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契诃夫《苦恼》与鲁迅《祝福》中的对比艺术

契诃夫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苦恼》的主人公车夫姚纳想跟别人倾诉丧子之痛，可几次开口都没有人愿意倾听，最后他只好把满腹心事向他的小母马诉说。作品中没有作者的主观说教，但读者却能从字里行间窥见人间冷暖与世态炎凉。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小说《祝福》展现了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鲁四老爷家准备过“祝福”时，见证祥林嫂猝死的悲剧。农村妇女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深刻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

郭沫若曾说：“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诃夫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兄弟。”两位作家都处于封建势力强大的时代，人生经历相似，都为生命而写作，愿意描绘劳动大众的生活。对比手法，是一种重要的传统艺术方式，是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凸显事物特征，表达强烈感情的一种艺术手段。在两部小说中，都使用了对比的手法，均有独到之处。此外，两部小说均体现了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将当时社会的人间冷暖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主人公前后变化之对比

契诃夫笔下的姚纳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随着故事的发展，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姚纳的情绪变化及祥林嫂的外貌变化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冷漠。

（一）姚纳的情绪对比

面对丧子这一沉重打击，姚纳需要通过倾诉来缓解内心的悲痛。题引“我向谁诉说我的苦恼？”使读者在开篇处直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忧伤。无奈，穿梭于马路的无数行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姚纳的诉说。

面对第一位乘客——军人的追问，姚纳沙哑地说道：“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可军人的兴致仅仅在于与赶车相关的话题上，对此没有丝毫怜悯和同情，而是一味埋怨姚纳赶车速度太慢。面对姚纳的诉说，驼子的反应是“大家都要死的”，随后便接着催姚纳赶车。三个年轻人的责骂反而使他暂时淡忘了苦恼，但不久后，情绪反扑。这般苦恼“再次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姚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着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然而人群奔走不息，没有人注意到姚纳，更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苦恼。他决定与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攀谈一番。仆人担心姚纳的雪橇弄脏他正在打扫的院子，厌恶地命令他离开此地。回到大车店后，姚纳想和年轻车夫诉说。可没等他开口，年轻的车夫就已经盖好被子，蒙上头，睡着了。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紧迫之事和重要之事。正如年轻车夫在睡意中渴望喝水一样，姚纳渴望把他的儿子去世的事有条有理地讲一讲，讲一讲他的儿子是怎样生病，怎样痛苦，怎样死去的。接连遭受四次无人倾听的打击后，姚纳走向了绝望。他萌生了“跟娘们儿谈一谈”的想法。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姚纳的想法从侧面反映了心事无处诉说的苦恼之深。最后，他只得向他的小母马诉说自己的苦恼。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情味的缺失可见一斑。

（二）祥林嫂的外貌对比

在《祝福》中，祥林嫂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遭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在封建礼制的摧残下，祥林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迫害。她两颊的血色逐渐消失，而后变成了“仿佛是木刻似的”。她的眼睛从“顺着”变为“直着”，再变成“瞪着”，最后变成“那眼珠间或一轮”。她也由一个体格健壮，做事好比男人的妇女变成了一个靠竹竿支撑身体的行尸走肉。她外貌和身形上的每一处变化，都是她所遭遇的苦难的印记，也是她所处的时代打下的烙印。

“我”在河边最后一次见到祥林嫂时，“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这是文中对祥林嫂的第一处外貌描写。此时的祥林嫂不仅肉体被摧垮，精神也被摧垮了。

第二处外貌描写是“我”第一次见到祥林嫂时，祥林嫂初到鲁家的形象。“头上扎着白发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此时的祥林嫂在为死去的祥林穿孝，她是不幸的。虽有不幸，但她还年轻。她在鲁家暂时安了身，生活依然有希望。

第三处外貌描写则是“我”第二次见到祥林嫂时，她被卖到山里，丈夫、儿子接连离世后回到鲁家的形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祥林嫂的外貌变化反映了其在遭遇接二连三的人生变故后受到的身心的双重打击。

二、人们对待“丧子”的态度之对比

在遭遇了“丧子”的不幸后，姚纳和祥林嫂都渴望向他人倾诉，但两人都遭到冷漠的对待。

（一）姚纳与“旁观者”对“丧子”的态度

姚纳与“旁观者”对彼此的称呼有巨大的差异，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旁观者”对姚纳“丧子”一事的不同态度。

姚纳的第一位乘客是一位军人，姚纳称其为“老爷”，这是一个敬称。然而，正如军人对姚纳的称呼“赶车的”一样，姚纳在军人眼中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车夫。在看似关切的一句“他是害什么病死的”后，没等姚纳把话说完，军人便叫喊道，“你拐弯啊，魔鬼！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魔鬼”“老狗”与其说是称呼，不如说是对姚纳的责骂。姚纳称呼三个年轻人为“老爷”“快活的老爷”，而三个年轻人对姚纳的称呼则从一开始的“赶车的”变为“老兄”再变为“老不死的”。“老兄”在读者看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称呼，不像“赶车的”那般不敬。但细细品读，仍能察觉姚纳不过是三个年轻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在他们眼中，姚纳只是一个赶车人，他的义务便是尽快将他们送到目的地。面对扫院子的仆人，姚纳称其为“老哥”，期待能引起他的注意，换来的却是驱赶。姚纳称呼年轻的车夫为“老弟”，可年轻的车夫喝完水后倒头就睡，未听姚纳诉说心事。

