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亚之传奇创作对楚辞传统的继承

沈亚之为元和十年（815）进士，韩愈门生，有《沈下贤集》传世。在传世作品中，《秦梦记》《湘中怨解》《异梦录》《冯燕传》四篇传奇成就最高，鲁迅曾认为他的传奇小说“皆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冯燕传》与前三篇的叙述风格不同，偏向于人物传记式的书写，故本文暂不讨论。

三篇传奇都笼罩在幽怨凄迷的悲剧氛围中，与楚辞营造的凄艳意境有相似之处。从文体上看，唐传奇小说是在志怪小说基础上融合史传、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及佛教叙事文学而形成的，是多种作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此种文体的诞生便伴随着辞赋传统的影响。柯庆明先生在描绘楚辞风格时写道：“我们可以姑且称《楚辞》为‘传奇’的风格，藉以强调它的于抒情之外，更偏重想象和幻想，而于现实的世界之外，更构作出另一象征人类心灵的奇幻的诗歌世界的特质。”虽然引文中的“传奇”与唐传奇在文体定义上存在差别，但二者的抒情特质、注重想象等内核存在共通之处。基于以上种种联系，本文将采用“推源溯流法”，试图将沈亚之传奇书写中的特色追溯到楚辞中去，通过比对沈亚之传奇书写与楚辞书写的共通之处，讨论其传奇创作对楚辞传统的继承。

一、女性书写模式与人神相恋母题

沈亚之的三篇传奇都是写人与神灵或鬼仙的爱情悲剧，女性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湘中怨解》讲述“蛟宫之娣”汜人被贬谪到人间与太学郑生相恋的故事，《异梦录》讲述画中美人与邢凤一夜邂逅的故事，这两篇文章讲述的核心均为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侧重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秦梦记》以沈亚之为主人公，弄玉公主则是沈亚之一生中的转折点。弄玉之死是沈亚之从人生顶点跌下来的最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弄玉的去世，沈亚之在文章后插入大量诗歌，以释放自己压抑的幽怨情感。

沈亚之传奇中对女性形象的精心塑造可以追溯到楚辞的“香草美人喻”之中。王逸《离骚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沈亚之传奇中的女性塑造，均可在楚辞的女性书写模式中找到原型。

屈原笔下的女子多是幽怨哀伤的美人，“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她们大多圣洁而温婉，绝少沾染尘世的污浊。沈亚之虽很少细致描绘女子样貌，但从只言片语中也可以了解她们：“髻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姝明媚，笔不可模样。”“为古装，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修绅，被广袖之襦。”无论是弄玉的吹箫“闻者莫不自废”还是画中美人的舞蹈，皆投射了作者对生活中美好的期待。

《湘中怨解》中的汜人是一位颇具诗意的人物，她可以诵楚人之书，亦“尝拟其调，赋为怨句”，颇具“潇湘二妃”的神采，她离开之后为郑生献舞的氛围描写，又类似于《九歌》中神人的飞升情节。楚辞中女巫的主要任务多为以歌舞娱神和以声色娱人，善舞这一特质在《湘中怨解》和《异梦录》中的女性身上均得到了充分体现。

楚辞中各位女子大多带有哀怨的情绪：“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同样的哀伤感情笼罩着沈亚之的爱情传奇，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总是以一方的离去为结尾，作品结束时的意境是凄惨而又哀怨的。《秦梦记》中的公主弄玉出场时更是被作者赋予了丧偶的背景，为全文埋下了哀伤的感情基调。

沈亚之的三篇传奇均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放在了相对独立的位置。即便在相恋主题最明显的《湘中怨解》中，两人确立关系也仅用“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来描述。《秦梦记》中展现沈亚之对弄玉公主深情的部分被放在了公主去世后的悼念中，《异梦录》中的两人几乎没有产生情感的互动。故而李剑国评价沈亚之传奇小说时说道：“它的主题已不是一般的表现男欢女爱或仙凡相通，而是着意追求一种情志：对美的向往憧憬和美的飘忽感、空幻感以及对于美得而复失的失落感、迷惘感。”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屈原《九歌》以巫祝为歌颂对象，“以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九歌》描绘男女之情，本质上还是劝谏讽刺，从而警醒世人，其中感情的抒发、氛围的营造等因素的重要意义超过了两人的相知相识等叙事性因素。前人王逸亦说：“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沈亚之正是继承并发扬了楚辞中这一情感寄托因素，没有将传奇作为爱情小说，而是想要强调凄婉哀怨的情绪。

二、作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士不遇主题的书写

屈原本是楚国士大夫，《史记》记载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由于被奸人陷害，他被驱逐出朝堂，受到无尽的冷落和猜忌。

清代王邦采这样形容楚辞：“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屈子之情生于文也;忽起忽落，忽断忽续，屈子之文生于情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里也说道，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楚辞以随心而动的行文模式取代了温柔敦厚的文学传统，不像《诗经》一般讲求“兴观群怨”，其魅力也不仅在于屈原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更在于他文章中的自我剖白和流露出的人格之美。

这一传统亦被沈亚之继承，他的传奇创作一向有着很强的自我主体意识。他的传奇小说中普遍存在重抒情、轻情节的现象。他作文的核心已经不是完整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借文中人物之口吟诵一篇篇诗歌，在表达自己内心哀怨的同时为全文渲染凄婉的氛围。《秦梦记》的内容颇像黄粱一梦，但沈亚之并没有如沈既济以“‘岂其梦寐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结尾，而是以“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收束全文，以致沈亚之在醒来后仍沉浸在梦中，强化了传奇中悲伤和恍惚的情感。

