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字映射的鲜活城市与现实社会
作者: 肖卓锟香港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文化发展而言,受中西文化冲撞、新文化运动等影响,香港的文化领域百家争鸣,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纵观香港文学,可谓浓墨重彩、名家荟萃,本土作家、大陆作家、旅居作家深入这座城市,用心观察,细心感受,用不同风格、不同手法写成不同文字,为世人展现一个现实鲜活的香港。这里简要分析侣伦、刘以鬯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他们用各自笔墨对香港的人世、人性和人文进行勾勒、描绘与表达,值得我们透过字里行间走近、读懂香港这座城市。
一、本土作家侣伦《穷巷》:用土生土长的视角描摹写实香港世象
侣伦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社会写实文学作家。受现代西方文化渗透,当时的香港文化氛围纷繁多元。侣伦目睹了香港文化“华洋杂处,东西并存;各守一方,交会互融”的发展历程,这无形中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和灵感。他17岁就开始执笔写作,创作生涯横跨香港现当代文学时期。通过土生土长的视角与心绪,侣伦将现实感知得更实、更深、更透,其文字就是香港社会最真实的反映。在小说《穷巷》中,侣伦描述了众生在贫富分明的都市中所碰撞出的矛盾与火花,展现民众心中的香港城市的本真样貌。
(一)夹缝生存的压抑感
小说的背景是战后的香港,整个城市处于愈合期,无论是经历战事的人,还是被战争伤害的建筑,都如同大病初愈,在慢慢走向和平建设的新生活。
侣伦聚焦小人物,把社会现实映照进文本中。记者高怀、教师罗建、退伍兵杜全、拾荒者莫轮、落难女白玫等,几个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人合租,在“一个靠近船厂的偏僻区域里,一条名叫木杉街的残旧楼房的一间第四层楼”挤挨着过活。“连房间都没有,只是沿住墙壁相对地摆了几张床,两张挂有布帐。除了屋子中心有一张圆桌,几把椅子,便找不出什么正式的家具,就是堆在床底或床头的衣箱和用具,也是非常简单。”这群生活过得捉襟见肘的平民百姓,在举步维艰中捡拾细碎,艰难度日。加上所处城市狭窄拥挤,无疑陡增夹缝生存的窒息感。这种直不起腰杆、展不开双臂的压抑,既是逼仄狭小的生存空间所致,也是疲于奔命、艰难生存的生活造成的。
除了排山倒海的压抑感,还有类似“吃人动物”的无端迫害。例如,旺记婆、王大牛、周三姑等,为人世俗、恶毒、奸诈,对普通民众凶狠无情,坑骗穷苦人,甚至谋财害命。社会风气在城市发展蜕变阶段有些扭曲,迫于生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只能屈服、妥协这类人的欺辱压榨。
“百万的人口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到这里来,像无数蚂蚁黏附着蜂窝。”这是对1946年香港的纪实。记者、教师、流浪者等芸芸众生,都是这“无数蚂蚁”中的一只,均被社会洪流夹持、推搡至缝隙中生存。
(二)渺小者的抱团取暖
穷苦人即使身处阴暗,也会互相鼓舞,积极向阳。《穷巷》里不仅有合租人的穷困潦倒、欠租还债,更有人性的良善温存和友情的帮衬扶持。
香港是一座冰冷城市吗?不,《穷巷》给出的答案是温暖温情。它用笑泪编织成人世间的美好情谊,流露出动人的高尚情怀,这一切与金钱、权势无关,却充满温情善意,让人倍感珍贵难忘。比如,高怀即使自己难以为继,苦于“没有解决的屋租问题、雌老虎的一副可怕的面孔、明天的难关”,面对无家可归的白玫,也还是“硬着头皮应道:‘不要紧,住一晚再说。走罢!’”,当即把白玫带回合租屋一起生活;白玫知恩图报,坚持为大伙操持家务、张罗饭菜,哪怕小屋里什么用具都没有,都能“从高怀书桌下面抓了几张旧报纸,铺在桌上当作格布,把撕开的纸袋当作碟子,一样一样的安放得整齐。最后找到了几只杯子,依次排列起来,俨然是一席茶餐的模样”,让窄小屋子平添家的味道;莫轮作为身处其中的亲历者,从内心发出一句“我觉得友谊比金钱更好”的由衷感慨……这息息相通的抱团取暖,和努力向上的顽强信念,闪耀着他们与生俱来的人性光辉。
