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字映射的鲜活城市与现实社会

香港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文化发展而言，受中西文化冲撞、新文化运动等影响，香港的文化领域百家争鸣，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纵观香港文学，可谓浓墨重彩、名家荟萃，本土作家、大陆作家、旅居作家深入这座城市，用心观察，细心感受，用不同风格、不同手法写成不同文字，为世人展现一个现实鲜活的香港。这里简要分析侣伦、刘以鬯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他们用各自笔墨对香港的人世、人性和人文进行勾勒、描绘与表达，值得我们透过字里行间走近、读懂香港这座城市。

一、本土作家侣伦《穷巷》：用土生土长的视角描摹写实香港世象

侣伦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写实文学作家。受现代西方文化渗透，当时的香港文化氛围纷繁多元。侣伦目睹了香港文化“华洋杂处，东西并存；各守一方，交会互融”的发展历程，这无形中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和灵感。他17岁就开始执笔写作，创作生涯横跨香港现当代文学时期。通过土生土长的视角与心绪，侣伦将现实感知得更实、更深、更透，其文字就是香港社会最真实的反映。在小说《穷巷》中，侣伦描述了众生在贫富分明的都市中所碰撞出的矛盾与火花，展现民众心中的香港城市的本真样貌。

（一）夹缝生存的压抑感

小说的背景是战后的香港，整个城市处于愈合期，无论是经历战事的人，还是被战争伤害的建筑，都如同大病初愈，在慢慢走向和平建设的新生活。

侣伦聚焦小人物，把社会现实映照进文本中。记者高怀、教师罗建、退伍兵杜全、拾荒者莫轮、落难女白玫等，几个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人合租，在“一个靠近船厂的偏僻区域里，一条名叫木杉街的残旧楼房的一间第四层楼”挤挨着过活。“连房间都没有，只是沿住墙壁相对地摆了几张床，两张挂有布帐。除了屋子中心有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便找不出什么正式的家具，就是堆在床底或床头的衣箱和用具，也是非常简单。”这群生活过得捉襟见肘的平民百姓，在举步维艰中捡拾细碎，艰难度日。加上所处城市狭窄拥挤，无疑陡增夹缝生存的窒息感。这种直不起腰杆、展不开双臂的压抑，既是逼仄狭小的生存空间所致，也是疲于奔命、艰难生存的生活造成的。

除了排山倒海的压抑感，还有类似“吃人动物”的无端迫害。例如，旺记婆、王大牛、周三姑等，为人世俗、恶毒、奸诈，对普通民众凶狠无情，坑骗穷苦人，甚至谋财害命。社会风气在城市发展蜕变阶段有些扭曲，迫于生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只能屈服、妥协这类人的欺辱压榨。

“百万的人口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到这里来，像无数蚂蚁黏附着蜂窝。”这是对1946年香港的纪实。记者、教师、流浪者等芸芸众生，都是这“无数蚂蚁”中的一只，均被社会洪流夹持、推搡至缝隙中生存。

（二）渺小者的抱团取暖

穷苦人即使身处阴暗，也会互相鼓舞，积极向阳。《穷巷》里不仅有合租人的穷困潦倒、欠租还债，更有人性的良善温存和友情的帮衬扶持。

香港是一座冰冷城市吗？不，《穷巷》给出的答案是温暖温情。它用笑泪编织成人世间的美好情谊，流露出动人的高尚情怀，这一切与金钱、权势无关，却充满温情善意，让人倍感珍贵难忘。比如，高怀即使自己难以为继，苦于“没有解决的屋租问题、雌老虎的一副可怕的面孔、明天的难关”，面对无家可归的白玫，也还是“硬着头皮应道：‘不要紧，住一晚再说。走罢！’”，当即把白玫带回合租屋一起生活；白玫知恩图报，坚持为大伙操持家务、张罗饭菜，哪怕小屋里什么用具都没有，都能“从高怀书桌下面抓了几张旧报纸，铺在桌上当作格布，把撕开的纸袋当作碟子，一样一样的安放得整齐。最后找到了几只杯子，依次排列起来，俨然是一席茶餐的模样”，让窄小屋子平添家的味道；莫轮作为身处其中的亲历者，从内心发出一句“我觉得友谊比金钱更好”的由衷感慨……这息息相通的抱团取暖，和努力向上的顽强信念，闪耀着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光辉。

