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世界当代女性作家对比研究

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影响为世人瞩目。18世纪以来的法国文学界不仅是男性作家的主场，更是许多女性作家展现自身文学价值的地方。19世纪的浪漫主义田园派作家乔治·桑、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新小说派主将之一娜塔丽·萨洛特、法兰西学院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杰出的女性作家在传递女性声音、革新创作方式、针砭时弊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

杜拉斯是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女作家之一，其作品常常带有自传性，如《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84年荣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之后的《中国北方的情人》。一位自我虚构的代表作家、职业忏悔师，隐藏于多张面孔背后的杜拉斯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存在。继杜拉斯之后，比利时法语小说家阿梅丽·诺冬凭借其同样具有自传性的著作，如《爱情与破坏》《诚惶诚恐》《幸福的怀念》等，成为21世纪法国文学界又一传奇神话人物。本文将从两位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作品入手，对她们进行系统的解读和研究，以此感受两位作家的历史使命与作品风格。

一、流动不安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杜拉斯和阿梅丽·诺冬作为在海外成长起来的作家，童年在辗转各地中度过。颠沛流离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都给她们今后的生活与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杜拉斯的童年

“玛格丽特说过，她也想满怀乡愁、心醉神迷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然而，童年是悲哀的，暗淡无光的。”法属印度支那是杜拉斯生命的底片。1914年，她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她还有两个哥哥。她童年时代只在法国度过一次短暂的假期，十八岁前一直在印度支那长大，是地道法国人。西贡、河内、金边，杜拉斯的幼年就跟随着父母在印度支那的主要城市游来荡去，如浮萍一般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七岁那年，充满柔情的父亲离世，杜拉斯的不幸生活拉开了序幕。十岁时，她随母亲和哥哥们来到永隆，开始了平庸、枯燥的生活。她的童年似乎看不到未来，更遭受着母亲的辱骂、殴打、不公平对待。

在杜拉斯的家庭里，她的大哥哥是母亲唯一关心爱护的人。母亲为了给大儿子创造更多的财富，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投入，在太平洋沿岸的殖民地购买一些根本无法种植的土地。为了避免土地受到潮水侵害，她还让人修筑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结果堤坝被冲毁。堤坝的坍塌标志着母亲在这场与殖民管理局、自然的斗争中的失败，财富的梦想随之幻灭。梦想的破灭让母亲开始关注女儿的学业，但不论怎样，她终究是母亲的一枚棋子。为了摆脱贫穷的折磨，母亲甚至不惜让未成年的女儿出卖自己的身体，让其成为自己获取钱财的一枚棋子。因此，杜拉斯的情人成为交易的对象、家庭生活收入的唯一来源。每当杜拉斯带回钱时，她才在亲人眼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家庭于她而言是唯一的避难所，然而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根本无法生活下去。父亲的缺席、母亲的专制、大哥的跋扈、二哥的怯懦，这样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造就了杜拉斯痛苦忧伤、缺少童话色彩的生命底色。

（二）阿梅丽·诺冬的童年

相比于杜拉斯，阿梅丽·诺冬来自一个条件优渥且有声望的外交官家庭。她出生于日本，成长于日本、美国、中国、越南等不同的国家。幼年的她跟随父母流转多个亚洲国家，也到达过美洲，直到十七岁时才回到布鲁塞尔继续高中学业。童年时期的地点转换意味着要不停了解并接受不同国家的文化、经济、政治，这于她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创伤。三岁以前的她是以自我为中心、无须在意他人的自由状态；而三岁以后，她的自由受限，必须接受这个世界的规则。

受日本传统死亡文化的影响，阿梅丽·诺冬在童年时期也会思考什么是生长、什么是衰退。她在庭院给鲤鱼喂食时不小心掉落进去，有了第一次死亡的体验。而长久的家庭溺爱让她越来越自恋，没有朋友，更不愿离开花园、离开西尾太太去幼儿园。后来，因父亲的工作调动，她来到纽约上学。在这里，她以一种自我破坏与折磨他人的方式掩饰自己内心的创伤。阿梅丽·诺冬也曾在北京生活过，但是三年的北京生活并没有让她很开心。不断变换的环境、内心深处的孤独，加上饱受厌食症的折磨，她的青少年生活也充满了孤寂与痛苦。

二、写作——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

“如果从一个人的童年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无限同情。”起初，杜拉斯的写作梦想来自对无情的母亲的反抗，澄清来自少年时代就包围着她的差距和混乱。母亲的残忍、大哥的殴打让她寄希望于写作，钱和写作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当她决定选择写作为职业时，她放弃了道纳迪厄这一父姓，选择了她父亲买下的房屋所在的市镇——杜拉斯，作为自己的姓氏。此时，写作成为她的生命。“她通过文学倒光了生命中阴暗不幸的部分，只留下经过精炼的东西。”后来，杜拉斯对于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她认为上帝赋予每个人作家的功能，所有人都能成为作家，就像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电工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本能选择。“写，是要懂得对事物保持沉默，懂得遭遇孤独，懂得达到不说的层次，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达到‘宏阔’的境界。”杜拉斯以神秘莫测、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文笔和新小说派的风格将自己与写作融为一体。她笔下的小说、电影剧本、随笔等都涉及爱情、人性、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主题。她的作品摆脱了传统爱情故事的束缚，展现了她隐秘的思想、灵魂的搏动、身体的颤抖，散发着疯狂、黑暗、郁结的气息。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她用词语给自己缝制了第二张生命之皮，因此也缓解了死亡的威胁”。

