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性别”下女性角色的寻找与屈从

2021年的电影行业，《你好，李焕英》的破茧似乎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亲情类电影的前景。《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同为女性导演创作，且《我的姐姐》主创团队以女性为主，女性主创团队直接参与的作品往往是情感细腻且容易让人共情的。

1975年，英国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中提出“电影镜头代表的是男性凝视的目光”这一观点，女性往往是镜头前被凝视、被讲述的对象。电影《我的姐姐》由殷若昕执导，由《相亲相爱》编剧游晓颖做编剧，整部电影以“凝视性别”为叙事的核心议题，试图通过“是否扶养弟弟”这一道选择题去聚焦、揭示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中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无论是电影的角色设置还是情节走向，都在致力于探讨在如今这样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现代社会当中，女性这一角色所面临的理性与情感、家庭传统观念和自我价值实现对撞等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永恒的矛盾与撕扯。

一、《我的姐姐》主题聚焦

电影一开场，直面传统观念的主题就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直接被呈现了出来。父母遭遇车祸离世后，无论是车内一家三口的合照、家里伪造的残疾证明，还是借大伯口说出的那一句“要不养弟弟，要不交出房子”，都直接展现出了社会、家庭对于作为姐姐的安然的压力和凝视。而在电影时长约1/3的时候就展现的安然和家人的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展示出主人公安然想要消解“姐姐”二字带给她本体和人生的枷锁的反抗和呼喊。

二、《我的姐姐》叙事策略

《我的姐姐》这部影片中，所有以安然家族身份出场的角色里，除了安然舅舅的家庭以外都是以姐弟俩的角色设置出现的。除此之外，影片开场的矛盾爆发部分直接挑明的尖锐矛盾为整个电影触碰“两性平等”“反抗男尊女卑”等社会议题铺下了道路。而《我的姐姐》中引起广泛讨论的是影片后半程温情、平淡的叙事风格走向和弟弟安子恒这一角色的设置是否合理。在安子恒的叙事故事线中，他有多种形象：一开始蛮横地出场，对着姐姐大喊“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必须听我的”、把饭菜倒到姐姐床单上的“小恶魔”形象;为生理期的姐姐冲一杯红糖水、对着姐姐说“你能不能等等我，我只有你了”的治愈形象;在影片尾声部分完成了自我的成长要求和领养家庭一起生活的小孩子的懂事形象。这使得影片不断地在残酷生活和治愈温情这两种极端风格间游走。安子恒的这个荧幕形象不是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而是思想比实际年龄早熟的孩子形象。有人提出安子恒的台词与表演不是一个6岁的、仍处在童年时期的孩子应该有的。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也提到，“童年”的概念是一种发明，年龄的划分是劳动力切割的结果。童年的设定是对人类在成长过程中还尚未开始学习的一个年龄段的设定划分，是人类社会文化建构的一个过程。荧幕中对孩童形象的塑造与特定历史结构有关，《城南旧事》中的孩子形象天真烂漫，因为她是在与孩子共处的环境中成长的，而安子恒即便不是独生子女，也是在姐姐考入大学后才呱呱坠地，这意味着他的成长期不是和同龄人在一起的。对于《我的姐姐》这部电影来说，相比于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更重要的是应用何种“美学体系”去表现孩童形象。在这部影片中，弟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姐姐的决定，与姐姐的命运环环相扣。弟弟在影片中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让姐姐陷于困境并不断挣扎，除此之外，他没有一个真实的弟弟可能具有的其他属性。巴赞在评论《德意志零年》中最具感染力的儿童表演时说：“罗西里尼的深刻独创性在于有意避免唤起任何温情脉脉的同情，绝不落入成人化的窠臼。”此外，一种质朴的电影表演不是简单的技能问题，儿童表演的光彩不是演员的光彩，而是“他们身在其中的整个美学体系使然”。或许在创作时电影人应更严肃、更投入、更深入，去完成一个和影片美学体系相符，同时更贴近生命、生活的人物形象。

（一）典型瞬间

除去开头的矛盾爆发，接下来的叙事走向基本都是平静且温情的。总体来看，《我的姐姐》并不是一部激进的聚焦女性的电影，只是抓住日常生活中的几个典型瞬间，以视听语言为载体去描写以姑妈为代表的传统姐姐和以新女性安然为代表的新一代姐姐，这两代女性面对相似的困境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和相同的挣扎。

