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下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通过对《荷马史诗》的相关研究，部分揭示了当时希腊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由此“发现真正的荷马”。维柯这种侧重关注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模式此后便成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渊薮。19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丹纳提出了著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由此社会—历史批评得以完全确立。他的名言“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也一直为社会—历史批评者奉为圭臬。而杜甫以其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和笔耕不辍的顽强毅力，用千余首诗歌映射了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发展史，成为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诗人。本文以其《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为“一斑”，借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来“窥”得背后暗藏的社会意义，并对比分析同时诸人的同题诗作，以期更深刻地把握杜甫的“诗史”精神。

一、《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内容分析

据学界考证，目前基本可以确定杜甫创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时间是天宝十一年（752）。这一年秋天，岑参自安西回京述职，相邀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同僚诗友出城郊游。众人来到慈恩寺，见宝塔巍峨俊逸，拾级而上，触景生情，遂吟诗唱和以助兴。薛据诗作如今早已失传，而高适、岑参和储光羲均在杜甫之前题咏，但杜甫的这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却能“后来居上”，为清人仇兆鳌评价为“压倒群贤，雄视千古”，必有其独到之处。现将全诗摘录如下并

分析：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从“高标”到“撑幽”的前八句是叙登塔的过程;“七星”始到“皇州”结的中间八句是描摹登顶所见;最后八句则是抒发登塔所感。俗语有言“山歌好唱口难开”，诗歌的开头几句往往能体现作者的巧心。“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是诗人对慈恩寺塔的初印象也是“定性语”。诗人仰观慈恩寺塔时首先就抓住了其高耸的特征，并用“高标”来比拟塔的直冲霄汉，“孤寒之气”已杀出纸外。若对比高、岑、储三人对慈恩塔之高的描写，就更能感觉到杜句的“孤寒”。高适诗“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是用情感之“惧”反衬塔之高;岑参诗“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虽有“涌”“耸”等好字，但却流于表面;储光羲言“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则是更常规的写法。而杜甫只用“高标”一词，不言“孤高”已言“孤高”，那孤耸的慈恩塔像标枪一样直插在大地之上，也插在杜甫心头，一下就激起了某种“痛感”。这种“痛感”先占据了诗人的视觉，后又蔓延至诗人的听觉，诗人仿佛听到了塔顶的猎猎风声，所以他说“烈风无时休”。所谓“高处不胜寒”，塔若不高风必不烈，而风烈本是常事，诗人却叹其“无时休”，一股“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无奈感油然而生。

前两句已为全诗定性，此诗必不会是普通游览之作。果不其然，诗人接着便直言众人“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那诗人在“忧”什么呢？杜甫没有直接吐露而是按下不表，这可视为后来杜甫“顿挫”风格的端倪初显。“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两句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塔内的复杂结构。“龙蛇窟”一词极言塔内扶梯的弯曲狭窄，“枝撑”形容塔中交错的支柱像树枝一样杂错纷乱。登塔不易，那诗人在此过程中又体悟到了什么呢？这联其实是对上一联“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的解释说明。对此，李炎已有深入的剖析：“只有经过不断攀登达到塔顶，方能离开这幽暗的环境而见到光明。但深一层来想，这两句诗如他的前辈诗人王之焕的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样，其中却也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境界。十分明显，杜甫在这里所‘冥搜’，想象的绝不是要逃避现实，而是从他困居长安多年来的生活经历中已体会到必须作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诗人登顶之后，仰观于天，见银河已转向西方，那为太阳驾车的羲和神正奋力扬鞭，载日西去。“鞭白日”极言日行之快，如鞭催促，也凸显了诗人内心时不我待、光阴荏苒之感;又俯察于地，见终南诸峰星罗棋布，登高远眺，如山峦破碎。泾水和渭水难辨清浊，皇城上空又似笼罩着一层白雾，一片朦胧不清。诗人望天之明朗浪漫与察地之浑浊迷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正是杜甫的匠心独具。诗人早已从沉默不言的山川中感受到了唐之太平盛世下暗流涌动的危机，故而最后八句的喟叹可谓深刻。明人王嗣爽在《杜臆》中曾引钟惺的评价说：“登望诗不独雄旷，有一段精理冥悟，所谓‘令人发深省’也。”杜甫最后能将全诗归结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这一发人深省的警句上，与他当时的生活处境和对唐朝社会的观察密不可分。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批评