这些香港穷苦人的善良与坚韧从未被磨灭，哪怕明天毫无希望，仍坚信人间温情美好，坚持守望相助；哪怕自己穷途末路，仍毫不迟疑援助他人，互相扶持前行。他们各有个性与缺点，但都怀有一颗热诚的心，温暖、照亮彼此生命。

（三）失败者的失败

那时香港意识形态乐观奋进，就算一败涂地，也不轻易放弃。侣伦为《穷巷》结尾添加了悲剧色彩，但仍能看到绝处逢生的希望之光。这是失败者的失败，更是直面未来的新起点。

“在抗战中献出良心也献出一切却光着身子复员的人，一直是光着身子。”退伍兵杜全等人在外界看来是失败的，残疾、失业、欠租，生活负担沉重。试问，失败者还会惧怕怎样的失败呢？他们选择绝地反击、向死而生，高举追求幸福生活的旗帜，奔跑在路上。然而，残酷现实终究逼迫他们向失败妥协，结局悲催凄凉：杜全因难忍生活重负和小人欺辱，选择跳楼自杀；高怀和白玫等人被赶离出租屋，流落街头。

杜全也许懦弱无能，但死前仍高喊“朋友们：我们是有前途的！”，死后“躺在上面，就仿佛是一个倒在地的武士一般”。高怀带着白玫四处流浪，即使一贫如洗，“还能摊着空空如也的双手说出玩笑打趣的话”，内心仍充满美好希望，坚信有朝一日会迎来幸福生活。

侣伦笔下的香港是现实的、真实的，展露了当时中西混杂、贫富悬殊、善恶分明的社会状态。

二、大陆作家刘以鬯《酒徒》：大胆前卫的探索创造

刘以鬯是1948年前往香港的内地作家。与侣伦的写实风格不同，他追求前卫新颖，更渴望探索创新。虽然生活艰辛，但刘以鬯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大胆实践。面对香港这座具象人生百态的城市，他从未停止对写作手法的探究，他在写作过程中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用凝聚其创造精神的“实验小说”来铺展描绘。

其小说《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甚至唯利是图的现象渐显。初来乍到的刘以鬯为了谋取生计，一度迎合市场写通俗、流行小说。久而久之，精神信念与现实物质之间的矛盾碰撞让他心力交瘁，于是创造了“酒徒”这个几乎纯自我的人物形象。

（一）商业社会中理想与物质的冲突

当时的香港商业经济高速发展，商业化的事物当然也包括文学行业。在竞争白热化的社会背景下，“艺术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以写作为生的酒徒穷困潦倒，被迫给出版社投递低俗、毫无营养价值的小说，以赚取生活费、解决温饱问题。

这座城市充盈着因利益而撞击的矛盾：酒徒有着与刘以鬯一样对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的追求向往，现实却完全背道而驰：改编剧本却被朋友欺骗，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好不容易有人找他创作高雅文学，却因稿费和市场等原因告吹；酒徒喜欢张丽丽，对方却一心贪图富贵，利用他的真心为自己铺路……酒徒一直处在理想的星空下，又深陷于现实的泥淖中，偶尔瞥见一点亮光，最终都被无情地抹杀。于是乎，刘以鬯时常会借酩酊大醉的酒徒之口，道出自己对于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见解与看法，处在两相冲撞之间，文本情境和现实世界假亦真时真亦假。在当时现代化激流汹涌的香港，商品经济冲垮了酒徒的理想，也击溃了作者的精神世界。

刘以鬯的写作动因是要“通过一个文人的感触点来反映香港社会的某些现象，特别是文学因商品化与庸俗化的倾向而丧失特质特性的事实”。他的确把香港商业社会中世俗的人性描摹得深刻露骨：人心和文学沦落为沾染铜臭味的商品，被放在天平上称斤论两；理想和追求在利益至上的生存规则下变得分文不值，最终只能遭受商业价值趋向的裹挟、席卷和冲刷，无奈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二）成长蜕变时代背景下的矛盾与撕裂

