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理想文士形象的内涵和来源

《儒林外史》中的理想文士形象有着丰富的来源和内涵，吴敬梓用孝悌为本的孝道思想和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塑造了一系列孝子与醇儒名将形象，为理想文士形象灌注了理学内核，体现了对理学思想的吸收。理想文士形象蕴涵着中国隐士文化的基因，吴敬梓赋予理想文士淡泊自由的隐逸追求和豁达超然的隐逸情怀，展现了隐逸文化的风采。吴敬梓为理想文士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为理想文士开辟了一条亦仕亦隐的新道路。

《儒林外史》以明代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既对周进、范进等儒林败类及杜慎卿、赵雪斋等假名士作了辛辣的讽刺和讥嘲，同时也饱含热情地塑造了以虞育德、杜少卿为代表的理想文士形象。这些理想文士形象寄寓作者的文化理想，是解读《儒林外史》内涵的关键要素。此类形象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目前学界已从形象分析、人物的原型等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此类形象的整体内涵与来源方面的整体系统性研究仍有不足。本文拟从宋明理学、隐士文化两个层次细致地分析《儒林外史》理想文士形象的内涵与来源。

一、理学思想对《儒林外史》理想儒士的影响

理学思想产生于两宋时期，它继承了中国传统孔孟的儒学传统，同时极大地发展了文人人格修养的理论体系，成为元明清三代知识阶层主流信奉的主流思想，对文人的人格塑造起到了指导作用。吴敬梓生活在清初，曾经有过一段备考科举的人生历程，故其思想深受理学思想浸染，理学思想对文人人格的要求自然也为吴敬梓所接受，而这种观念自然会影响到他对《儒林外史》理想文士的塑造。其中最显豁之处便在于真儒明贤形象群体的塑造，此类形象以郭孝子、虞育德及匡超人为代表。

（一）孝道思想与孝子形象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儒学体系里，孝在《论语》中就上升成为约束人们道德规范的孝道了，而且孝的对象也不仅仅是父母长辈，还有对国家和山川鬼神的孝。由孔子开始倡导的孝道不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对人民产生了道德规范的作用，而且也是当代所提倡的传统美德。理学构建了“仁体孝用论”，王阳明认为“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把孝悌作为行仁的根本，认为孝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由于理学把孝悌作为仁的核心和基础，《儒林外史》理想文士人物形象自然就烙上“孝”的烙印。

《儒林外史》的理想文士均有孝的品质。开篇第一回，吴敬梓就对历史人物进行藻饰，用王冕来“隐括全文”，成为全书理想文士之最。王冕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至关重要，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内涵。“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王冕重要的品质就是孝顺，他七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尊重敬爱母亲，给母亲买礼物，带母亲春游。为了突出孝的人格精神，《儒林外史》甚至塑造了纯孝的郭孝子形象。郭孝子是一个为孝而生的形象，他将寻父作为自己人生唯一的价值。为了寻找父亲，他走遍大江南北，风餐露宿，在父亲不愿与他相认时，他仍没有放弃孝道，而是在父亲的附近租房，每日辛劳赚钱供养父亲，在其父死后又跋山涉水将父亲骸骨带回故乡安葬。这两位孝子都体现了儒家对于孝道的要求：“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敛首足行还葬而无棺称其财，斯谓之礼。”

（二）兼济天下与醇儒名将形象

理学思想注重出仕，其以社会性作为知识阶层的人生追求，故《大学》认为儒者应经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历程，其最终指向仍然是天下太平。《儒林外史》中理想文士的形象对这种思想有着明显的继承。

首先，《儒林外史》中的理想文士继承了理学道德理想，具有较高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对于儒士而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们重要的社会责任，他们希望通过自我的人格完善，进而让整体社会风气复归淳朴。《儒林外史》着重叙述了理想文士重修泰伯祠的壮举，理想文士试图通过重修泰伯祠来倡导礼乐，教化世人，以达到助政益教、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目的。孔子认为：“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儒家历来注重“礼”，并且认为“让，礼之主也”。泰伯因谦让而闻名，成为儒家礼让的典范。吴敬梓为了突出大祭泰伯祠的隆重，他精心设计引出了醇儒虞育德。虞育德道德品质高尚，吴敬梓从他未出生就开始写起，详细描述了虞育德的生平经历。吴敬梓不仅对祭泰伯祠的主祭虞育德进行了详细的刻画，还专用三十七回来细致地描写众人大祭泰伯祠的场面，从众人礼让主祭到泰伯祠的外观和祭品乐器，从各司其职的参与人员到观礼百姓，吴敬梓都一一详尽。这些情节都表现出理想文士兼济天下的情怀，表现出他们以培育良好社会风气为己任的担当。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理想文士继承了理学社会理想，具有保卫家国的责任感。萧云仙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忠，他忠于家国，更忠于人民。萧云仙在青枫城被番子强占后投军于松潘，在军中，萧云仙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果敢的决断成功将番子驱赶出了青枫城。在青枫城退敌后，萧云仙看到城中房屋破坏，百姓生活困难，就选择继续留在城中监督筑城，还盖了衙署，开荒垦地，安置流民，兴修水利，将青枫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这体现了萧云仙作为一个官员对人民百姓的忠诚。

