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南宋“稼轩范式”隐逸词的创作特点

隐逸词是词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以张志和的《渔歌子》为开端，南宋发展至最高峰。隐逸词的大量涌现与时代背景、词人们的个人境遇及心态密切相关。南宋前期，内外交困，为隐逸词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大致形成了两股词风，一股以朱敦儒、叶梦得等为首的词人，继承并发展了苏轼清旷飘逸的词风，呈现柔糜感伤之气；另一股以辛弃疾、陆游等为首的大批爱国词人，在报国无门的痛苦境地之外寻求自我解脱，从而创作出大量的隐逸词，词风多变，极具特色。其中，辛弃疾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宋代隐逸词之冠。南宋后期的汪莘在《方壶诗余自序》中说自己最喜欢的词人有三位：“盖至东坡而一变……二变而为朱希真，……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由此可知，辛弃疾是南宋词坛具有代表性的词人，故而本文将这一时期隐逸词创作概括为“稼轩范式”。这批隐逸词人思想复杂、情感丰富、艺术手法成熟精湛，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本文从意象典故、题材、词体风格三方面分析辛弃疾、陆游、刘克庄和吴潜等词人的隐逸词，探究“稼轩范式”隐逸词的创作特点、艺术特色。

一、隐逸意象的使用

意象凝结着作者们内心最深沉的情感，是诗歌创作的灵魂，对意象进行解读是了解诗人作品思想内蕴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隐逸词的创作历程中，某些符号逐渐稳定下来，共同构筑了隐逸词独特的意象群，其中自然意象、隐逸者原型的意象以及相关历史典故尤为突出。此外，词人们在作品中也常常借助梦、酒等客观物象来展现隐逸情感，进一步丰富了隐逸词的内涵。

（一）自然意象

在辛弃疾和陆游的隐逸词中，表达隐逸的自然意象较多，如辛弃疾最喜“鹤、鸥、鹭”等动物意象，“梅、松、菊”等植物意象。对于向往归隐的人士来说，“鸟”意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自己的心志，如“鹤”意象就具有高洁、神圣等特征，能够体现出超凡脱俗的隐逸气质，这也是古代隐逸者所向往和追求的特质。辛弃疾词中“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水调歌头·盟鸥》）的“白鹤”便寄托了词人志在丘壑、放浪山林的心理愿望，又如，“谪仙人，鸥鸟伴，两忘机”（《水调歌头·造物故豪纵》）中“鸥鸟”意象表达了词人渴望隐居于世、淡泊凡尘的心声。另外，植物意象中的“菊”和“松”也频繁出现在辛弃疾的词作中。写“菊”的有“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所居丢山为仙人舞袖形》），“东篱菊有黄花吐，对映水、几簇芙蓉”（《金菊对芙蓉》），“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天”（《鹧鸪天·和昌父》）。写“松”的有“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水龙吟·题雨岩》），“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陆游的隐逸词中，也具有丰富的自然意象。例如，能够表达诗人坚贞不屈、高风亮节品格的“梅”意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代表着闲适逍遥、自由自在、超然物外的“云水”“烟雨”等意象，“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长相思·云水重》），“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欢万状，合散如烟”（《大圣乐·电转雷惊》）。这些自然意象的运用营造出一种归隐山水、安逸祥和的气象，同时也隐约流露出词人不甘隐逸的愤懑之情。

此外，吴潜也常在隐逸词中用自然景物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怀，他试图借助自然景物来转换自身的负面情绪，从外界获取力量来缓解内心的困境。例如，“皎月亦长有，今夜独娟娟。浮云万里收尽，人在水晶奁”（《水调歌头·皎月亦长有》）中“皎月”“浮云”等意象，词人将情感融入自然景物之中，从自然景物中获得内心的宁静感与超脱感。又如，“溪边屋，不浅不深团簇。野树平芜秋满目，有人闲意足”（《谒金门·溪边屋》）。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词人全然忘却了仕途上的种种烦恼，并沉醉于其中，体验刹那间所获得的“闲意”。再如，“景物春妍，莺花日闹，自是情怀今别。只有思归魂梦，却怕杜鹃啼歇”（《喜迁莺》）。即使思归之作也多以自然景物的闲适来衬托现实生活的不自由。

（二）原型意象

除了自然意象，原型意象也是隐逸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固定意象群。历史上的隐士类型各有不同，他们被词人频繁地写进词作中用以表明心志，逐渐构成了隐逸词的原型意象群，大致可分为三类：建立功业型、“立德”型隐士意象以及“老庄”型隐逸形象。

建功立业型隐士意象往往被士人用来表明自己渴望建功立业但又无奈归隐的心迹。辛弃疾一直渴望建功立业，残酷的事实也并未磨灭他的意志，“范蠡”是其常用的隐士意象，如《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中，“挂帆西子扁舟”借用吴越时期越国大臣范蠡，在破吴后与西施泛舟五湖的典故劝解内兄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

