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中国传统文化浅析《上海屋檐下》

夏衍是一位革命家，也是文学家、戏剧家，外界对其剧作的评价众说纷纭，相关学者大多关注夏衍与外国文化的关联，尤其是与同为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的剧作对比，各种论著层出不穷。而对于同时期的曹禺、田汉等剧作家，相关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剧作的影响。这一现象，可能与夏衍个人经历有所关系，夏衍中学学丝织印染，赴日学习的是电机工程，其文艺观念中自然而然地有着自然科学的印记。然而，夏衍亦属于新文化运动走来的那批人，其作品必然带有传统印记。《上海屋檐下》作为夏衍剧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重构当时上海，透析理解中国特色现实主义的最佳范本。

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中说：“现实主义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制作’。”20世纪的世界文坛上，有十几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女性现实主义等，繁多的定义导致文学理论批评中“现实主义”一词常常被泛化、滥用。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必然面对着本土化，像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现实主义便被翻译为写实主义，而在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广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否定之否定”不断被赋予新的定义。所谓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后主要受苏联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具备现实主义与强调文学社会作用两个特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出，文艺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一切文化或者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革命的文艺”。夏衍也认为作者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典型化途径，达到对现实主义的本质认识。

一、传统的审美心理

细读夏衍的剧作便可以看出其传统审美心理。王维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绘画大师谢赫也在“六法”中提出“骨法用笔”，诗、画、书法等中国传统艺术中，本就有着共同的美学原则，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审美志趣。中国传统绘画分为写意与工笔两种，受老庄思想具有“重意”的特点，强调“意在笔先”。就《上海屋檐下》主题立意来看，其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市民与知识分子的挣扎。《上海屋檐下》的主题相对单一，这种单一性是中国传统文艺的特点，像是古诗中折柳表示惜别、月亮对应思乡、绘画中梅兰竹菊的特定含义。夏衍曾说：“戏的主题，我喜欢‘单打一’，即一个戏谈一个问题。”

正如文人画布局构图崇尚简洁，夏衍剧作的结构和描写都极其简单，《上海屋檐下》中有三对具有对比意味的人物：革命者匡复与沉沦者施小宝，职员林志成与失业者黄家楣，农民黄父与知识分子赵振宇。除了这三组人物，书中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夏衍通过塑造社会群像、凸显社会群像的特点，将上海弄堂搬上了舞台，并以精妙的转折来实现剧情的推进。例如，门口卖方糕的叫卖声打断赵振宇的议论，拉出赵妻与施小宝的一场戏。又如匡复知道林志成与彩玉同居时，李陵碑夹着卖不完的报纸醉醺醺地回来，凄凉地唱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这种作者特意安排的巧合将情节推到了高潮，更好地渲染了氛围。

中国传统画作中讲究留白，经常运用白描的手法，使整体画面更加空灵，突出主体。夏衍的剧作中也运用了留白的手法，其留白手法可分为三种：对过去的留白、对现在的留白、对将来的留白。对过去的留白指的是夏衍将故事发生的前尘往事都推到了幕后，如匡复与杨彩玉之间的爱情如何、匡复与林志成的友谊如何、匡复因为什么事情入狱等。这些过去的情况，有些在人物对话中出现了，但也只是一笔带过，大部分都没有讲述出来，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对现在的留白，即对现在情况的描写的留白，不特意讲出，多通过细节、人物语言或者动作的描写来展现人物内心，而不用直白的语言讲述出来。“静场”的空白便是对将来的留白。例如，当从牢里释放回来的革命者匡复，费尽周折找到朝思暮想的妻子和女儿，重燃起家的希望时，却得知妻子与朋友林志成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平息了内心的痛苦，选择默默地留下字条，留下了妻女，自己去追寻新的生活，这种效果往往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二、儒家的伦理道德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思想，一个民族独特思想的形成和众多因素有关，如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不一而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就个人而言，宋明新儒学提倡“入世”，夏衍个人本身就是集革命家、政治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幼时读《天雨花》《再生缘》之类的，读《三国演义》便可入迷忘我，夏衍自己曾明确宣告：“我写的东西是给中国人看的，尽管‘五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读线装书，二三十年代读过不少洋书，吸收过外国文学的营养，但是民族文化的传统，是想割也割不断的。”夏衍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日本共产党，1927年被日本驱逐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开展左翼文化活动，1929年同鲁迅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左翼运动的开拓者。他曾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先是为了革命的利益，用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进行创作活动，然后，在创作实践中，才逐渐掌握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学会了文艺创作的技巧。”这种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活动的身体力行、文学艺术与政治道德紧密相关的文艺创作观，都与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与“文以载道”思想巧妙呼应。虽然夏衍所处的时代早已与传统儒学相差甚远，政治斗争的内容有的甚至是在去除传统儒学中的糟粕，但不可否认的是，夏衍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某种继承关系。

