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皙辞赋的“俗”与“雅”

束皙是两晋时期一位颇具特色的文人，他的辞赋选材独辟蹊径，语言质朴直白，在崇尚绮靡华丽的西晋赋坛上独树一帜，然而因其多以世俗题材入赋，一千多年来，“文颇鄙俗”几乎成为束皙作品的定性评价。实际上，束皙的辞赋是雅俗并存的。本文将结合文本，浅析束皙赋的“俗”与“雅”。

束皙（261—300），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束皙在当时以“才学博通”见称于世，尽管他著述颇丰，其作品留存于今的却极少。束皙现存的赋作仅有《贫家赋》《劝农赋》《饼赋》《近游赋》《读书赋》等五篇，此外，还有一篇赋体文《玄居释》。诸赋皆篇制短小，内容别致，文字浅白。刘勰指出，束皙的赋丰富了赋体的“体物写志”功能。徐公持则认为，束皙的赋“代表了西晋文风中的非主流一端”，即使放在整个中国赋史中也较为罕见。束皙辞赋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先秦时期，《荀子·儒效》提出“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最早将“雅”与“俗”的概念进行区分。“雅”作为《诗经》六义之一，代表着“雅正”，有正确规范之意。“俗”一开始指风俗、习俗等，延伸到文学审美领域常常意指主题精神与学术观念的粗浅和鄙俗。在文学史上，“雅”往往得到肯定、赞扬，“俗”则受到否定与批判。最先在审美领域对“雅”与“俗”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刘勰与钟嵘。刘勰《文心雕龙》：“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这里“雅”指的是雅正的内容，“丽”指的是华丽的言辞与形式。在此基础上，刘勰又提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钟嵘在其《诗品》中所推崇的“雅”是“情兼雅怨”“情喻渊深”这种具有审美内涵的“雅”，同时他对当时诗歌尚俗的风气予以肯定，雅俗兼善是其审美理想。

一、束皙辞赋之“俗”：题材与语言的通俗化

西晋文坛崇尚绮靡华丽的文风，赋作的主流是错彩镂金、铺陈罗列，束皙虽博学多闻、学通古今，他的辞赋却不事绮丽，不常用典，又多以世俗生活入赋，因而为人称“俗”。对此，徐公持进一步明确：“‘俗’化即平民化、生活化在文风上的表现。”纵观束皙为数不多的存世之作，不难发现其辞赋主要取材于生活，内容多是对日常事物的描写，常表现自己的窘迫困顿，以及反映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语言易识易懂，文风通俗平实。

《饼赋》是束皙存世赋作中最长的一篇，文中对最是寻常的平民食物——饼，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先写饼的来历，“饼之作也，其来近矣”，其名并非出自典籍，“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于殊俗”。再说饼之妙处，饼是一种四季皆宜的食物，“春季温暖，宜食馒头；夏季炎热，应多饮水，则吃汤饼；秋季凉爽尚温，可肴馔；冬季寒冷，宜热食，则吃面饼”。接着细述饼的制作工艺：小麦先去麦麸、制成面粉，将面团揉至筋道光滑以为皮，羊肉、猪肉肥瘦各半剁碎，以盐巴、香料调味后糅合成馅，然后“火盛汤涌，猛气蒸作”，包子就这样做好了。随后称赞制饼师傅娴熟的技艺：“面弥离于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驳驳，星分雹落。笼无迸肉，饼无流面。姝喻冽敕，薄而不绽。”最后形容汤饼成品的色、香、味、形：“嶲嶲和和，䑋色外见。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寻常可见的饼，在作者的描摹润色之下宛如珍馐。如此美味使得“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呧唇，立侍者乾咽”，惟妙惟肖。汉以来的辞赋不乏涉及饮食的描写，但通常以宴饮（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为主，用来展现钟鸣鼎食的气派。以平民饮食为描述对象的《饼赋》显得格格不入，“时人薄之”也是情理之中。到了明代，张溥在《晋束皙集题词》中肯定了《饼赋》的可贵之处，认为“其质致近古，由彼雕缋少也”。

