端庄典雅——《花篮图》(冬)之文化意韵
(一)《花篮图》(冬)中的篮
先秦时期就有用篮子采花的记载,《采》言:“于以盛之?维筐及莒。”到了宋代,花篮及各种竹编、藤编的花器因插花的盛行而被广泛地运用。杨万里有诗曰:“昨来都下筠篮底,三百青钱买一枝。”宋人追求雅致的极简美学,不尚奢华,在花器的选择上也是宜简不宜繁。《花篮图》(冬)中的插花在形式上类属于宫廷插花。由于花卉种类丰富,自然古朴的藤编花篮成为搭配的不二之选。《花篮图》(冬)中的篮为宫廷御用花器,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精美的造型和精致的做工,细腻的编织华丽而贵气。花材与花篮之间的比例约为2:1,不仅彰显了端庄肃穆的宫廷气派,还赋予了作品极高的形式美感。
(二)《花篮图》(冬)中的花卉
在《花篮图》(冬)中,处于视觉中心的是鲜艳而醒目的红色山茶花。左右两边与它相配的花卉还有水仙、瑞香花、绿萼梅和蜡梅。主从关系明确,整个画面构图严谨对称,均衡和谐。这充分展现出皇家宫廷所独有的庄重与华贵气质。在宋代的文化语境之下,这些花卉表现自然之美的同时,还蕴含着多元而深刻的内涵,以及丰富的文化象征寓意。
“比德”是儒家美学思想。花鸟画中常运用“比德”说赋予自然之物美好的道德品质和修养,目的是借物喻人。宋代也有“以德比花”之说,以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的表述最为经典。在《花篮图》(冬)中,“三香”即梅花、瑞香花和水仙都有出现,它们清新淡雅,不惹尘埃,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梅花常被用来象征人们的高洁品德,范成大诗曰:“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石着为贵。”水仙花有“凌波仙子”之美誉,其形象纯洁无瑕、超凡脱俗,不仅常被用来象征人们高雅的品格,还常被视作吉祥如意的象征。瑞香花,其名寓含“祥瑞”之意,作为四季常青的灌木植物,象征着生命不息、生机勃勃的顽强精神。山茶花则以鲜艳的色泽和高贵的气质著称。在《花篮图》(冬)中,它充分展现了宫廷风格的端庄与大气。
除“比德”之外,《花篮图》(冬)严谨地遵循既定的创作法则,却又未局限于传统规范之内。具体来说,宋代时期花事盛行,《梦粱录》记载了四季簪花的品类和习俗:“四时有扑戴朵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蜡梅花。”不难发现,宋代画作《花篮图》(冬)中的花正是基于此精心挑选而来。
宋代的理论家对花卉的品第进行了系统的排列与分类。《花经》一书更是将七十余种花卉依据其特质与美学价值划分为“九品九命”的等级体系。其中,兰花、牡丹、蜡梅、水仙以及酴醾(即瑞香)等花卉,被尊为“一品九命”。值得注意的是,蜡梅、水仙和瑞香这三种花卉,均出现在了李嵩的《花篮图》(冬)之中。这不仅彰显了宫廷对花卉选择的严谨,还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花卉品第高低的尊崇。
再有,《花篮图》(冬)在插花技艺上采用了“旁系配材法”,具体做法是以一种品第较高的主花为中心,搭配品第稍低的配花。鉴于“三香”具有色彩淡雅与体积小巧的特点,山茶花因其浓郁的色彩与较大的体积,被选作花篮中的主花卉。
四、结语
通过对李嵩《花篮图》(冬)的深入分析,本文探讨了理学思想对其写生观的影响及作品中物象背后的文化寓意,进一步探讨了宋代宫廷院体画与插花艺术的交融。李嵩通过精湛的写生技法,将理学理念与自然花卉巧妙结合,创作出既具艺术价值又富含象征意义的作品。李嵩的创作技法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花篮题材也为现代艺术家提供了新的表达视角和创作方向。
(天津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时凤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