这些香港穷苦人的善良与坚韧从未被磨灭,哪怕明天毫无希望,仍坚信人间温情美好,坚持守望相助;哪怕自己穷途末路,仍毫不迟疑援助他人,互相扶持前行。他们各有个性与缺点,但都怀有一颗热诚的心,温暖、照亮彼此生命。
(三)失败者的失败
那时香港意识形态乐观奋进,就算一败涂地,也不轻易放弃。侣伦为《穷巷》结尾添加了悲剧色彩,但仍能看到绝处逢生的希望之光。这是失败者的失败,更是直面未来的新起点。
“在抗战中献出良心也献出一切却光着身子复员的人,一直是光着身子。”退伍兵杜全等人在外界看来是失败的,残疾、失业、欠租,生活负担沉重。试问,失败者还会惧怕怎样的失败呢?他们选择绝地反击、向死而生,高举追求幸福生活的旗帜,奔跑在路上。然而,残酷现实终究逼迫他们向失败妥协,结局悲催凄凉:杜全因难忍生活重负和小人欺辱,选择跳楼自杀;高怀和白玫等人被赶离出租屋,流落街头。
杜全也许懦弱无能,但死前仍高喊“朋友们:我们是有前途的!”,死后“躺在上面,就仿佛是一个倒在地的武士一般”。高怀带着白玫四处流浪,即使一贫如洗,“还能摊着空空如也的双手说出玩笑打趣的话”,内心仍充满美好希望,坚信有朝一日会迎来幸福生活。
侣伦笔下的香港是现实的、真实的,展露了当时中西混杂、贫富悬殊、善恶分明的社会状态。
二、大陆作家刘以鬯《酒徒》:大胆前卫的探索创造
刘以鬯是1948年前往香港的内地作家。与侣伦的写实风格不同,他追求前卫新颖,更渴望探索创新。虽然生活艰辛,但刘以鬯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大胆实践。面对香港这座具象人生百态的城市,他从未停止对写作手法的探究,他在写作过程中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用凝聚其创造精神的“实验小说”来铺展描绘。
其小说《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甚至唯利是图的现象渐显。初来乍到的刘以鬯为了谋取生计,一度迎合市场写通俗、流行小说。久而久之,精神信念与现实物质之间的矛盾碰撞让他心力交瘁,于是创造了“酒徒”这个几乎纯自我的人物形象。
(一)商业社会中理想与物质的冲突
当时的香港商业经济高速发展,商业化的事物当然也包括文学行业。在竞争白热化的社会背景下,“艺术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以写作为生的酒徒穷困潦倒,被迫给出版社投递低俗、毫无营养价值的小说,以赚取生活费、解决温饱问题。
这座城市充盈着因利益而撞击的矛盾:酒徒有着与刘以鬯一样对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的追求向往,现实却完全背道而驰:改编剧本却被朋友欺骗,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好不容易有人找他创作高雅文学,却因稿费和市场等原因告吹;酒徒喜欢张丽丽,对方却一心贪图富贵,利用他的真心为自己铺路……酒徒一直处在理想的星空下,又深陷于现实的泥淖中,偶尔瞥见一点亮光,最终都被无情地抹杀。于是乎,刘以鬯时常会借酩酊大醉的酒徒之口,道出自己对于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的见解与看法,处在两相冲撞之间,文本情境和现实世界假亦真时真亦假。在当时现代化激流汹涌的香港,商品经济冲垮了酒徒的理想,也击溃了作者的精神世界。
刘以鬯的写作动因是要“通过一个文人的感触点来反映香港社会的某些现象,特别是文学因商品化与庸俗化的倾向而丧失特质特性的事实”。他的确把香港商业社会中世俗的人性描摹得深刻露骨:人心和文学沦落为沾染铜臭味的商品,被放在天平上称斤论两;理想和追求在利益至上的生存规则下变得分文不值,最终只能遭受商业价值趋向的裹挟、席卷和冲刷,无奈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二)成长蜕变时代背景下的矛盾与撕裂