“立德”型隐士意象，词人们通过吟咏、学习这类隐士的归隐思想来抚平内心的失意，坚定自己的意志。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是这一类隐士意象的典型代表。他的隐逸行为、隐逸词风被众多文人士大夫所效仿，他本人也是辛弃疾与陆游等隐逸词人作品中借用的最多的隐士意象。辛弃疾极为推崇陶渊明，他在《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中称赞道：“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并且以陶渊明为导师，效仿他归隐田园后“种豆南山”的行为。陆游也极爱陶渊明，其词作《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中“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所展现的轻松心境与陶渊明归隐时的闲适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庄型隐士意象象征着词人们对自由、逍遥的渴望，期望摆脱现实的束缚，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最能够表达这种思想的隐逸意象就是“渔父”，其象征着淡泊、睿智、避世和高洁，受到隐逸者们的推崇与喜爱，辛弃疾、陆游等人亦是如此。辛弃疾写道：“手把鱼竿未稳，长向沧浪学。”陆游则向往“渔父”的旷达，并且效仿，“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何如伴我，绿蓑青箬，秋晚钓潇湘”。这些效仿的行为能够充分体现词人们对归隐的莫大喜爱。

除以上两种较为典型的意象群外，词人们在隐逸中常常借助梦、酒等来排遣胸中郁闷之气，展示内心的隐秘情感，这类衍生的意象对于诗人情感的宣泄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陆游的隐逸词中，“酒”及其相关意象出现次数较多。词人在遭遇挫折后，常借助酒来消愁解闷，寻求心里的安宁，而酒醉后梦中之境便是自己的心之归处。其词作“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鹧鸪天》）中有自我醒悟与安然自适，“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风入松》）中有洒脱与释然，都借助醉酒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即在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时，放下执念，正视自己的内心，追求内心的自由。

二、隐逸词题材的多样化

不同题材的涌现与词人处境与心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在隐居初期的辛弃疾，刚从官场脱身，摆脱了世俗的各种纠缠，与优美的环境作伴，过着较为闲散的生活，无不令人心情自在，短暂地忘却了烦恼。他沉浸山水之美中，写下来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歌，因此词人曾自称“一生不负溪山债”（《鹧鸪天·不寐》）。但是，在短暂的自我说服与宽慰后，埋藏在心底的忧愁又会令其痛苦不堪，正是这种多层面的情感变化构成了词人题材的多样化，与词人内在思想达成了统一。

“稼轩范式”中隐逸词题材较为丰富，大致可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吏隐类，“吏隐”是指词人在出仕和入仕两种矛盾之间徘徊不定的心态，一种是为官期间面对官场的黑暗与前途的波折生出归隐之心，另一种是归隐期间渴望出仕为国效力，却受现实阻碍，产生壮志难酬的无奈之感。以陆游东归前后诗词创作的内容作比，《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是词人在宁德时为官的作品，当时在官场上的不如意、对仕途和自身未来命运的不确定，使其感到失落与无助。因此，他只能“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在隐逸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而在陆游七十岁时所作的《谢池春·七十衰翁》中，上阕中写他的心中仍有凌云壮志，虽然已经是七十的老翁了，少年时建功立业的豪气依然存在，下阕笔锋一转写残酷的现实浇灭了他曾经的豪情壮志，如今只能饮酒赏景过个“神仙”日子。

第二类是山水田园类，山水田园类的诗词创作本身就与隐逸关系密切，作品能够展现主观、理想化的风景，还包括词人亲自躬耕、拜访农户、河田垂钓等内容，体现出词人隐逸生活的丰富性及其对纯朴自然风光的热爱，因此，山水田园类的作品必然为词人创作的首选。例如，东归后的陆游的山水田园类隐逸词涉及广泛，他欣赏“江天淡碧云如扫。苹花零落莼丝老”的美丽景色；“镜湖西畔秋千顷，鸥鹭共忘机”，与湖边鸥鹭和谐相处；还看“小燕双飞水际，流莺百啭林端”，过“投壶声断弹棋罢，闲展道书看”的悠闲生活，可见他对隐居山水田园之中闲适惬意生活的喜爱。

第三类是道家游仙类，道家的逍遥隐逸思想被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后，引入诗词中，成为诗词创作的一种题材。汉末魏晋时期郭璞等人的游仙诗是其典型的代表，到了宋代，游仙词已经发展成隐逸词中一种，并且带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游仙和隐逸两个概念并不能混同，词人们在继承前代此类诗词的特色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寄托和追求。那些体现词人释然的精神和对求仙追求的隐逸词有“摒除迁艳”的独特风格。例如，在陆游的道家游仙类词作中，能够看到期待远离尘世的陆游“挥袖别人间，飞蹑峭崖苍壁”；也能看到求仙问药的陆游，“觅个有缘人，分付玉壶灵药”；还能看到希望得道成仙的陆游“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这些词作展现了多种面貌的陆游，能够从多个层面来体会陆游说服自己放下难以实现的抱负，做个“神仙”逍遥自在，随缘而安的心理变化。又如，辛弃疾的词中也有道家理趣，其在《鹧鸪天·博山寺作》一词中云：“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他在有味和无味中追求快乐，也已经不在乎什么有材或无材，只愿与“松”“竹”作真朋友，与“花鸟”为兄弟。辛弃疾看似不顾世俗眼光，活得逍遥自在，但实际上他借助这种无所顾忌的处世态度来平复内心无力改变、壮志难酬的烦忧。