夏衍剧作中也处处有着传统文化的烙印。《上海屋檐下》的“弄堂房子”，里面的灶披间、亭子间、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和马口铁做成的雨庇等，这便是典型上海人民的生活环境，剧中的人物一辈子都在这种楼中生活。通过上海独有的“弄堂房子”及其生活场景，夏衍为剧中营造出传统的民族文化氛围。当然，夏衍的塑造绝不仅仅局限于对民族生活场景与自然环境的表面勾勒，更体现在其人物塑造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剧作的影响，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女性无疑是受传统伦理道德压制影响最深刻的人，历来柔弱顺从，忍辱负重，如何挣脱这几千年固有传统的束缚，在历史沉浮中掌握自身的命运？《上海屋檐下》中杨彩玉与桂芬的人物形象便体现了作家对于妇女命运与道路的思考。

对于杨彩玉的过去，剧中没有明显提及，只能通过剧中第二幕的情节去猜测、了解。她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曾经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为了爱情抛弃亲情，一意孤行嫁给一贫如洗的革命者匡复。婚后，她又如传统女性一般，为了匡复的事业承担家庭的重担，直到匡复入狱。而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早已和林志成同居八年，剧中和葆珍的对话絮絮叨叨，已经完全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当前夫匡复出现时，杨彩玉思想逐渐复苏，但是此时的她已经无意改变什么。“你说，这世界有我们女人做事的机会吗？冷笑，轻视，排挤，轻薄，用一切方法逼着，迫着你嫁人！逼着你乖乖做一个家庭主妇……”而这时的匡复已无法成为饱经风雨摧残的杨彩玉生活中的指明灯，两人的思想境界与未来前途早已不同。而对于桂芬的描写则采用了一种隐秘的写法，表面上桂芬是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的家庭妇女，但是她身上有很多品质是独特先进的，小到从来不乱嚼舌根，大到对于世事有着自己独特通透的理解。在面对黄家楣的失业时，她看到的是丈夫远大理想与当时社会环境之间的差距，以无尽的柔情来鼓励。这种眼界与处事方式和传统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桂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新时代女性的特质，只想过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时代对人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种更可悲的体现。不管是杨彩玉还是桂芬，她们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作者在批判残酷时代磨平新时代女性特质的同时，对女性群体发出的警示。

三、国民特性的优劣

夏衍的大多作品视点聚焦于江南与上海，原因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杭州是夏衍的故乡，而上海则是其长期工作的场所。透过家庭与伦理道德的层面，夏衍将反映民族传统的笔触深入现代化大都市。杭州是中国农村的典型代表，上海则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代表，两者结合，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中国起源于大河文明，自古便依靠优越的自然地理区位发展农业，农村便是农业文明的驻扎地。而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地位，城市与农村本就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尽管上海是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但也不能免俗。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很多“城市人”都是从农村迁移过来，自然会将农村的风情习惯带入城里，渗透在城市生活中，所谓的城市文化也可称为农村文化的变体。而为了更深刻地揭示这一中国传统，《上海屋檐下》通过黄家楣父亲从乡下来上海探亲、施小宝给乡下的父母寄钱等情节，生动真实地将农村与城市紧密相连。

在中国历史改革发展中，通过土地改革、所有制的变化都可以看出中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先解放农民，而要解放农民，经济改革远远不够，精神才是更加需要开化革新的。这一道理在《上海屋檐下》中有着生动的体现。纱厂小职员林志成活得并不轻松，他本身性格忧郁暴躁，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看老板的眼色行事，内心还受着对匡复的歉意，与杨彩玉的情感更是困难重重，狭小的生活圈子注定了他的生活无法惬意自在。而思想稍微解放的赵振宇也让我们看到了浓厚的小农意识与知识分子混合的矛盾。从农村“跨越”到城市的途径，最广为人知的便是读书，众多的读书人便构成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来自农村，家庭在农村，自己又生活在城市中，时时刻刻都受到两种矛盾的文化的“沁润”。《上海屋檐下》的赵振宇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邻居”穷到狼狈地偷吃别人的包饭，赵振宇一家四口住在灶披间，却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以能保住微薄薪水的小学教员的职位而满足，在听到小学生读“东北以东三省，接俄国东海滨省及日领朝鲜……”便惊慌地推门而入。作者对于这种人物抱之以无尽的嘲讽与不屑。

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一般人民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是安天乐命，偏于保守”。但在《上海屋檐下》中也体现出了另一种民族特质，即民族向心力。剧中表现为匡复的出走，小朋友唱的“大家联合起来救中国”的歌声令人振奋，匡复在这一歌声中离开了自己的小家庭，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四、结语

1937年夏衍创作的《上海屋檐下》，不仅采用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是作者日渐成熟的现代主义戏剧风格的展现。他以积极“入世”理念，从我国传统审美心理出发，基于现实，在剧作中充分表现传统生活思想情感与伦理道德，甚至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主义观念与传统的保守理念的国民特性。这些是探讨现实主义作品的意义，也是多元化解读作家作品的有效收获。

（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