《酒徒》这篇小说使用大量的意识流、象征、隐喻手法,展现亦虚亦实的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刘以鬯把酒徒置于内外交叠的状态中,时而清醒,时而烂醉,时而入梦。酒精对于酒徒来说,既是疗愈受伤心灵的一剂良药,又像是帮助大脑逃离残酷现实的一列快车,只是麻痹终究短暂虚幻,这“药”无法根治伤痛,这“车”也达不到理想终点。“酒变成一种护照,常常带我去到另一个世界。”虚幻与真实来回碾压神经,使得无论是主人公酒徒还是小说读者,都感到矛盾和撕裂的眩晕、荒诞。
撕裂是疼痛的。酒徒在精神分离和酒精麻痹中完成了一次次的自我撕裂:把理想和金钱撕裂、把温情和自私撕裂、把抗争和麻木撕裂。租住在雷家时,雷老太太将对死去儿子的母爱转移给他,但无微不至的温情没能将酒徒拉回正途。面对雷老太太因真相悲痛自尽的现实,酒徒虽有些许清醒和自省,却还是端起酒杯重蹈覆辙。这样循环往复、不可救药的拉锯在酒徒身上反复发生,许多次的激烈冲突刻画出清晰浓烈的痛觉。这痛觉既藏在酒徒麻痹的神经里,也映照在读者的情绪中。
这个“苦闷时代”正处于成长的阵痛期,作者在书中替自己发出困顿、难耐又苍白的呐喊,定义自己是“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十分不平衡的知识分子”,“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凡是蜕变都满是血泪,在商业化日益加速背景下,酒徒这类被挤兑于边缘地带的人就成了当时社会的“报废商品”,他们心中充满理想追求,却缺少底气和运气去实现,不得不颓废成自己鄙夷的那种人,最终在理想与现实、文学与金钱、清醒与烂醉的矛盾中慢慢停止挣扎,走向绝望。这样复杂无奈的心理状态,不只是在描写酒徒,还可以放到众多在香港生活的人身上。
如果说侣伦眼中的香港是写实的残酷现实和美好人性,那么,刘以鬯笔下的香港就是清醒与迷醉两相割裂又反复交叠的感官故事。他用直白明快的笔调,将身处商业化都市的人们痛苦迷惘的意识形态描摹出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香港。可以说,刘以鬯用前卫探索者的姿态,为香港文学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三、余论
除以上两位作家,香港这座包罗万象的传奇都市还孕育了很多名家。比如,著名旅港作家张爱玲,笔触细腻,善以沪港双城镜像形式揭露当时香港的繁华奢靡与世态炎凉。《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主人公葛薇龙,就是在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中放纵迷失的典型代表。这个来自上海的纯朴女学生因家境贫穷向香港姑母求助,第一次踏入姑母的华丽豪宅,就深深被“依稀还见的那黄地红边的窗棂,绿玻璃窗里映着海色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所震撼,在姑母“用这女孩吸引男人”的卑鄙收留中,她满脑子回味着“柔滑的软缎”,连说两遍“看看也好!”,孱弱的清醒与抵抗在膨胀的虚荣物欲面前不堪一击,继而卷入并沉迷豪奢腐化生活,充当姑母攫取利益的工具,最终落得出卖青春、丧失自我、惨遭遗弃的下场。全文从结痂伤口处剥划出淋漓鲜血,给读者展示深刻的痛苦,把薇龙推向决裂口再置于深渊,揭示了凄厉人性和
悲凉世态。
再如擅长武侠小说的金庸,所写书中不见商业气息都市,多有快意恩仇江湖,挥毫之间,无数血肉丰满的江湖儿女立于纸上。其实,这些生动形象的人事同样有着香港社会的影子。
无论是写实文学、实验小说还是通俗文学,都是名家们对不同时空、不同心境的香港的表达。文中的香港,既有商业化、都市化、现代化、成长阵痛期等很多共同点,也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特征。他们用笔墨写就了鲜活的香港,他们的作品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
(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