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汪曾祺《绿猫》中的青年作者形象

青年作者群体随着新文学报刊的蓬勃发展不断壮大，自20世纪20年代起，相当多的作家尝试过将“青年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纳入小说叙述中，青年作者经历了一个由新兴的文学创作主体到典型的富含多种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的变化过程，最终成为作家笔下固定的小说形象。青年作者的形象遍布于新文学作品中，在汪曾祺《绿猫》中尤为典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绿猫》讲述了一个前途无着的青年作者柏和朋友“我”分享寂寞而又苦闷的生活和写作的故事。这里的青年作者指的就是以《绿猫》中的主人公柏为代表的，努力写作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伴随着焦灼、悲怨和痛苦在写作中挣扎的人们，蕴含着写与不写以及如何写之间的焦虑。本文将从写作、生活、环境、精神四方面分析青年作者形象的主要特点，并研究青年作者形象的形成原因和现实意义。

一、青年作者形象的主要特点

（一）写作困难的焦虑者

在小说《绿猫》中，柏是一位落魄的青年作家，终日困在幽闭的屋子里，不分昼夜地努力写作，以贴补自己贫困的生活。这种不停歇的写作使得柏长期与外界隔离，生活沉闷，无暇读书思索观察，写出的文章过时落后、贫瘠干瘦、晦涩僵硬。但迫于补贴家用的压力，柏不得不绞尽脑汁“硬写”，到最后他甚至完全写不出文章。柏的写作困难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不知道写什么，脱离了社会这个文艺的源泉，柏只能费力寻找那些荒诞奇怪的物象“绿猫”;二是写不下去，柏在朋友“我”面前颓然地作废了《绿猫》的原稿，完成这份作品遥遥无期;三是写不好，写出的作品在审稿时被不断推翻再改，一经发表又要被批评指责，只能安慰自己“天下没有不刊之论”。这一系列糟糕的经历使得柏备受写作困难的折磨和煎熬。即使不分昼夜地努力写作，结果却仍不尽如人意，伴随着焦灼、悲怨和痛苦在写作中挣扎，柏自怨自艾，又无能为力，陷入内耗的怪圈，苦不堪言。

这群本来因为热情投入写作的青年作者再也不能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什么新鲜事情，什么优美，崇高，陶醉迷人事情”，只剩下焦虑与痛苦。他们失去了文学兴趣，也就失去文学创作的生机，枯燥、庸俗、无聊、萎靡不振，或者生命力衰竭，或者生命力被窒息摧毁，已然成为精神上的残疾人，在文艺的乐园中肆意奔跑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写作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是没有话却找话来说，他的动机就不会纯粹，他的来源就不会坚实，他的态度就不会真诚，即使绞尽脑汁写出作品来，也不会有很大的艺术价值。

（二）贫困寂寞的边缘人

青年作者往往面对着生活贫困的窘迫处境，文中这样描绘柏的屋子：“一张窄窄的小桌子，桌上又是肥皂，又是牙刷，又是换下来的衬衫，……，杂，乱，多，不统一，不调和。”可以看到，拿着可怜薪水的柏挤在一个又暗又湿又霉又臭的房间里，屋子狭窄杂乱，环境糟糕。柏在这样的贫困苦闷中还不能放下笔来，他是麻木的，是绝望的，是无力抗拒乞怜哀楚的边缘人。物质贫困的尴尬已经成为青年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直接难题。文中的“我”在醉后哭诉道：“你不知道我多难受，多寂寞！这是什么生活？什么时候光明才能照到古罗马的城楼？”用光明形容精神理想，用古罗马的城堡形容无处可逃、得不到回应的生活困境，表现了青年作者苦于贫穷苦闷的生活带来的暮气沉沉的精神困境，经受着物质和意识的双重贫困。

