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

张爱玲所写的《金锁记》匠心独运刻画深刻，极具社会性与悲剧色彩。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作，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歇斯底里的极致化的典型，在多重压抑的作用下从“被吃者”变成“吃人者”。

张爱玲的作品刻画之深刻与技巧之高超引人注目，被奉为现代文学经典之一的《金锁记》，有着鲜明而独特的女性意识。有人批判张爱玲所写是关乎男女、家庭、小市民阶层的琐碎小事，而这种观点将男女问题与世界看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了她所写作的题材是关乎一个时代，是一个“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的时代。在新旧思想交汇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位才华卓著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展露人性的真实弱点，细腻生动地刻画了女性的悲剧命运。

《金锁记》讲述以曹七巧为主的悲剧性故事，作为封建社会中被“物化”的联姻工具，女主人公曹七巧逐渐异化，作者通过对曹七巧遭遇的描写，影射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实态。因此，分析《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人物形象时，应该以女性的感受视角去剖析，而不是站在整体的人的角度，这才能更加贴近文本。本文分析曹七巧的“他者”处境和异化表现等方面，深度解读文本背后的权利话语，从而揭示作品中所蕴含的某种权利关系以及压迫机制，以此揭露与批判女性的人格弱点，催生中国现代女性的自省意识。

一、父权社会中的“他者”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父权社会中，女人以“他者”的身份存在，女性往往以男性为参照，缺失自我主体性，这呈现了女性被边缘化的处境和生存状态。在《金锁记》宗法伦理模式下，不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家庭中，曹七巧都以“绝对他者”的身份存在，她的婚配完全由男方家长和女方家长决定，嫁入姜家之后也只能依附姜家二少爷存在，处于“他者”地位的曹七巧缺失主体性，是无名者、失语者和依附者，没有选择权、是被控制的。

（一）家庭伦理下的他者化

男权主导的文化将女性客体化，家庭伦理模式下的曹七巧，一直处在社会文化的边缘化位置，是不具备任何相互性的被动客体，是父权社会中的“绝对他者”。故事的开始就借丫鬟之口讲述了曹七巧的生存状态，出身麻油店的曹七巧，原是配不上姜家二少爷的，但因姜忠泽患有骨痨病，姜家老太太为了让曹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侍”二少爷，才破格提升她为正头奶奶，从“破格”“服侍”等词可以看出男性的优势主导地位。此外，作为女方家长的曹大年替曹七巧寻得这桩婚事，曹七巧被长兄作为“物”进行交易。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她的婚姻完全由男方家长和女方家长决定，曹七巧丧失自我选择的权利，一直处在“失语”的状态。在父权、夫权、族权的多重压迫下，即使曹七巧生性要强、口齿伶俐，在权利、物质的压抑下她也别无选择，即使反抗、挣扎，最终还是逃不过走向沉沦的命运，他者化现象将曹七巧推向疯狂、乖戾和扭曲的深渊。

（二）情欲压抑下的他者化

曹七巧在父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还表现在情欲的被动与压抑，曹七巧的身份、地位与姜忠泽的差距是极大的，能进入姜家完全出于姜家老太太的考虑，为患有骨痨病的姜忠泽安排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因此，曹七巧婚后的性生活是可想而知，几乎等于废人的姜忠泽是无法满足她正常的生理需求的。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抑下，曹七巧与姜季泽的谈话中感叹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是多好的……”由此可以看出，曹七巧多么渴望有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身体来抚慰自己备受压抑的精神与肉体，但这也是求而未得的。曹七巧是姜忠泽的附属品、是无名的，“物化”的曹七巧是姜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就连生的一双儿女也是自己主动获得的，这也可以看出身体残疾的男性在健康的女性面前仍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情欲的无限压抑下曹七巧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二、畸形权利下的形象异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权利并不是对等的，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指出：男权社会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经济、教育、神话、宗教等方面对其进行精心的维护，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对女性进行长久统治。而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一生既可怜又可恨：可怜她变成了一种被交换的商品，剥夺了其独立自主性；又可恨她在压迫下自我“阉割”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人。作为牺牲品的曹七巧，她的形象异化可以从两方面谈起。

（一）病态妻子形象

父权社会的规定下妻子应当是柔美、善良、贤惠的，而曹七巧却与此恰恰相反，她是泼辣、乖戾的病态妻子形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她是具有一定反叛精神的，但物质、精神的创伤，最终使她的反叛走向了异化。曹七巧在嫁进姜家之前，虽然日子过得不算富足，但却有市井的喧闹与人情的冷暖，日子也算过得自由、安适，此时的她还是爽朗乐观的。悲剧的开始是嫁进姜家之后，被“物化”的曹七巧，作为商品的曹七巧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言说能力，尝尽婚姻带给她的痛苦和压抑，这种痛苦最终引发了心理上的扭曲与畸形。在姜家曹七巧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抑，从“一家子都往我头上踩，我要是好欺负的，早给作践死了，饶是这么着，还气得我七病八痛的”中可以看出，她虽拥有姜家二奶奶的身份，但姜家上下都对她充满了鄙夷与歧视，这也加速了她的疯癫。曹七巧从未拥有过爱情和尊重，她只能以尖酸刻薄的话语、乖戾的行为进行反抗，以此发泄自己的情绪。在三纲五常的观念压迫下，曹七巧最终被意识形态同化，作为女性的她无权决定自己命运，对周围的一切无能为力，只能在压抑中逐渐异化。

