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杜甫三台时期诗歌的文化价值

学界很少把杜甫三台时期的诗歌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杜甫流寓三台期间对儒学的承继与充盈以及诗歌流露出的家国同构与儒释思想的汇合，实为杜甫“圣化”的关键，进而确定了杜甫文化符号的地位。因此，本文提出重估杜甫三台时期诗歌的文化价值。

一、杜甫于三台承继和践行了儒家思想

杜甫对儒学的贡献并不像陆德明和韩愈那般突显，他没有皓首穷经，晚年甚至亲佛近道，从儒学发展史上看，似乎并无其位置。但是，儒家强调修身，注重实践。孔子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故孔子所坚持的人生的高度是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修己”实现的。因此，可以认为儒学实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如若从这个角度考虑，杜甫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或许要重新衡定。

杜甫于三台期间，承继与践行了儒家思想。“安史之乱”吹响了唐王朝日薄西山的号角，杜甫也随此启动了漂泊的步伐。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方面让杜甫饱尝艰辛，另一方面也使杜甫深入贫苦大众，为其心怀黎庶之心奠定了底色，让其为民请命找到了现实依据，故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揭露现实的诗句。反过来，亦正是目之所及，皆是乱世穷民的切身体会，促使杜甫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奉为行事准则，即使“立功”不可行，亦要“立言”以存世来承继和践行儒家思想。观其一生，悠悠十余年，漂泊终是客，但杜甫心中的儒家思想却历久弥坚。

杜甫于三台期间对儒家思想的承继首先表现在外化为“忠”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精神。所谓“忠”，即“忠于君、忠于民”。苏轼褒评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自然，杜甫“忠于君”的形象也从此由许许多多的“苏轼”不断丰满起来。故而，后世之人提到杜甫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定其“忠于君”的形象。事实上，如此粗疏地定义杜甫的形象有蒙尘之弊。历史语境中的杜甫，于君权至上之念中持强烈的批判精神。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杜甫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唐玄宗，开元盛世无可非议，但后期喜大好功，奢靡之气盛行。《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二）：“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杜甫直接揭露了玄宗奢侈过度、开边无尽、酿成祸乱。而观同时代之诗人，则多以攀贵依富为务，粉饰盛时为志，所致并非为民请命、为君分忧。以此观之，杜诗似一股清流，于氤氲污浊之气的时代，涤荡了腐朽者的心灵，亦圈画了圣者的坐标。《有感（五首）》是杜甫于梓州所作，其中“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表露了杜甫对局势的深忧，于是杜甫对唐代宗提出息战、行俭德的规劝，呼吁君主下“哀痛诏”罪己，与民更始。

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考察杜甫的君民关系，不难看出杜甫“忠于君”说到底其实是“忠于民”。《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甫虽无“官身”，但仍怀“官责”，拳拳之心，昭然可见。

二、杜甫三台诗歌丰盈了儒学内涵

杜甫三台诗歌充盈了儒学内涵，尤其是“仁”的内涵。近代学者常用“民胞物与”定义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杜甫三台诗歌的“民胞”特质主要表现在“非战”思想上。“非战”，顾名思义，反对战争，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是杜甫的“非战”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杜甫反对战争，但又不是绝对反对战争，即肯定一些正义战争，但又反对战争中的残酷、非人行为。杜甫在三台直接或间接描写战争的诗篇有《苦战行》《去秋行》《王命》《征夫》《释闷》《忆昔二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苦战行》：“干戈未定失壮士，使我叹恨伤精魂……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前两句讲述战争还未结束，而诗人的旧友马将军却阵亡沙场，实为令人痛心疾首之事，后两句讲孤云常在而人却不在，怀念马将军的同时，也蕴含为其效命捐躯，平反为国的赞扬之情。《征夫》：“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当乱世带来人口锐减，社会动荡的时候，杜甫便有了《忆昔二首》中“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的期盼，希冀能出现傅介子这样勇猛的人物来敲响战斗的鼓点，湔雪国耻。当杜甫听闻安史之乱弭息，便惊喜若狂，冲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诗似胜利的号角声，飘向四方，故而清人浦起龙评其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也”。但又观之《有感（五首）》：“盗贼本王臣。”即杜甫认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愿君能行德俭。所以，于对立统一的“非战”思想中，可以感受到杜甫从一而终的仁爱兼济之心。

杜甫的“物与”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便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三台诗歌“物与”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界的吟咏上。因三台有涪江流经，杜诗中亦呈现出较多与江有关之物象。如“江鱼”“泥沙”“江楼”“江亭”“江船”“江雾”等。杜甫将视线延伸至自然界，表现对自然界弱小的关注，进而展现出的“节用”意识，尤为可贵。子曰：“道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可见，儒家重视“节用”反对铺张浪费。观之杜甫三台诗歌，如《又观打鱼》：“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脱漏”“半生半死”“伤损”“垂头”，杜甫用这些词汇，揭示竭泽而渔的残酷、鱼群的可怜，并进一步引出对任意糟蹋、不知爱惜的现实的反思。《冬狩行》：“肉味不足登鼎俎，何为见羁虞罗中。”诗人对一种名曰“鹆”，不能高飞，且肉味不佳的鸟被捕杀而哀怨。杜甫这种物我同一的特质催发了其“节用”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又使杜诗臻于“物化”之镜。