儒林理想文士都是博学之士，他们的好学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而不是只为功名。理想文士更为可贵的是能够在仕途和道德之间找到平衡，他们虽然带有一定的隐士色彩，但是不同于道家的“无为而治”，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发现自己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无能为力时，选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自己的道德修养，守住自己心灵的一片净土。

二、隐士文化与《儒林外史》的高士形象

吴敬梓重视文行出处，文指文章举业，行指道德品行，出指入仕为官，处指辞官隐退。在世人皆以举业做官为唯一出路的时代，吴敬梓认为文人应该以品德修养为重，必要时可以退隐来保全道德品行。孔子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可见君子的品行操守和文章举业一直是文人们的不懈追求。吴敬梓渴望用退隐来探求文人的出路，《儒林外史》中的理想文士就集中体现了吴敬梓对文行出处的探求，他们重视品德修养，懂得在仕途和道德修养之间找到平衡、作出取舍，这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体现。虽然隐士在中国的历史中并不是社会的主流群体，但是隐士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早在先周中国文化发扬的初期，隐士人物已经开始产生，所以可以说隐士是与中国文化俱生的”。吴敬梓深受隐士文化的影响，在仕途不顺的时候选择了一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其中《儒林外史》中的高士形象就脱胎于中国自古就有的隐士群体。

（一）淡泊自由的隐逸追求

中国的隐士文化规定着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同时隐士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拥有独立人格、追求自由、不依附权贵的品质，最重要的是脱离世俗名利的诱惑，能够在隐居生活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东晋时期的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之一，甚至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看透了仕途生活，决定过“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逍遥自由的隐居生活。杜少卿身上体现着中国隐士文化，隐士先驱陶渊明淡然自由的人生态度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身上自然也有所体现。当李大人举荐他当县儒学教官，他先是婉拒，并以病重不能就道推辞，推辞后还心里欢喜：“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杜少卿出身名门，学识渊博，但在亲戚眼里是一个“呆子”，因为他本来有着万贯家财，却把钱财随意赠送他人，并且有官也不做，后来生活一度陷入困窘。杜少卿的这些行为在他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但是正是这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表现出杜少卿对自由的追求。杜少卿尊重妻子，重视妻子的意见，遇事同妻子商议，出游会拉着妻子的手，支持沈琼枝逃婚，肯定女性的价值，他也重视对自由的追求，朋友在他家可以随心所欲。杜少卿是真正的隐士，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着自己高尚的节操，追求着自由和个性。

（二）豁达超然的隐逸情怀

纵观中国历代的隐士，他们大多都是一开始抱着儒家积极入仕、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进行奋斗，然而在奋斗中却发现自己的能力并不能改变国家社会的状况，但是他们又不愿意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所以他们把个人价值寄托于隐逸生活，过着自给自足、逍遥快活的日子。隐士最大的价值在于豁达超然的隐逸情怀，而不在于是否居住在山林，正如西晋王康琚在《反招隐诗》中所说的“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最高层次的隐士其实是生活在繁华城市中的，用独善其身的态度，在繁华闹市中找到一份宁静。东方朔是拥有隐逸情怀的隐士，是大隐哲学的创始者，东方朔提出了朝隐的隐逸方式，在朝市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品质，不仅践行了儒家积极入世、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又保持着适当的隐逸，追求着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生存模式。《儒林外史》中的庄绍光同样具有超然豁达的隐逸情怀，他受到推荐面见皇帝，皇帝向他讨教教养之事，并且有意予他官做，但是当他看到朝廷官员的腐败之后，他恳求恩赐还山，决定独善其身。皇帝纵然惜才，也只得允令让其还山，并赐玄武湖于庄绍光。面对朝廷的腐朽，庄绍光没有像杜少卿那样表达出批判和不满的情绪，他把志向改成著书，虽然决定独善其身，但是他依然有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心，他将教养之策细细做了十策，真正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林外史》中的四大奇人不仅是吴敬梓为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更是大隐于市的豁达超然的体现，四大奇人虽然生活在市井，但是都保持着自身的人格独立，有着仙风道骨。以写字为生的季遐年为人清高，卖纸火筒子的王太爱好风雅，开茶馆的盖宽爱才如命，裁缝荆元追求高雅。吴敬梓把四大奇人放到了小说的结尾，实际上表达了对豁达超然的隐逸情怀的认可，同时也是他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求。

三、结语

《儒林外史》中的理想文士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缩影，对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的社会群体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儒林外史》不仅对儒林理想文士的道德、仕途和人物形象研究进行了丰富，还为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哲学启示。当然，客观上讲，《儒林外史》中理想文士作为吴敬梓对文人的期冀，其实在形象塑造方面不免太过于理想化，将儒林理想文士同腐儒假名士进行对比分析，是《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研究不可忽视的重点。

（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朱雅丽（1999—），女，陕西汉中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