与杜拉斯不同的是，阿梅丽·诺冬成为职业作家前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优越，不需要为生计奔波劳累。但写作同样是她用来表达自我、抚慰自我的方式。正是书籍让她从童年的痛苦中走出来，拯救了她的生命。写作之于她如水之于鱼。阿梅丽·诺冬曾在采访中谈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我写作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拒绝死亡。我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死亡做斗争，但我知道我写作是为了跟它斗争。”这位天生热情、放肆的小说家对文字故事情有独钟。她游走在真实与幻想之间，用文字记录内心的纷乱，以幽默和讽刺的口吻、奇幻的情节讲述着有关爱情、谋杀、回忆的故事。借助她的诸多作品，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生命中爱与自由的追寻，对悲痛的认真感受。

三、文学作品中的亚洲形象

杜拉斯和阿梅丽·诺冬笔下的故事背景都提到了亚洲，但又有所不同。杜拉斯集中在东南亚地区，阿梅丽·诺冬则是以日本为中心。而且因各自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呈现了不同的亚洲形象。

（一）杜拉斯眼中的亚洲形象

一方面，读者可以从杜拉斯的文字中体会到印度支那地区的贫困、环境的恶劣；另一方面，无情的殖民统治形象跃然纸上。法国征服印度支那之后，在这里陆续进行了各种制度和政策上的实验，如同化政策。在这里，法国人是精英的代表，如在智力、精力、学识和仁慈之心方面，尽管他们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本土居民实施残忍统治和迫害。杜拉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岸》一书中，向在沼泽地里、在毒日下为法国人修路筑坝最后横遭惨死的人表示了敬意。杜拉斯在这本书中深刻准确地剖析了殖民体系的运转，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表达了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被殖民者的同情，以及对殖民体系的有力控诉。

（二）阿梅丽·诺冬眼中的亚洲形象

阿梅丽·诺冬在其小说《诚惶诚恐》中毫不留情地对日本落后的等级制度和传统道德价值观进行了讽刺与批判。首先，日本社会中的等级观念从日常生活延伸到工作职场，无处不在，难以撼动。无论是阿梅丽·诺冬身边的香岛小姐和西尾太太的相处模式，还是阿梅丽·诺冬自己在日本职场的体验，都体现出森严的等级制度。其次，性别歧视问题在日本尤其严重。相比于日本男性，女性受到更多的约束，顺从是她们人生中的必修课。再次，日本人的耻辱观、集体观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阿梅丽·诺冬的大部分作品若隐若现地带着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子，体现了日本文学电影中自杀、他杀、虐待、幽禁、处女情结等文化形象。

四、东西方文化的追寻与思索

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过：“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自称“无国界作家”的阿梅丽·诺冬和来自殖民地的法国作家杜拉斯都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冲击下成长起来的，这为她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最真实的素材。与此同时，伴随着多元文化的熏陶，杜拉斯和阿梅丽·诺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有了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的认知。她们对东方文化同时倾注了热爱和鄙视的复杂情感，她们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之间，身上结合了西方的思想特征和浓郁的东方精神传统。

（一）对东方文化的依恋

细读杜拉斯和阿梅丽·诺冬的作品，读者可以发现她们有着深深的东方情结。“玛格丽特是个印度支那的孩子。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还在不断地追忆印度支那的风景……这才是养育她的土地，是她写作的摇篮……印度支那的土地浸润了玛格丽特的外表，而越南的语言更是以某种方式萦绕着她。”东方文化是杜拉斯生命中难以割舍的记忆，她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因此，童年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痛苦的、羞耻的、恐惧的、孤独的，给了她无数灵感，成为她创作的不竭动力。

阿梅丽·诺冬在岛国日本度过的童年时光也让她满怀深情。“直至今日，我与日本之间的田园牧歌都是完美无缺的。”阿梅丽·诺冬对日本情有独钟，她大学毕业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念念不忘的故乡日本。此外，虽然她在中国度过的时光更多的像是笼罩在一层阴霾之下，但她仍然对中国有着别样的情感。她如此评价到：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女子，甚至不用掩饰就能让人忘记她身上的缺点，使许多情人为之倾倒。

（二）对西方文化的追寻与难以融入

杜拉斯和阿梅丽·诺冬共同遭遇着尴尬的“他者”身份，她们从东方文化转向西方文化时一度经历了“失语”的状态。从日本回到比利时，阿梅丽·诺冬试图融入欧洲文化，结交更多的青年朋友，得到的却是排斥、不解。面对无法融入的西方文化，阿梅丽·诺冬期盼重回日本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可职场的欺凌、日本传统婚姻观的束缚让她再一次失望而归——归向不属于自己的欧洲。

虽然杜拉斯的家庭在印度支那仅仅只是等级森严的白人阶级的最底层，但杜拉斯的母亲从没让她忘记自己是一位法国人。在母亲长期灌输的白人优越的思想下，杜拉斯时常带着高贵的眼光审视殖民地。但是，回到法国时，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她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矛盾、纠结、无解，杜拉斯深陷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身份难以界定所带来的焦虑和绝望让杜拉斯失去了

自我认同。

五、结语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史涌现出无数才华横溢、思想卓越、文思泉涌的女性作家。和杜拉斯一样，阿梅丽·诺冬也带着双重文化身份，以过去流转多国的经历为写作素材，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也成为法国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写作对于她们来说就像一道耀眼的光，照亮她们过去灰暗的生活。她们主动与语言文字融为一体，对抗这个世界，塑造自己，在不同文化中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她们的作品让读者领略着文字的震颤、存在的诗意、活着的意义、构思的奇妙、多元文化的碰撞……

（湛江科技学院）

作者简介：郭小敏（1994—），女，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