“贫穷乃害人之物，然，它如神鬼偏爱士人。”虽说自古以来就有“文人多穷蹇”的说法，文人也有着甘守寂寞的清贫观。但新文学作品中青年作者的贫穷与传统寒士的清贫有很大不同。传统清贫的寒士虽然也有抱怨，“但大多并不因此坠志自贬，相反穷而弥坚”，而青年作者贫困的物质生活并没有锻炼他们的精神，反而在透支他们孱弱的精神世界，他们自怨自艾，贫弱昏聩，物质欲望的刺激不断膨胀，青年作者因为这样物的贫困而自我物化，出售心灵，生命力萎缩。

（三）闭门造车的空想者

闭门造车、满脑子虚浮想象的作者，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普遍出现，他们被称为“屈居一隅的室内作者”。这样的青年作者写出来的文学是书斋产物，是个人精神，既不贴近人民大众，也不可能从人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和营养，于是不可避免地变得狭窄、形式化和僵化。鲁迅《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者就对创作小说的“常规”了如指掌，他构思人物自有一套：“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高尚优美，高尚……。男的是文学家;女的也是文学家，或者文学崇拜家。或者女的是诗人;男的是诗人崇拜者，女性尊重者。或者……”没有实践，有的只是闭门空想，用套路和经验来写作，青年作者已然十分熟悉这一创作手段。

事实上，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亲身体验比二手感受更为重要。《绿猫》的前言中节选了一段《文心雕龙》：“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是情物相照，是辞以情发，是物感论，即因物感情。朱光潜先生提到，如果你想写一个特定的社会或一种类型的人物，你必须完全了解这些社会和那种类型的人物的外部、内部生活，这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经历。为了深入看待生活和体验，最好依附于生活和体验，并生活在同一种生活中。生活越丰富，对人性的理解越深刻、越广泛，作品就越真实，这样它就不会像雾中的花、水中的月。

（四）迷茫无着的失意者

迷茫无着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危机。“柏是个热情人，虽然也给压得差不多坏了，但劲儿似乎还有一点儿。”柏从智慧、热情、潇洒的人变成糟糕透顶的人，青年作者的这种阴郁性情和狂躁个性，是个体面对现实的无助和对意识底下的情绪的依赖。青年作者往往带有“神经质”的情感宣泄，遭受着生活的困厄与无助，被评价为“精神空虚，顺着大众的思潮随波逐流的人”等，他们渴望改变与突破，却缺乏自信。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作者逐渐迷失自我，被干枯浊俗和生趣索然压抑束缚，他们想要摆脱这种被动和低迷的命运，却找不到方向和出路。青年作者的价值情怀受到了物质与世俗的严重拷问，他们原本具有的文学创作的壁障被世俗凿穿，被物欲所浸淫，形成了巨大的“文化荒漠”，从前依托的真正艺术在这里相较形如镴枪头。他们遁入世俗的庸常生活的同时，灵魂的追寻不再成为必需，精神素质持续恶化，越陷越深，恍然不知，在与麻木、愚蠢、庸碌斗争中失去方向。

二、青年作者形象的形成原因

（一）幕后作者的“自画像”

《绿猫》中的柏与汪曾祺青年时期的生活、写作状态息息相关。青年，在忧愁苦闷的深渊，更确切些说：缺钱，是把汪曾祺推进这个深渊的罪魁祸首。在寄给好友的信中，汪曾祺坦白了物质贫困给他带来的困窘，他写道：“没碰到振邦以前，我已经饿了（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十二小时。”这种因缺钱而饥饿的现象可以说是汪曾祺的日常生活。为了缓解饥饿，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们想方设法挖野菜，用油盐炸野菜来解饿，甚至还吃了当地一种叫“豆皮虫”的昆虫（虽然这种昆虫的气味使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