在全诗最后八句的议论中，“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思古，“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是伤今，但杜甫所思之古圣贤绝非上古的尧舜，所伤之人也并非昏庸的穆天子。考唐史可知，唐太宗李世民受内禅于唐高祖李渊，而高祖号神尧皇帝。尧禅位于舜，故此处杜甫是以虞舜喻唐太宗。又据《山海经·海内经》所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苍梧即是舜的陵寝。唐代的慈恩塔在长安东南区晋昌坊，远眺渭水北岸，可望见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汉代五位君王的陵墓。杜甫见此陵园，忆前人创基立业何等轰轰烈烈，如今又是何等凄凄惨惨。又不必远追刘汉，只论这李唐，太宗在世时“贞观之治”何等清明，如今玄宗却日渐昏庸，如果斯人有灵，又如何不为这国势而发愁呢？诗人心中百忧翻滚又无力改变，只能叹一句“苍梧云正愁”！

若说“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这两句，诗人还只是在隐晦表达对王朝的担忧，那“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两句可谓直指唐玄宗。据《列子·周穆王篇》所记：“（穆王）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乃观日之所入，日行万里。”而唐人又多以王母喻贵妃，故此处影射的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游宴骊山之事。李隆基作为朝廷的最高决策者，对杨氏一族的纵容无度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杜甫早已有所察觉，并在随后不久天宝十二年（753）的春天，连作《丽人行》和《虢国夫人》两诗来讽刺玄宗的荒淫无度。其中，《丽人行》的尾联“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已将杨氏一族的嚣张气焰刻画尽矣！

再联系杜甫此时的生活境况，就不难理解他又为何会感叹“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748—755年，杜甫一直困居长安，穷困潦倒。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总结自己的生活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到了晚年却好大喜功，又纵容李林甫祸乱朝纲。《资治通鉴》记载，李林甫在相位期间“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嫉贤妒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747年，杜甫参加玄宗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举”考试，李林甫任主考官。但李林甫害怕这些才能突出的贤士得到面见皇帝的机会后会揭露他的种种罪行，便千方百计阻塞言路，致使那次科考竟无一人录取。杜甫到长安本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不料却遭到了李林甫的阻挠而多年滞留，青春荒度。“黄鹄”即天鹅，此处比喻那些贤才。在李林甫不断的政治打压下，张九龄、贺知章、李邕、房琯等一大批贤才良将都离开了朝廷，“一去不息”。诗人就像只离群的孤鸟，只能独自哀鸣，无处可投。黄鹄已去，留下的都是些趋炎附势的“随阳雁”，为的只是“稻粱谋”。

三、四家诗对比分析

如前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分析，的确能感受到诗作中所反映的诗人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但通过接下来对同游诸人如高适、岑参和储光羲同题材诗作的对读，更能直观感受到杜甫的伟大情怀，和他得以成为“诗圣”的核心力量来源。高适所作《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全诗录入如下：

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

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

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岑参所作《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全诗录入如下：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储光羲所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全诗录入如下：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闲，登之秋清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

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

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

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其中，高适的诗作十分简净，品格清坚，整体表达的是一种登游之后的心旷神怡之感。而岑参和储光羲之作则更风秀熨帖，如岑句“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储句“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都可谓佳句。但三人在收尾处都因慈恩塔是佛教建筑而拐入了一种“强慰旷达”之境。如岑诗最后两联“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则明显有辞官事佛的倾向。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正逢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朝廷之内，外戚宦官勾结，祸国殃民;朝廷之外，各方藩镇蠢蠢欲动，图谋不轨。莫怪诗人要说“苍然满关中”。岑参心中惆怅，便转向佛家清净之地，希冀释家妙理能使人彻悟，以便能及早去追求无穷无尽的大觉之道。而杜甫却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道路。

杜甫作为一位正直且敏锐的诗人，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他所忧愤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扩大到对时局和国家的担忧。他的这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重点不在咏塔，而在讥切时事政治。诗中的感慨和讽刺都十分深刻，且预示了社会祸乱的征兆。显然，这首诗已具有“诗史”的分量，无疑是一篇很好的现实主义作品。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分析这一诗歌，更能直观把握这首诗作的实质和杜甫的深切忧思。

（天水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胡奥琳（1996—），女，湖北公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