今人观之，《饼赋》亦因其与众不同的选材及生动细致的语言，独具一番人间烟火气息。

在《贫家赋》中，作者在“贫”中观“贫”，以质朴平白的语言铺陈生平潦倒之情状。开篇先述命途之多舛：“奈遭家之轗轲，婴六极之困屯。”再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坦言生活之窘迫：穿衣无法御寒——无衣褐以蔽身，饮食忍饥挨饿——食草叶而不饱，煮黄当之草莱，作汪洋之羹飦；住宿屋不避雨——有漏狭之草屋，无蔽覆之受尘，出行即遇险阻——债家至而相敦，乃取东而偿西；走投无路只好“退顾影以自怜”。该赋直观地描画了下层百姓悲惨的生活图景，坦然道出自己生活的百般艰辛，不由得使人深思：是什么造成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困境？束皙发出这样慨叹：“蒙乾坤之偏覆，庶无财而有仁。”世风日下，黑白颠倒，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合理：劳动者劳而无功，富人却坐享其成；贫穷者尚存仁义，富贵者却寡廉鲜耻、为富不仁。文章末尾直白地描画了这样一副图景：丈夫感喟，妻妾哀叹，悲风呼啸，小儿啼哭。余韵悠长，读之令人心有戚戚。

在讲究华丽雕饰、辞藻堆砌的西晋文坛，束皙对“俗”的尝试显得十分可贵。上文所列举的两篇赋作选材平实、语言通俗，少有引经据典以耀文采，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当时贵族的生活风尚和创作倾向，格调上欠“高雅”，也许难登“大雅之堂”。但总体上可以说束皙辞赋俗而不庸，粗而不鄙。朴实无华的文辞并未削弱其赋作的表现力与感染力，正是因为束皙有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察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的赋作才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正如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所指出的，束皙辞赋在题材和语言上的通俗化是“对辞赋创作‘雅’传统的反拨，也是对辞赋功能的新开拓”。

二、束皙辞赋之“雅”：思想与艺术表现的升华

石昌渝曾说“中国古代雅文化以礼乐诗书为内核，是一种贵族文化；俗文化以民间意识为内核，是下层人民的俚俗文化。”在此意义上，尽管束皙辞赋在题材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内容上有通俗化倾向，但究其思想和艺术表现仍未脱离“雅”的本质。

（一）情感之雅正

束皙辞赋文本浅显，却体深悟正。在时代背景和怀才不遇的个人遭遇之下，束皙较之常人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劝农赋》中，作者对污吏进行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表达了他对下层百姓的悲悯与关怀。劝农小吏“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已，良薄澹口”。百姓不得不用肥脯和美酒来“贿赂”这些污吏：“受饶在于肥脯，得力在于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豚鸡争下，壶榼横至。”小吏尚且可以造成这样的危害，更不用说大官僚对百姓的剥削了。该赋相当直接地抨击了世俗时弊，却非通篇是愤怒的谴责，而是带有诙谐、幽默的讽刺，这亦是其独到的艺术特色。在当时，辞赋几乎是以歌功颂德为主，文风华美，常常失于“文繁意少”。而束皙却将反映阶级剥削的社会现象写进赋中，尤为难能可贵，无愧于“文以载道”的创作本旨。

束皙的赋体文《玄居释》，以“侧进者”与束子（束皙本人）对话的方式，反映了束皙超尘逸俗的精神世界。侧进者从儒家积极入世的角度，提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张：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束子则强调追求个体的自由与本性的复归，“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并表明自己的心之所向：“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绥而长逸。”全文寓情于理，笔调自然流畅，情辞高雅。

