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甘露小说的陌生化

孙甘露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其小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现代主义思潮为背景，从陌生化视角出发，认为《我是少年酒坛子》不仅在叙事语言方面进行了革新，还在结构与时间等方面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藩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兴起了一股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我国文学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出现了以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残雪等作家为代表创作的“先锋小说”，即在思想上反叛传统与权威，创作上打破传统叙事格局，强调艺术形式技巧等。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重要观点，指的是将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手法展现出来，从而延长人们感受的时间，并激起强烈的情感体验。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就是运用反常化的手法把形式加以复杂化，从而增加人们对事物的感受难度”。为此，形式批评的理论家们从文学的本体“文学性”出发，提倡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艺术技巧实现小说的艺术性表达。上海作家孙甘露自1986年发表充满先锋意识的《访问梦境》以来一直在文学形式领域深耕，发表了众多引人瞩目的先锋作品。其《我是少年酒坛子》以“酒鬼”与“诗人”在酒馆的谈话为主要内容，以荒诞的对话与诗意的语言在解构和重建之间滋生出浓厚的陌生化色彩。

一、叙事结构的陌生化

中国传统小说基本上以情节作为结构中心，呈现出“开场、伏脉、接笋、结穴”为顺序的因果逻辑方式。陌生化理论认为“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在形式主义批评家那里，“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为了不使体验事物的方式日益自动化与机械化，作家需要不断地采取陌生化手法创造出新颖的形式，正如孙甘露所言：“（先锋作家们）在当时写作时各自的创作、倾向、方法、态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而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在一定意义上对“先锋创作”起到了示范和推广的作用，不仅使用了元叙事的叙事手法，还在结构与语言方面充分展现了陌生化的创作风格。

首先，《我是少年酒坛子》打破了故事的整体性，将故事碎片、人物回忆、动作片段等进行碎片化的粘贴。文本以引言、场景（一群人过山、分开后各自下山过河）、人物（酒鬼）、故事（“我”与北方诗人谈话，后诗人不知踪迹）、尾声（渔色英雄傍水而坐）为结构组织故事内容，将经典小说中糅合为一个整体的叙事要素如零部件一样拆开展现在文本之中，上述六个部分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以至于他们的谈话变成了并存的碎片，如话题依次是“藏”的游戏、“我”说见到了诗人的祖先、诗人谈父亲与女人、诗人说想死在花园中等，话题是随心所欲地展现在文本之中的，呈现出没有特定逻辑关联且支离琐碎的片段，也没有能贯穿始终的谈话主题。可以说对话就是故事的内容，传统小说中因果逻辑连贯叙述的方式消解于“无意义”的谈话之中。

不仅如此，孙甘露在这篇小说中打破了传统叙述者的全知全能属性，消解了人物在文本中的具体意义。尽管在传统小说中，直述其人的手法在此后经历许多变体，但其中一直贯穿的是对人物背景与性格的清晰展现，而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法”理论强调：“把一个事件或者一个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孙甘露在文本中并没有展现每一个人物确定的背景与性格，甚至不承认叙述者是可靠且值得信任的，诗人与“我”的身份不详，叙述者“我”是有着“一壶浊酒，几句昏话”的世界并且毫无逻辑的叙述者：“今夜我，就是这个样子。装作醉了的样子……我这个样子，醉成这个样子，当然找不到什么可以做样子。”不仅人物的处理方式是令人陌生的，人物的出现与退场和事件并无太大关联，人物本身带有一定的荒诞感。比如文本中的诗人在谈了一会儿话之后，奔下坡道去追赶金币与一匹发情的骡子，并且“诗人此去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所踪的诗人与装醉的酒鬼构成了荒诞的人物表达。

二、叙事时间的陌生化

时间是什么？正如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发出的疑问：“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我们无法将时间从客观的生产生活中分离开来，使其成为客观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小说文本的时间则更为特殊，托多罗夫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则是立体的。”故事发生是立体的，即在同一时刻会有不同的时间流向不同的事件，而小说文本受文字排版的限制，只能对同时发生的事件进行先后论述，千百年来作家的笔下一直流淌着这个充满秘密的谜语，通过调整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灵动地穿连起一篇篇动人的篇章。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对于叙事时间的陌生化处理在于否认了时间的不可逆反，在回忆叙述中通过心理时间取代物理时间进行篇章的组织。

现代性的时间是一种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且不可逆的时间状态。先锋作家们主动摈弃了一往无前的现代性时间，孙甘露首先在文本中以“回忆”的姿态对线性时间作出反抗，它强调过去的时间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酒鬼“我”念念不忘，写出与诗人谈话的故事，而“我”带领读者进入了过去的时间，以自然主义小说写作方式将邻桌的表情、与老板的对话、诗人的动作等细枝末节的事件叙述得无微不至，所以这两种时间在时空回忆之中交织融合在一起，转化为“我”现时的感受。