物质贫困同样给汪曾祺带来了精神上的困窘。“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我的圆光了。”感情麻木、思想昏钝，他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沦落至此，混乱的世俗像浑浊的海水拍过来拍过去，他则在看不见天空的水面上漂浮。当然，这些描述自然可以看作青年作者试图强装苦闷来表达他们的悲伤。但汪曾祺的贫困并不是文青矫作感伤。当他进入社会的时候，命运还在追捕并殴打这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他落魄得像“在一片泥泞中的羽毛”。这个缩在栈房里，连勒紧空瘪肚子的皮带都没有的青年作者，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小贩“一点一点摘一个淡面包吃”，他吃得很慢，脸上还是带着无力的表情，窒塞而残损。

《绿猫》这种写实性体验是汪曾祺在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新现实等文学创作导向下打出的“生活体验”的旗号，他也通过这种“拟自传”的方式自我反思、自我体察和自我估价。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自觉角色来明确自己的文化批判立场，但柏这个青年作者形象的塑造意味着调整与尝试，也就是说，汪曾祺通过文学塑造来改变自己、自我澄清的方式。

（二）警醒文坛格局

新文化运动之后，通过出售文学来救穷已然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作者的基本生活方式，对于许多游弋在城市中的青年作者来说，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无限的光源”中“创作”，而只是为了维持生计。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提到一个文人要有高瞻远瞩，“否则食而不化，学问反而足以梏没性灵”。第一，青年作者“为写作而写作”或者说是“为钱而写作”的着眼已然成为他们创作的弊病。一个作者如果只是要向读者博取一些稿费或版税就假意逢迎，不肯以深心交付，那么他的态度再诚恳、努力或亲切，他的作品也绝说不上是文艺。第二是写作手法存在问题。文中的“我”警告柏：“（《绿猫》）这样的小说我没有看见过，这算什么呢，算心理小说？心理小说在中国还是个颇‘危险’的东西。”柏写的小说有刁钻古怪的情节，却没有好故事，至于对人物描写、心理分析、情感与语言的融贯，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了解等方面，都全然忽视。第三是风花雪月的滥调。文中一位好事者说：“猫不是猫，是很多东西，是大白兰花树，是银灰藕合，寂寞安定，是青竹篮带露羊齿叶，是如梦如春，叆叇朦胧，是枫树，青色闪，是浪漫感觉……”他不明白“连篇累牍尽是月露风云”，如果追求这种“雅到俗不可耐”的写法，再优美的文字也是空洞腐滥，既不表现任何情感，也不能引起任何情感。第四是“说谎”。说谎是强不知以为知。鲁迅《幸福的家庭》中的“他”构思一个幸福的家庭：明明没有出过国，却要描写留学生的生活;没有仔细研究过一个自由平等家庭的氛围，却在一篇小说中拿受过高等教育、优美高尚的夫妇做主角。尽管他的想象丰富，但他所写的一定缺乏文学作品所必具的真实性。

小说总体上有上述四种弊病，也有许多承担启蒙话语言说的作家把目光投注到这，关注文学创作者精神领域的匮乏，弥补许多作品中对精神拯救立场的失落和或缺。无论是汪曾祺的《绿猫》还是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作品中安排人物与生活的抗争是相同的，不甚明朗的摸索中不动声色显露了力图摆脱意识危机的努力。

三、青年作者形象的现实意义

《绿猫》中的青年作者渴望变化和突破，却被文学创作的磨难所折磨。因为创作而带来的痛苦不可否认，但我们不能因为虚无的窒息而放弃文学创作，只能自我反省，因为文学本身就一定无罪。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者，我们要维护自己的精神气质，使其能够多方面、和谐发展，既不作“病梅”残缺，也不因学问臃肿而梏没性灵。风调雨顺的大环境给我们欣欣向荣、茂畅扶疏生机的同时，情感思想也要发芽开花。窒塞情感而残损，或情感肆意宣泄，都是不健康、不美的。文学创作是感情思想的表现，也是生命力发展的契机，青年作者要想表达真情、成就人生，离开正确的文艺绝不成。

（宁夏大学）

作者简介：庄佳林（2003—），女，江苏宿迁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