（二）意趣之清雅

在语言和内容通俗化的表象之下，束皙辞赋依然不离文人意趣，这主要体现在他所描述的精神生活、田园生活情趣及其所创设的恬淡幽雅之意境。《读书赋》中的耽道先生是一位淡泊名利、归隐闲居的读书人——他“澹泊闲居，藻练精神，呼吸清虚，抗志云表，戢形陋庐。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斯是陋室，他却安然处之，恪守忠孝仁义的信条，以孔子、原宪、颜回、倪宽、朱买臣等先贤为榜样，“仲尼读易於身中，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固穷守节，于怡然自得之中，流露出安贫乐道之意。

束皙辞赋善于将普通生活艺术化，借日常琐事抒发其个性化的情思与志趣。据《晋书·束暂传》记载，束皙“性沉退，不慕荣利”，束皙这种宁静淡泊的追求也体现在了他的《近游赋》中：“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穷贱于下里，寞玄澹而无求。”在魏晋动乱的时势下，《近游赋》所描绘出安逸恬淡的田园生活场景似是一片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抒发了作者安于贫贱、甘于清苦、隐逸自适的思想态度。

（三）遣词之雅致

束皙的辞赋语言一方面浅显易识，另一方面又蕴藉典雅。再以《饼赋》为例，形容饼的制作工艺是“尘飞雪白”“珠连砾散”；描写面饼成品是“弱如春绵，白如秋练”。描写对象虽为贫民面点，遣词造句却不失雅致，“尘”“雪”“珠”“砾”均属雅词，加之音律和谐、朗朗上口，在雅俗的反差中增添了谐趣。

束皙辞赋虽不事雕琢，但也会用典。《读书赋》列举了《卷耳》《蓼莪》《硕鼠》《白驹》等名篇，表明了自己愿为忠臣、为孝子、为清官、为贤士的心之所向；又引用了孔子读《易》、原宪与颜回安贫乐道、倪宽“带经而锄”、朱买臣负薪读书的故事，使文章因“典”而“雅”。末句“贤圣其犹孳孳，况中才与小人”，让人不由得正襟危坐以反躬自省，不敢懈怠。《近游赋》记录了作者读书之余的乡野见闻，其中“乘筚辂之偃蹇，驾兰车之疲牛。连槌索以为鞅，结断梗而作鞦。攀荜风而高蹈，朅徘徊而近游”一句实有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的风韵。

三、“俗”与“雅”的对立与共赏

总体来说，束皙之辞赋雅俗并存，俗不伤雅。束皙对“俗”的尝试难能可贵，对“雅”的坚持亦不可忽视。可以说，其赋作在取材与内容上的“俗”与其情志、意趣之“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古人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常出现“非俗即雅”“非雅即俗”的偏见，将“俗”与“雅”置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实际上，“俗”与“雅”并非毫无共通之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雅”与“俗”的定义与标准也不尽相同。先秦时期，《诗经》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为雅，这里的“雅”指“雅正”；晚唐时期，贾岛、姚合一派的苦吟诗人，殚精竭虑地推敲字句，吟咏不离梅兰菊竹、琴棋书画一类的雅词。雅则雅矣，又失于诗境狭窄；宋代的士大夫以官场为俗，以山野为雅，这里的雅是文人所谓“风雅”；明代兴起一股“尚俗”之风气，讲求“越俗越雅”……可见，在一定的情境下，“俗”与“雅”是可以相化、相补的。

“高雅的常与上层统治阶级及其生活相联系，这部分人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欣赏水平也高，所以反映了他们生活和情趣的艺术品，就被视为是高雅的艺术……而反映普通老百姓生活愿望被百姓所乐于接受的艺术品则被视为格调低俗。这种从接受对象的文化水平角度衡量艺术品的观念具有很强的阶级内容，含有对劳动者等下层群众的强烈的鄙视和轻蔑的意味，是一种必须更新的观念。”雅俗之争由来已久，然而“俗”与“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不应成为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准。周德清曰：“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笔者认为，或雅或俗，皆须寓目，“雅”与“俗”过犹不及，二者若能互融共赏，则是恰到好处。正如鲁迅所言：“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福建人民武装学校）

作者简介：李树艳（1992—），女，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