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驿站与对外交流

蒙元时期驿站交通网络十分发达，其原因离不开当时频繁且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尤其是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蒙元驿站源于军事需要，巩固统治的同时也贯通了中西交通，促进了中西方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

一、驿站的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运用通信规律组织文书传递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的驿站起源较早，也很发达。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称“邮”，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称“驿”，后来合二为一。因此，古时驿站广义上又可称为邮驿、驿传，“是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

邮驿制度最初为战争的产物，邮驿专为“传命”而设。早在西周时期，为防备敌人入侵，就开始采用“烽燧”作为边防告急信号，设立烽火台，以烟火传递军事情报。这种方式虽快，但不能完整传递军事情报内容。后来就出现了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驿传，并形成了驿传制度。

中国各个朝代的驿站系统及其制度都很发达。就数量来说，蒙元时期的驿站并无特殊之处。据记载，唐玄宗时期，全国大约有1639个驿；明朝嘉靖年间，全国约有水马驿站1295处；而元朝时全国有水、陆驿站1519处。可见蒙元时期的驿站数量与其他时期大致相当。蒙元时期驿站与其他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规模和应役站户数量。据记载，盛唐时期大驿站配马75匹，驿夫25人，小驿站配马8匹，驿夫3人，驿夫总数才17 000多人。而据《经世大典·站赤》描述，元代驿站用马超过20万匹。《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相关描述：“在他的整个领域内，服务在邮递部门的马匹不下二十万，而设备适宜的建筑物也有一万幢。”可见蒙元时期驿站规模之大、应役站户数量之多。

蒙元时期的驿站系统不断发展完善，纵横中外，四通八达。《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就有“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的说法。

二、蒙元驿站的发展历程及其管理制度

（一）蒙元驿站建立的背景

蒙元时期的驿站规模如此之大，跟其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相关。蒙元时期，世界纷争不断，蒙古帝国时刻处在备战状态，对内有政权之争（灭金抗宋、争夺汗位），对外有征服之战。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要属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蒙古帝国一共发起了三次西征军事活动：成吉思汗西征、长子西征和旭烈兀西征。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称成吉思汗。当时铁木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消灭金和西夏之上，但是却遭到了西边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这一西辽的附庸小国取代西辽成为覆盖河中地区、波斯和大半个阿富汗的大国）的挑衅。花剌子模守将见财起意，斩杀蒙古商旅，洗劫财物，花剌子模国王羞辱蒙古使臣。成吉思汗闻之大怒，决定暂停对金和西夏的攻势，后集中兵力讨伐花剌子模。1218—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进行了蒙古汗国的第一次西征。这次西征使蒙古势力深入中亚、东欧等地，此时的蒙古疆界北达高加索山，南抵波斯和阿富汗。

成吉思汗死后，由其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此时大蒙古国经济、军事实力大增，蒙古贵族的征服野心急剧膨胀。再加上第一次西征积累了战斗经验、熟悉了地形，于是窝阔台指派各系宗王均以长子统军，发起了“克钦察，平俄罗斯，破波兰，讨匈牙利”的第二次西征（1235—1244年），征服欧洲的计划正式实现。这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的版图空前庞大，将蒙古帝国推向了顶峰。

蒙哥继承汗位后，遵照祖父开疆拓土的遗愿开始进行第三次西征（1253—1260年）。因蒙哥主要精力放在征服南宋，就派其弟旭烈兀西征。这次进军使蒙古人占领了里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完成了破木剌夷、灭巴格达、夺叙利亚的军事目标。这次西征，旭烈兀不仅将蒙古势力扩张到地中海沿岸，还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伊尔汗国。

三次西征之后，蒙古帝国版图空前庞大，领土横跨亚欧大陆，控制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帝国，历史再没有任何一个陆地势力或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

蒙元时期发起如此频繁、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路途之远，范围之广，作为传递军情和军需物资的驿站就逐步建立起来，所以蒙元驿站是始于军事需要。蒙古军队远离国土，“军行万里，绝塞孤征”，都是靠各路驿站沟通联系。从成吉思汗时期起，蒙古帝国通往全国各处和临近各国的驿站开始建立起来。