影片中有三处对姑妈来说颇有意味的镜头，第一个是在安顿弟弟安子恒入睡的时候姑妈看向墙上自己年轻时照片的镜头，第二个是姑妈躺在沙发望向已经蒙上灰尘的水晶灯的镜头，第三个是和安然交谈后抚摸着丢失了底座的俄罗斯套娃的姑妈喃喃自语说出了几句俄语的镜头。姑妈是影片中自我牺牲的传统女性的代表，姑妈年轻时选择供养安然的父亲读书为家庭牺牲，婚后也自觉顺应家庭本位，在弟弟的葬礼上一边大哭也不忘一边照顾众人，这几个典型瞬间突出了姑妈遵守着“长姐如母”的传统伦理规范，在维系家庭稳固中逐渐将父权意识不断内化。前两个镜头以及在咖啡馆里将咖啡倒进自己的保温杯后还要抿掉杯壁上的咖啡滴等细节描写突出了姑妈的人物性格，而通过姑妈的女儿之口说出的“什么事儿你都要管，怪不得你命苦”，向观众传达出姑妈是一边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一边维护着大家庭的稳固的信息，塑造了一个即使处在不公平的家庭结构关系却选择默认的形象。

主人公安然是与姑妈完全不同的新女性形象，影片对于安然的典型瞬间塑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并通过安然“姐姐”“女友”“侄女”这几个的身份的转换，审视中国式家庭的关系。她和姑妈的矛盾焦点在于是否扶养弟弟，和男友的矛盾焦点在于她要考去北京做医生而男友想留在成都结婚。这可以总结为“在社会强迫的生活和她所追求的生活之间的挣扎”。对安然的典型瞬间的塑造最能够引起观众讨论的是安然在姑父病床前和姑妈冷静地讲出从小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看洗澡。在最真实的中国式语境里，影片并没有撕心裂肺地吼出女性的痛苦和不易，只是冷静又克制地剖开那些血淋淋的现实给人看。

目睹了上一代女性沦为家庭伦理秩序的牺牲品的安然理解并同情姑妈，但她并未想要像姑妈一样成为牺牲品。安然从大学开始便搬到外面一个人生活，可以说，她的生活独立于男权家庭之外。但是在雨夜里面对着父母遗像倾吐而出的“我考研也是想亲口听你夸我一句还不错”表明了安然其实也在父权凝视下不断地挣扎，安然越是渴望父母的爱，就越是得不到。安然渴望得到父亲的夸奖、认可，是她考研的主要动力;和男友分手后独自站上天台，安然用父亲的皮衣包裹住自己;第一次去男友家，在裙子和裤子中选择了裤子。整部影片中父亲没有正面出场，只是隐匿在安然的回忆与梦境当中。安然在影片中虽然成为行动和愿望的主体，但是父亲在安然的生命中仍然是压迫者的存在，他和于安然仍然是“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安然想从这种凝视中逃离出来，但又对其充满了迷恋，这个矛盾本身就是以男性为核心展开的，这也构成了安然面对是否扶养弟弟这一选择时挣扎的充分条件。“我的姐姐”象征着伦理秩序，女性主体在对抗男性主体的时候，不得不需要对抗自己潜意识中的男性主义，“穿裙子还是穿裤子”的挣扎同样是安然面对“凝视”和“父权”的挣扎。

安然的刚强和坚忍在面对病危孕妇不顾一切也要生个男孩时崩溃了，这也刚好带来了姑妈第三次的典型瞬间塑造。姑妈所说的“套娃不必非得装在同一个套子里，自己的路自己走”，是两代女性面对凝视挣扎后的和解，被装进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套子中的女性就像套娃，女性身份是男性视角下的“他者”。但是姑妈的这一句话为安然提供了开启新生活的力量，安然的“精神指引者”不再是“精神之父”，而是同为女性同为姐姐的姑妈，同时姑妈也完成了自己“真善美”的身份构建。

（二）开放结局

《我的姐姐》结局被李银河评为“绝妙的一笔”，编剧游晓颖解释：开放式的结局，是希望给女性更多地支持，而不是教会女性如何选择。影片只是想通过这一道选择题揭示在“重男轻女”大背景下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探讨在这个追求自我实现的时代中，女性在自我与亲情之间永恒的矛盾和撕扯。影片《我的姐姐》是不断追问什么是真正家庭的基础并思考到最后的电影。就像《人·鬼·情》导演黄蜀芹所说：“我以为的女性电影，就是在人们习惯房间坐南朝北，窗子永远朝南的地方开一扇向东或向西的窗。这另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风景。”引发思考，比给出答案更有意义。

三、结语

结尾的开放，展示了女性最强大的情感力量：爱与善良。影片通过姑妈鼓励年轻女性“套娃不必非得装在同一个套子里，自己的路自己走”，同时，也在告诉她们和观众不要放弃爱与善良，因为女性独立和爱与善良从来都不是二选一。

（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基金项目：2020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 “一带一路下黑龙江省提升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传播力研究”（20XWC168）;2020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研究项目“‘一流专业、一流课堂’建设背景下的《视频自媒体创作》课程实践教学研究（SJGY20200358）”。

作者简介：孙凌枫（1998—），男，黑龙江鹤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策划创作与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