三、杜甫于寓居中厚植家国情怀

孰为圣？何能圣？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认为尧伟大、崇高，天是最高大的，而能效法高大的天只有尧，因此孔子尊尧为圣。观之杜甫，几近失败的仕途生涯，极度潦倒的漂泊生活，少陵究竟何以能为圣？苏子瞻言杜甫：“一饭未尝忘君。”杜甫一以贯之的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以及平凡人生中完成儒家理想人格的建树实为“圣化”之关键。

杜甫于寓居中，厚植家国情怀。向来游子多离愁，唯有解药是还乡。战火纷乱、山河破碎导致人不得不离开故土，弭息战争，盛世再现便成了杜甫三台诗歌中的殷殷期盼。困苦的寓居意识和浓烈的故园之思相互碰撞，使杜诗常蕴悲慨清奇之风。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多含沉郁顿挫之状的杜甫三台时期的诗歌中同样能体悟出这种感染力。譬如《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悲秋》：“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

首先，杜甫三台诗歌的家国情怀表现了亲人不得相见的思念、担忧之情与故园破碎、难归的无奈之憾。《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思念幼子，把写诗作为自己的家学，用以勖勉宗武。《客夜》：“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此为杜甫于三台寓所给在成都草堂留居的妻子而作，希冀妻子理解诗人不能归家的苦衷。《九日登梓州城（二首）》（其一）：“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此诗讲述诗人年迈体衰，加之战乱流离，与弟妹离散，关塞阻隔，故园难回，亲人难聚。其次，表现了强烈的唐朝中兴之愿。数年战乱，民不聊生，渴望山河统一、铸剑为犁是杜甫的夙愿。《薄暮》：“故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故国不知何日才能重回，于此秋高气爽的时节，诗人内心苦苦伤悲。《远游》：“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诗人听闻史朝义败北逃亡，急忙探寻京华的现状，流露出强烈的政治情怀。《寄题江外草堂》中的“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与《喜雨》中的“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均是诗人忧心国家局势，渴望天下安宁的热切期盼。此外，杜甫三台诗歌的家国情怀中还有一个熠熠生辉的特质——担当与讽刺。杜甫于三台积极激励友人建功立业和讽刺社会弊病亦是其家国同构的重要一环。《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诗人杜甫虽居庙堂之远，却仍心怀朝廷，一片赤诚之心昭昭在目。《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本诗为杜甫陪李梓州泛江而作，以“莫学野鸳鸯”讥讽李梓州“女乐”之盛，可见杜甫危言危行之品性。《巴西闻收宫阙，送班司马入京》：“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诗人尚叹流离，表露思君恋阙之意与忧国忧民之心。可谓，杜甫的家国情怀内蕴于心，时时而念之；外显于行，事事而为之。后世于摄人心魄的杜甫诗歌中，读懂了家国的辩证法。

四、至德至诚，陶铸文化符号

儒释交汇，益彰至德至诚。唐朝，一个洋溢开放、包容风气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在这块沃润膏腴的土地上融合、发展，杜甫便于这样的时代生长。有研究称杜甫“一生只在儒家界内”，大致不错。杜甫亦以儒生自居，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但这种说法割裂了杜甫从小便受到佛、道思想浸润的关系，忽视了佛理与道法早已成为杜甫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唐代佛教甚是流行，对当时的语言、音乐、建筑、义理等方方面面都有所影响，文学更是之，“诗佛”王维便有大量佛诗存世。观之杜甫三台诗歌，亦出现大量佛禅语言。《上兜率寺》：“白牛车远近，且欲上慈航。”《涪城县香积寺官阁》：“诸天合在藤萝外，昏黑应须到上头。”两诗中出现了“白牛车”“慈航”“诸天”等佛经词汇。故而，可谓杜甫一生皆在三教内，而无唯一之说，不过是有主次、阶段之分罢了。蜀地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有两千多年历史，向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三台佛寺林立，慕禅者亦众。纵览一部《杜工部集》，佛禅诗间见其中，但三台佛寺诗之多可谓地方之最。而此间，熔铸儒家仁爱思想与佛教慈悲情怀的杜诗，将杜甫陶铸为一个具有稳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因而有闻一多评杜甫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事实上，杜甫的民胞物与、兼爱天下的人道主义精神业已超过儒家忧国忧民、忠君爱民的阐释范畴。从古今学者，多以儒治杜可见，儒学于杜甫而言，的确贯穿其整个人生，占据重要的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杜甫，尤其是晚年杜甫，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从佛学中汲取智慧，渴望超脱度世，由此可见杜甫胸怀之博大。如果说唐时的开放风气对杜甫博大的胸怀影响是客观被动，那么三台杜诗“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表现的便是杜甫的主观能动。杜甫的三台诗歌中儒释交汇，彰显了杜甫的人性光辉。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四川文理学院2021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三台杜甫诗歌文化价值重估的探究”。

作者简介：陈桃（1989—），男，四川安岳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