沈亚之文章中的哀怨情感与楚辞抒情表现的契合，与他一生的抑郁不得志有关。他出生于吴兴沈氏家族，但仕途并不顺利。他从元和五年（810）开始参加科举，然“三黜礼部”，元和十年（815）才中进士。这五年里，他前往各地拜谒请求推举，生活贫苦不能自给，在《与薛浙东书》中写道：“亚之狂愚，当其困涸，不知所为。乃复枯苗仰泽之说，再敢烦告。”他一生沉沦下僚，曾有一妻一妾，妾氏卢金兰在元和九年（814）去世，妻子也在他中进士后不久离世，自此之后未再娶妻，孑然一身。在他的作品中，屈原式的怀才不遇与凄美的悲剧成为反复出现的作品内核。

《湘中怨解》《秦梦记》《异梦录》这三篇传奇的创作时间均可以考证，故事内容与作者自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秦梦记》更是以沈亚之自己为主角，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故事，真实反映了沈亚之内心所想。如同屈原作品中的香草美人，沈亚之笔下的女性角色都作为作者内心美好情感与才华的代表存在于文章之中。但这三篇传奇中的女子无一例外都被赋予了悲惨的命运，泫然而隐、被迫离去、无疾而终。这些悲惨的结局均指向沈亚之抱负落空的仕途命运、得而复失的爱情悲剧、潦倒沉沦的生活境况，这些经历和书写使沈亚之不断向屈原开创的“士不遇”主题靠拢。

三、凄艳意境的营造与哀怨感情的抒发

楚辞中的情感抒发少不了意境的助力。被胡应麟誉为“千古言秋之祖”的《湘夫人》，开篇便用“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营造了凄清萧瑟的秋日氛围，点明“愁”这一作品基调。《湘夫人》中清冷迷离的意境的营造、愁思情感的抒发为沈亚之的《湘中怨解》所吸收，使其成为一篇颇具《九歌》意蕴的抒情文。

《湘中怨解》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湘水与蛟公，且汜人能诵楚人之书，突出了小说与楚人屈原尤其是与湘君、湘夫人的联系。郑生与汜人相遇之后，汜人马上作了一首《风光词》，“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顾室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的环境描写，与《湘君》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薛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所描绘的迷离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处。《湘中怨解》中的情绪抒发与意境营造全部依靠文中的骚体诗赋完成。文中共出现了3次骚体诗赋，除《风光词》外，另外2次分别出现在两人分别后郑生与汜人的口中：“溯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汜人最后歌咏的诗歌，配合“风涛崩怒，遂迷所往”的结局，使得全文带有梦幻凄迷的氛围。迷茫的氛围，爱人分离的忧思，与《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援”求而不得的怀念与哀伤有着一脉相承的韵味。

虽然《离骚》在行文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想象，但文中对所有人物、事件的描写均是服务于屈原的抒情需要的，抒情仍然是《离骚》的本质属性。《文心雕龙》言：“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隐心”是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隐去自己的主观思想，使文章以一种客观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实际上，作者的情感已经与文章融为一体，在讲述客观的事实时，自己的情感亦喷薄而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情往会悲，文来引泣”的境界。

沈亚之的传奇小说也有这种特征。在《秦梦记》中，他打破对客观叙事的追求，直接以沈亚之为主人公。在叙事中，故事本应在弄玉去世后进入结局，但沈亚之用大量诗歌打乱了小说本身的叙事结构。这些突然插入的诗歌包括沈亚之为弄玉作的离别诗、挽歌、墓志铭等，小说叙事因此放慢了节奏，情感在此处得到回旋和酝酿。如此一来，沈亚之得而复失的哀伤、爱而不得的幽愤得到集中发泄，他一生的潦倒与孤寂也在此处得以体现。

沈亚之传奇中的女子大多被沈亚之投射了自己妻妾的影子。《异梦录》作于元和十年（815），此前一年，沈亚之的爱妾卢金兰去世。卢金兰跟随沈亚之生活达七年之久，卢金兰香消玉殒之时沈亚之并不在京城，没有目睹爱妾去世的沈亚之对于这一事件的感知是不真实的。因而其作品在描述分别场面时，表达出来的情感是错愕而迷茫的。《湘中怨解》中的汜人“须臾风涛崩怒，遂迷所往”，《异梦录》中的弄玉“无疾而终”，都将女子的去世描绘成神秘凄迷的样子，体现了主人公面对爱人去世时的无助迷茫与不知所措。

四、结语

沈亚之对楚辞传统的借鉴不仅体现在于行文中插入骚体诗歌，还在于书写母题的借鉴、综合文章要素为抒情服务、迷离的意境、幽怨的情感等各方面的引入，既发扬了楚辞传统，也使得沈亚之的传奇成为唐代传奇小说中独特的存在。

究其原因，沈亚之和屈原皆怀才不遇，在生平经历上有共通之处，都有幽怨情绪表达的需要。此外，中唐时期国力衰微，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显露，这一阶段的文人已经没有了盛唐时的骄傲与自信，转而开始反思国家与自身，文学创作出现极端现实化与心灵化的分歧，楚辞中屈原深刻内心剖白的形式无疑是沈亚之的最优选择。沈亚之为韩愈门下弟子，与古文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向风格古朴的楚辞靠拢，创新传统传奇的书写方式，未尝不是对此运动的回应。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