孙甘露不仅在整体架构中违背时间的线性，甚至大胆地将物理时间从文本中抽离。他使用了诸多炫目的叙述技巧将时间分割抽离于文本，正如现代主义中著名的小说家博尔赫斯在《三月四月》中否定了序列性与共时性的时间观念，《我是少年酒坛子》也颠覆了在传统小说当中确定性的时间观念，文本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如在谈到事件发生的时间背景时，“确切的时间是百年中的某一天”，呈现出不可把握的时间状态。并且整篇小说甚至很少提到时间点，而是以不断的谈话、心理的流动为叙述的内容和目的，文本中呈现出的时间不再是完整的线性时间，而是一种静态、重复等支离破碎的状态。这种对时间的模糊处理打破了读者对于时间认识的固定观念。如果说回忆与模糊的时间观念是孙甘露对于固定线性的时间观念的一重颠覆，那么宣布事件的无意义则是对叙事时间的二重颠覆。孙甘露在《我是少年酒坛子》的末尾处称这是一个“杜撰而缺乏张力的故事”，即宣称事件所依附的时间也是无意义的，甚至这些回忆只是在“百年之中”的某个夜晚已经“醉得不成样子”的“我”在杜撰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傍晚”所发生的荒诞故事。

三、叙事语言的陌生化

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即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性”只能在纯粹的文本世界中凸显出来，即必须从语言着手进行根本性革新，使用异于普通经验的语言表达对生活的原初感受。先锋作家们明显学习和借鉴了形式主义的思想，将语言进行类似于科学实验式的组合与错位，力图挖掘语言表达的多种方式，呈现出新颖而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

孙甘露在《我是少年酒坛子》中使用着纯熟的语言实验，在语言的错位与变形中将常见的如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都展现出陌生化的韵味。他常将句子和语词进行翻新组合，如开头处描写上山的一群人：“他们手持古老的信念。”在描写他们思考时，古老的信念、手持信念、思考罪孽、耻辱安慰人等一系列新奇的组合构成了《我是少年酒坛子》的一道语言实验风景。句子与句子的组合也突破了日常语法规则，如“倘若一年四季对镜梳妆却从不出门的女人值得我们一年四季留心窥视，那么端坐在阳光下的圈手椅里读各种报纸的老年人的内心生活更加无从揣摩”。甚至句子在逻辑关系上是前后矛盾的：“今夜我，就是这个样子。装作醉了的样子……我这个样子，醉成这个样子，当然找不到什么可以做样子。”孙甘露任意组合句子，在传统句法规则的碰撞中展现新颖陌生的效果。

在这种剪裁拼贴词句的过程中，孙甘露有意追求一种诗意的效果：“我们应该属于一种伟大的生命和写作的诗性传统。我只想在这样的生命和生活的传统中做一个伴水而坐的诗人。”他常在小说中建构一些古典意象，化用古典诗词，如“我的世界，也就是一眼水井，几处栏杆。一壶浊酒，几句昏话”。“井”与“栏杆”“浊酒”等意象饱含古典诗词的韵味。在《我是少年酒坛子》中，“场景”一辑对1959年进行了回环往复式的吟唱，并且在切分语句时对标点符号进行反常运用。孙甘露大胆地用了一连串的句号来凸显常规符号难以表达的意蕴，如“沉思默想的英雄们表演牺牲。在河流和山脉之间。一些凄苦的植物。被画入风景”。这种独特的断句手法读起来犹如现代诗歌，包含着诗歌的乐感，也有令人无限遐想的意境。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语言的陌生化还体现在使用了繁复的隐喻与象征。孙甘露在无逻辑的会话片段的拼贴中以隐喻的结构描写了人们生存的状态与精神指向，他规避了明确的能指与所指，在拉长读者感受时间的同时，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模糊多义的状态。比如，酒鬼与诗人谈到带有政治隐喻的“藏”的游戏、酒馆里类似于鲁迅笔下看客的“听客”与诗人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对立关系、诗人奋力追赶金币又轻易放弃等象征细节的处理都使文本变得非常复杂，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先锋文学是中国文学界一次颠覆性的革新运动。它企图颠覆千百年来国人对于小说的习惯性阅读经验，通过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更新读者的阅读心理与期待，是现代主义思潮蛰伏数十年的一场绽放。孙甘露作为先锋创作的代表人物，从《访问梦境》到《我是少年酒坛子》再到近作《千里江山图》，他逐渐摆脱了西方思潮的影响，从先锋走向现实，从纷繁错乱的呓语转向精妙故事的讲述，他建立起了属于自己又属于社会的文学王国。（渤海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牛博文（2000—），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为乡土文学、中国当代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