（二）恶魔母亲形象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以价值的倒错改变传统中对母亲形象的赞美，文中不再是理想的母亲形象，而是恶魔般的母亲形象，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母爱不是与生俱来的，女性是被塑造的。曹七巧在沦为无自主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之后，她本身的种种欲望、价值、情感逐渐麻木、泯灭，连同母爱也一起丧失了。在婆婆和丈夫相继去世之后，曹七巧牺牲了整个青春，终于获得了分家掌权的机会。摆脱封建大家长、父权、夫权束缚的她并没有因此获得解脱，她在无意识中陷入了男性优越的传统思想的陷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人，近乎疯狂地行使自己用熬干青春换来的“母权”，去残害、压抑自己的儿女、儿媳。性角色的被动化、生育能力的动物化使曹七巧变得病态、匮乏，她嫉妒周围的一切，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将儿子长白“胎化”，摧毁女儿长安一切变好的可能性，将两个儿媳逼死，她从“被吃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吃人者”，用残害压抑过自己的东西，去残害压抑身边的所有人，恶魔母亲的形象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

自古以来，就有三纲五常之观念，父权中心制下主要权力由男性掌握，并可以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普遍认为男性才可以成为领导人，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所有的社会规范也应服务于男性的利益，成为男性统治社会的一个工具。而处于社会、家庭从属地位的女性，在“铁闺阁”中被置于内囿困境，“铁闺阁”的概念源于宗法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内囿思想，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往往被置于边缘化。曹七巧在“铁闺阁”的规训下，逐渐异化、疯狂，她的疯女形象是歇斯底里女性形象的典型，体现了父权压抑下女性的焦虑和匮乏。

（一）内囿思想的规训

男权社会下，女性逐渐被男主外女主内的内囿思想规训，处在“铁闺阁”中的女性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从属位置。文中有一个部分，曹七巧以一种模糊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场景中隐去了姓名与真实面貌，七巧的形象和“没有光的所在”一起构成隐喻，形成更大的象征能力，扩大了隐匿在“铁闺阁”中的女性人物，乃至到达病态的边缘。这是通过童世舫的眼睛看到，在阴森高敞的餐室里，一个看不清脸的年老疯女，一级一级走入没有光的所在。在这个场景中，曹七巧由女儿的身份，一步步走上妻子、母亲、婆婆的身份，最后走进疯狂的文化模式中。这隐喻了疯女一级一级进入没有光的内囿场所，而这阴森无光的场所，正是“铁闺阁”的象征意义所在。身处边缘的女性被带入文本的中心，这些在宗法社会下被压抑的女性变得疯狂与歇斯底里，曹七巧在书中的构图实质上有着第二性的特征，仍扮演着一种他者角色。

（二）母系“铁闺阁”的规训

曹七巧在宗法制度下变得歇斯底里与疯狂，宗法制度，这种压抑内囿女性的主体，还要求女性尽到母亲与妻子的种种义务。在这种压抑与潜意识下，女性往往会发挥出自己的攻击本能，对自己或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在分家之后，曹七巧成为一家之主，作为封建“大家长”的她从被规训者变为规训者，以母亲身份规训儿女，以婆婆身份规训儿媳，母系“铁闺阁”压迫着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作为母亲，曹七巧认为只有将儿女变为自己的附庸者，自己才会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于是她从精神上摧毁自己的儿女，使他们不断地逆生长，将他们“胎化”使其不能长大成人，长白和长安在曹七巧母系“铁闺阁”的规训下，也逐渐异化堕落。作为婆婆，曹七巧虽在生理性别上为女，但此时她的社会性别为男，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曾经社会对曹七巧的规训和压迫，变为她对付儿媳的手段，她看不得别人的好，于是芝寿和绢姑娘都是她迫害的对象。

曹七巧在文中诸如此类的反常言行和病态心理，是她疯女形象的深刻的烙印，在“铁闺阁”的压抑基础上，七巧会产生这种心理焦虑和疯狂行为是不难理解的。曹七巧在失控时常常焦躁不安，攻击本能便在此产生了作用，去打击自己身边的“假想的敌人”，长安、长白、芝寿、绢姑娘等人，都受到了她不同程度的敌视与攻击。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的伤害，都会使自身处于崩溃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这正表达了她心里的矛盾与压抑情绪。

四、结语

曹七巧作为畸形权利的牺牲品，困于男权文化规定的深闺大院中，在物欲、尊严、情欲和性别的多重压力与摧残下逐渐异化、疯狂，在“铁闺阁”的规训下逐渐实现意识的自我规训，最后成为父权文化残害鲜活生命的刽子手。细读这部作品，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下，深刻剖析宗法父权制下女性受压迫的深层原因，其语言的锋利，无一不是对传统的抗争。

文中最后一段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指明女性无法逃脱由男权体系的受害者转向男权体系的维护者这样死循环的生存困境，女性命运的更迭仍在继续。在宗法父权思想的长久浸染下，女性没有能力或是无法意识到男权的压迫。张爱玲真正站在女性立场，通过塑造彻底疯狂的曹七巧人物形象，揭露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引起读者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警醒现代女性应该树立自我觉醒和自我救赎的意识。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苗露露（1998—），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