《酒徒》这篇小说使用大量的意识流、象征、隐喻手法，展现亦虚亦实的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刘以鬯把酒徒置于内外交叠的状态中，时而清醒，时而烂醉，时而入梦。酒精对于酒徒来说，既是疗愈受伤心灵的一剂良药，又像是帮助大脑逃离残酷现实的一列快车，只是麻痹终究短暂虚幻，这“药”无法根治伤痛，这“车”也达不到理想终点。“酒变成一种护照，常常带我去到另一个世界。”虚幻与真实来回碾压神经，使得无论是主人公酒徒还是小说读者，都感到矛盾和撕裂的眩晕、荒诞。

撕裂是疼痛的。酒徒在精神分离和酒精麻痹中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撕裂：把理想和金钱撕裂、把温情和自私撕裂、把抗争和麻木撕裂。租住在雷家时，雷老太太将对死去儿子的母爱转移给他，但无微不至的温情没能将酒徒拉回正途。面对雷老太太因真相悲痛自尽的现实，酒徒虽有些许清醒和自省，却还是端起酒杯重蹈覆辙。这样循环往复、不可救药的拉锯在酒徒身上反复发生，许多次的激烈冲突刻画出清晰浓烈的痛觉。这痛觉既藏在酒徒麻痹的神经里，也映照在读者的情绪中。

这个“苦闷时代”正处于成长的阵痛期，作者在书中替自己发出困顿、难耐又苍白的呐喊，定义自己是“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十分不平衡的知识分子”，“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凡是蜕变都满是血泪，在商业化日益加速背景下，酒徒这类被挤兑于边缘地带的人就成了当时社会的“报废商品”，他们心中充满理想追求，却缺少底气和运气去实现，不得不颓废成自己鄙夷的那种人，最终在理想与现实、文学与金钱、清醒与烂醉的矛盾中慢慢停止挣扎，走向绝望。这样复杂无奈的心理状态，不只是在描写酒徒，还可以放到众多在香港生活的人身上。

如果说侣伦眼中的香港是写实的残酷现实和美好人性，那么，刘以鬯笔下的香港就是清醒与迷醉两相割裂又反复交叠的感官故事。他用直白明快的笔调，将身处商业化都市的人们痛苦迷惘的意识形态描摹出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香港。可以说，刘以鬯用前卫探索者的姿态，为香港文学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三、余论

除以上两位作家，香港这座包罗万象的传奇都市还孕育了很多名家。比如，著名旅港作家张爱玲，笔触细腻，善以沪港双城镜像形式揭露当时香港的繁华奢靡与世态炎凉。《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主人公葛薇龙，就是在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中放纵迷失的典型代表。这个来自上海的纯朴女学生因家境贫穷向香港姑母求助，第一次踏入姑母的华丽豪宅，就深深被“依稀还见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所震撼，在姑母“用这女孩吸引男人”的卑鄙收留中，她满脑子回味着“柔滑的软缎”，连说两遍“看看也好！”，孱弱的清醒与抵抗在膨胀的虚荣物欲面前不堪一击，继而卷入并沉迷豪奢腐化生活，充当姑母攫取利益的工具，最终落得出卖青春、丧失自我、惨遭遗弃的下场。全文从结痂伤口处剥划出淋漓鲜血，给读者展示深刻的痛苦，把薇龙推向决裂口再置于深渊，揭示了凄厉人性和

悲凉世态。

再如擅长武侠小说的金庸，所写书中不见商业气息都市，多有快意恩仇江湖，挥毫之间，无数血肉丰满的江湖儿女立于纸上。其实，这些生动形象的人事同样有着香港社会的影子。

无论是写实文学、实验小说还是通俗文学，都是名家们对不同时空、不同心境的香港的表达。文中的香港，既有商业化、都市化、现代化、成长阵痛期等很多共同点，也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特征。他们用笔墨写就了鲜活的香港，他们的作品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

（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