姚纳与旁观者的态度与称呼的巨大差异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对待姚纳“丧子”一事的态度不同。而对此的不同态度一是由于沙皇俄国森严的等级制度，二是由于当时社会缺失人情味。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处于沙皇统治之下，沙皇的专制制度使得当时社会等级制度十分森严。姚纳处于社会最底层，是等级制度的牺牲品。他早已习惯了人们的责骂和嘲笑，也早已习惯了艰难贫苦的生活。但儿子的离去，无疑给姚纳的生活雪上加霜。他渴望倾诉，希望通过倾诉来获得哪怕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

值得注意的是，姚纳的倾诉对象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比一个低的。从一开始的军人，到三个年轻人，到扫院子的仆人，再到年轻的车夫，最后是“娘们儿”和小母马。如果说军人和三个年轻人对姚纳的苦恼置之不理是社会地位悬殊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与他的社会地位相似的扫院子的仆人和年轻车夫对姚纳的倾诉也置若罔闻呢？尽管他已不断降低了潜在的倾诉对象的社会地位，但是在这个没有人情味的社会，他的一次又一次倾诉的尝试都失败了。不幸中的万幸，小母马倾听了姚纳的诉说。契诃夫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马之间的关系相对比，更具讽刺意味。

（二）祥林嫂与鲁镇的人们对“丧子”的态度

丧子后，祥林嫂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总想将自己的不幸向人们诉说，希望得到些许的安慰。然而一次次诉说却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理解和安慰。他们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作无聊生活中的调剂品罢了。

鲁四老爷第二次收留祥林嫂时，认为祥林嫂“克夫克子”“伤风败俗”。他不在意祥林嫂的生死，也不在意祥林嫂的丧子之痛，只是怕她败坏了风俗。而以柳妈为代表的鲁镇上的人们同样身处社会底层，受到统治者的无情欺压和迫害，却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戏弄祥林嫂，使她更加痛苦、惶恐。与《苦恼》中的姚纳“苦难无人诉说”的困境不同，祥林嫂的倾诉被鲁镇的人们反复倾听。在这一层面，姚纳的处境似乎比祥林嫂更悲惨。事实上，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她的丧子之痛，可这群“旁观者”把祥林嫂丧子的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消遣，并没有对其产生怜悯与同情。同样处在社会底层，鲁镇人在祥林嫂面前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旧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压抑着他们的悲悯之心。他们以祥林嫂失子的悲痛为快乐，他们的价值观是畸形的，给祥林嫂造成的伤害是沉重的。

三、主人公的变化之大与不变的社会环境之对比

姚纳和祥林嫂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事后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此期间，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苦恼》写于1886年，此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的残酷统治中，许多人变得卑微、麻木，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作出反抗，只能封闭心灵，安于现状。《苦恼》中姚纳的“苦恼”何在？在于饥寒交迫，食不果腹；在于丧子之痛，无人诉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后，姚纳的情绪强烈起伏，他由一开始的充满倾诉欲，渴望有人倾听他的苦恼，到屡受忽视后的失望乃至绝望。而沙皇俄国的等级制度依旧森严，这短时间内很难有起色。姚纳的故事正是沙皇俄国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

《祝福》写于1924年，此时的旧中国社会也处于黑暗时期。辛亥革命后，军阀官僚的统治取代了帝制，但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处在社会最底层，封建礼教、愚昧迷信的思想依旧压迫着广大人民。祥林嫂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一个典型。祥林嫂不仅在外貌上有巨大的变化，在心境和命运上也是如此。她由一开始的不幸但充满希望逐步沦落到不幸且绝望。而在短短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里，鲁镇却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祥林嫂的变化之大与一如往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祝福》的开头处，祥林嫂与鲁镇新年前夕“祝福”的热闹气氛格格不入。在《祝福》的结尾处，祥林嫂悲惨地离开人世，而鲁镇的人们则在“祝福”中兴高采烈地迎接福神，这无疑给祥林嫂的死增添了悲情色彩。人物与周遭的环境的鲜明对比深刻地揭露了鲁四老爷等人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残害。

殊途同归，实质无异。在不同的国度，底层人民同样面对强权的压迫，同样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孤独的灵魂无处可依。契诃夫和鲁迅这两位大家以小见大，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将人间冷暖与世态炎凉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的叙写，唤起了社会的改良和人民的觉醒，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郑祝倩（2002—），女，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