三、富于变换的词体风格

“稼轩范式”的隐逸词人们，虽然都是在具有一腔爱国热忱但请缨无路的痛苦之外寻求自我解脱而写下大量的隐逸词，但是由于词人们的心境不同，所形成的词体风格迥异，富于变换。

辛弃疾词风的变化与他的英雄心态与谪居心态有关。辛弃疾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式人物，他的人生理想是成为能够为国家恢复大业的英雄，所以当他无法再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之时，即使身处隐居之地，过着闲适自在的日子，也会在诗词中流露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本色。所以，辛弃疾的隐逸词中铺满了对国事的担忧，呈现出一种悲慨苍凉的底色。例如，他晚年闲居瓢泉时所作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与《卜算子·万里籋浮云》。前一首回忆其少年时代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感叹现在却成为一个不得不避世的毫无用处之人；后一首道出自己虽老骥伏枥，但志在千里的状态。可见他的这种英雄心态，直到晚年仍然盘踞在心头。身为英雄的辛弃疾一直与身为隐士的辛弃疾相互对抗，精神世界充满着矛盾和苦闷，所以他的词貌似闲适却并不闲适，貌似旷达却并不旷达，他的隐逸词的主导风格应是悲慨、苍凉底色下的超旷狂达。

陆游与辛弃疾一样是有报国之心，且愿意采取行动的爱国词人，但细查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大的差别。陆游虽曾经入蜀从军，但只是文吏，所以他的词中儒家文人的气质很强烈，这也是他隐逸后产生出仕与入仕矛盾心理的重要原因。刘克庄认为其长短句具有“激昂感慨”“飘逸高妙”“流丽绵密”的特点，这是因为陆游博采众长，有陶潜的田园之风、苏轼的豪放、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庄子的放达之气等，词作风格多样。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过一段话：“至放翁诗中，居梁益则忆山阴，归山阴又恋梁益，此乃当前不御，过后方思，迁地为良，安居不乐，人情之常与议论之矛盾殊科。”陆游虽然喜爱归隐的生活，但是又无法安稳地享受归隐的闲适，这种矛盾心态进而使得其词作形成了沉郁通峭、闲适细腻两种风格。这两种风格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交织出现在陆词中。例如，陆游在归居山阴时所作的一首《鹧鸪天》，词的前半阕描绘了一个超尘脱俗的居住环境，“家住苍烟落照间”“斟残玉淦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看似悠闲自在，但是结尾“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则是难以深藏自己无法实现报国之志的愤慨。

刘克庄和吴潜都是爱国词人，他们与辛弃疾一样对国事充满着忧虑，这是他们学习辛弃疾的内在动因，但是词风的走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克庄多表现为一种疏狂的心态，并展现了他性格当中疏放的一面，向着颓放的方向发展，形成疏狂颓废的词风。他颇以疏狂自许，在《一剪梅》中说“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谈论文章的热烈程度，竟然能让邻居的墙和胡床都倒了，面对他人的嘲笑，仍不以为然。由此便能够明白为什么他曾四次被罢官流放，仍能够镇定自若，保持怡然自乐的心态，正是因为这种疏放的态度让他得以排解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不致终日苦闷哀愁。而吴潜隐逸词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悲慨凄切之情，他不仅学习辛弃疾悲慨的一面，同时也吸收了几分姜夔的清刚之气，他学习并模仿了姜夔的《暗香》《疏影》等词作，多达八首，足见他对姜夔词“清空而有意趣”词风的推崇和喜爱。其把这种清空之气与归隐不得的凄切之音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独特的词风，如《贺新郎·用赵用父左司韵送郑宗垂》，这首词上阕写春光已逝，残花飘浮，美好的岁月消逝，白发却已星星点点，事业仍未成功；下阕接着顺承，事已至此，就不要再作无谓的消沉了，珍惜眼前的美景吧，接着“我亦”句逆转，既回应送人归去的主题，也表达自己欲归不得归的无奈，只留下歌一曲，恨千缕的深沉感慨，悲慨凄切之气油然而生。

隐逸思想与个人心境对“稼轩范式”词人们的隐逸词风格有重要的影响，使他们的词富于变化，但不变的是词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浓烈的爱国情感深藏于词作之中，令人动容。在现实的冲击与理想的双重打击下，有志之士被迫走上归隐之路，但是他们精神和思想并未因此而消逝，经过文学作品的世代传递，他们的行为与思想也能为困于此事的后来者提供自我解放的途径。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