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折射出的现实困境

《人世间》描写了在上山下乡、工人“大三线”建设、高考恢复、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工人下岗、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一系列事件背景下，一个普通的周姓五口之家兼十几位平民子弟的人生浮沉，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世纪里的巨变。本文主要探讨在时代变迁中周家三兄弟姐妹面临的现实困境。

梁晓声认为，“现在对于现实题材的深度挖掘，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努力”。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五四前后，在19世纪末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合力之下，形成了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现实主义以“多元化”的形式稳占主流地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受到影响，但“十七年”文学中昙花一现的批判思潮，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直面”与“批判”这一优良传统的强大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后，这一优良传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崛起、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助推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再次承担了它的社会使命：思想启蒙与社会改造。因此，在20世纪乃至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横向来看，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其他文学思潮或多或少带上了“写实”色彩；从纵向来看，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辐射与渗透下，关注时代变迁，探寻烟火世情是当下中国书写的持之以恒的动向。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与其书中的宏大的历史叙述、现实主义的创作情怀不无关系。梁晓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人世间》的开篇就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人的关注。小说一开始就写到了主人公们常常聚在周家，互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梁晓声借蔡晓光和郝冬梅之口表达《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著作；因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梁晓声认为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书中还重点讨论了《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这一人物。从读书会这一情节，我们能读到梁晓声对苏俄文学中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精神的接受；也能发现梁晓声有意识地对人的关注与刻画。《人世间》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如知识分子群像、干部领导群像、工人群像等。作者围绕周家三兄妹，由其各自的交际圈出发，向外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书中重点刻画的人物是周蓉、周秉义和周秉昆，因此本文也主要讨论这三个人所折射出的不同人物的现实困境。

一、周蓉折射出的现实困境

周蓉在书中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她为了追求爱情毅然决定奔赴贵州山区，并与诗人冯化成结为伴侣。改革开放后，她考上北京大学。冯化成平反后，因为出众的才华名声大噪，随之暴露了自己自私的性格。周蓉发现丈夫出轨的行径后，她与之分手。当冯化成带着他们的女儿“逃亡”国外时，她坚定地辞去了工作，远赴国外寻找女儿。找到女儿后，她陪伴女儿求学。周玥毕业后，周蓉和她才再度踏上祖国大地。回国后周蓉到民办中学做数学老师，直到退休后和丈夫蔡晓光一起到贫困山村帮助失学儿童。

周蓉常常与兄弟和朋友们读《战争与和平》《德伯家的苔丝》《红与黑》等名著，她深受自由、人道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等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书中这样描写她的性格“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于是在数次发现冯化成出轨行径并努力加以劝阻后，她毅然选择了离婚。20世纪90年代初期，冯玥稀里糊涂地跟着生父冯化成“流亡”到法国。周蓉也追随女儿来到法国。周蓉再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进入21世纪之后了。从法国归国的周蓉倒不难解决情感问题，因为蔡晓光在痴心等着她归来；但周蓉的工作生计问题却不好解决。因此，万般无奈之下，这位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大学里的副教授，屈尊担任了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另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冯化成，曾经是市作协专业诗人，但最终沦落为在外国餐厅洗盘子来谋生的境地。这两位自由知识分子为“五斗米折腰”的无奈之举展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才华无处安放，理想主义无法实现。

二、周秉义折射出的现实困境

周秉义是书中政治英雄的代表。从小，周秉义品学兼优，和妹妹一样饱读西方名著。上山下乡运动时，他下放兵团当知青，因为正直勤勉等优秀品质以及出色的才华，他受到重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他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毅然决定返乡。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在政治上平步青云。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周秉义平级调回自己的家乡担任副市长，负责改造旧城以及招商引资。周秉义鞠躬尽瘁，最终将脏乱差“光字片”改造成了舒适的社区。在疾病缠身、即将退休的时候，他仍勤勤恳恳地奋斗在旧城改造的第一线，最终累倒在工作现场。纵观周秉义的人生，他善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一个人承担压力，为解决陶平受到的不公的待遇，他想尽一切办法；他严于律己，坚守初心，放弃分房的要求，独自承受无法完成在父母身边尽孝的痛苦；他公正廉洁，曾经支配过一百多亿的资金，每份钱的去向都一清二白。但是如此无私的周秉义也有他自身的困境。面对私欲与权力的冲突，周秉义也会很难抉择。周秉昆因为失手使骆士宾致残后，被捕入狱。此时，周秉昆的儿子周聪刚刚毕业却没有找到工作，周秉义动用自己的关系，让侄子进入报社工作。通过自己的关系或者权力，周秉义做出了利及家人的选择，但这也是他事业上的污点。

三、周秉昆折射出的现实困境

周秉昆是书中描写最多的人物，他也是践行周家好人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秉昆虽然没有成为领导干部，也没有成为知识分子，但是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生。

在爱情上，周秉昆是一个好人。他和郑娟的结合起源于周秉昆对郑娟的救赎。因为好友涂志强被枪毙，受“棉猴”嘱托，他每月去给郑娟一家送钱。书中这样描述周秉昆第一次见到郑娟的心情，“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所产生的首先是一种狂野的简直难以克制的冲动”“更何况，自己内心里并非仅有好奇，还多少有些同情”。因此，我们知道周秉昆是带有同情的心理去照顾郑娟一家。不同于姐姐周蓉对冯化成的崇拜之爱，也不同于哥哥周秉义与郝冬梅青梅竹马之爱，周秉昆的爱有种救赎的意味。周秉昆不仅带领郑娟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同时他也尽心尽力地抚养郑娟与骆士宾的孩子——周楠。后来周秉昆还因为与骆仕宾争夺周楠而入狱。因此，周秉昆称得上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但是，书中有处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在周秉昆和骆士宾的官司中，书中这样描述“周秉昆的律师辩护得很给力，坚持四条理由要求从轻量刑：第一，周秉昆人人称道，是公认的好人”。那么好人犯错就应该重新量刑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法内无情，法外有情”，法律的威严绝不能因仁慈或者同情心而丧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情和法律的问题是书中人物的困境，也是现实困境。

对待兄弟友人，周秉昆也是当之无愧的好人。看到素昧平生的“老爷子”摔倒在澡堂，周秉昆脱下棉袄包住“老爷子”的脚并把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医院；出渣房发生事故后，周秉昆揽下了所有责任；“黑画事件”后，周秉昆不好再麻烦曲老太太，走投无路时，他才动用了自己编辑部的关系解决了此事；国庆的姐姐和赶超的妹妹都仰仗周秉昆的关照才有了份工作……周秉昆是民间所认可的好人，他们认为好人就是够义气。周秉昆够义气，他的兄弟友人也是互相扶持克服困难的。春燕需要上交“批林批孔”的文章，大家为写文章一筹莫展，最终是于虹找关系搞定了文章；龚宾因为叔叔的问题精神崩溃后，大家为住院费问题到处理论，最终曲老太太帮他们解了难；国庆父亲失踪时，所有人都努力寻找国庆的父亲；国庆父亲去世后，大家一起帮国庆处理丧事。大家互帮互助着过日子这是来自民间文化的影响，“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学做后一种好人对于他们反而比较可行，因为简单多了”。“六君子”的义气让我们看到了人情社会的美好，但正如周秉昆父亲所忧虑的那样，“朋友之间，谁有困难了互相帮助我是赞成的，大家共同帮助一个有困难的朋友也是我竖大拇指支持的事；可如果几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押宝似的押在一个朋友身上，那不就太没志气了？那样还不把那个朋友的人生给拖累垮了”。这就是人情社会下的困境，因为一个人的平步青云，他的家庭以及和他有关系的家庭都获得了自动晋级的便利通道，长此以往，一个社会的阶级流动依靠的人情而不是真凭实学，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因此，在人情社会中，解决靠人情关系谋职取利的乱象也是当下所面临的难题。

从早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为了收获》等到近几年的《人世间》《我和我的命》《父父子子》等，我们不难看出梁晓声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由英雄无悔的家国情怀走向人世间的世俗情怀。梁晓声规避了宏大叙事的空泛，将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融入时代变革中，以史诗性的笔触刻画了周家兄弟姐妹及其他人物的现实人生，为我们展现了各个阶层人物的现实困境，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华无法实现，或公务员无法正确处理私欲以及权力的冲突，或民间儿女混淆人情与法律的界限，或民间社会依靠关系谋利谋权，因此《人世间》的现实主义价值是远超当代的。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何典（1999—），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