（二）蒙元驿站的发展历程

蒙元驿站的形成和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时期、忽必烈时期。蒙元驿站始于成吉思汗时代，在窝阔台时期基本建立，在忽必烈时期得到完善。

蒙古国建立以前，游牧民族区域是没有驿站组织的，各部落分散居住，彼此间交流联系较少。随着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军事封建势力形成，蒙古国对外联系和交往也开始增多。在蒙古统治者组织的频繁且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驿站和驿站系统应运而生，作为传递军情和运送军需物资的工具。

成吉思汗西征途中延续中原的驿站系统，仿照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途中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铺牛”“邮人”。成吉思汗西征路上驿站的设置非常普遍，从草原到西域、中亚、辽东等地的驿道皆可通行。有资料记载，1220年丘处机及其弟子一行人应成吉思汗之约西行拜见，西行途中及返程途中皆经由驿路且有驿骑伴行。

窝阔台也十分重视驿路的建设。他在蒙古国普遍设立驿站，并把原有的分散驿路连接起来；此外他还建立了驿站制度，颁布“大札撒”（中央法令），制定条例，管理驿站。除了打通都城到中原地区的驿路，窝阔台还下令在各地建立驿站。各汗国也十分配合，各自派出了专门的官员按照各地区和国家的广袤程度修建驿站。由此形成了沟通欧亚的交通快道，重新开启了被阻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欧亚交通。

忽必烈将蒙古汗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原地区，征大理、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大元帝国。他在蒙古帝国驿站的基础之上改革汉地驿站，定《站赤条例》，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贯通全国的邮驿网络。他还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套邮驿管理制度，建立了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邮驿网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邮驿网的“两网制”，构成了完整的元代邮驿系统。

据陈高华的《元代的驿站（站赤）》中描述，1331年，全国设立各种类型驿站（水站、陆站）共1500余处。驿站遍布元朝各个行省和乌斯藏（今西藏），元朝统治者还把站赤制度（“站赤”是“驿传”的蒙文译名）推行到国外的领地：“靠驿路交通，陆路可通波斯、叙利亚、俄罗斯、欧洲各国；海路通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波斯湾以至非洲各地。”驿站遍布范围之广，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蒙元驿站的管理制度

蒙元驿站的规模如此庞大，自然要有一套针对其运行的管理制度。据《史集》记载，窝阔台在建都和林后正式确立了驿站制度，用来管理驿站的各个方面，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其进行了完善。

忽必烈在位时曾制定了《站赤条划》作为元代驿站的基本管理条令，用统一的条例来管理和规划驿站。其中的内容非常详细，包括驿站的马匹管理、应付首思（饮食和杂用）、检验符牌、监督使臣等十项内容。

蒙元时期驿站的管理机构分中央和地方。中央设通政院管理。蒙元早期是由兵部管理驿站，后来设通政院管理全国站赤，从兵部分离出去。但是兵部对驿站的管理并没有完全撤除，它和通政院共同管理邮驿，只是各有侧重：兵部侧重于典章制度管理，通政院侧重于驿站事务管理。地方是以各路长官提调，不另设机构。即以路为中心管理驿站，驿站直属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意为掌印办事之长官）管辖，路提点官亲自下去检查，并在路总管府设脱脱禾孙（专职视察驿站的官员），按照给驿条例，“检使官，防奸伪”，即检查经过驿站的使臣是否假冒牌符或者违规携带物品等。

蒙元时期各驿站都设有驿官、驿使和站户，各司其职。驿官主要负责供应良马，登记过往使臣姓名，检验使者凭证，看守官物、管理站户等。站户（专门承担驿站差役的人户）主要负责供应首思（来往使臣的饮食），提供交通工具（马匹、车辆、鞍辔、草料等）和出夫应役（为驰驿使臣充当向导、车夫、船夫、递运夫）。驿使主要负责传递各种信息，如宣告朝廷法令、传递朝廷任命和军事情报等。

蒙元驿站的主要开支由站户负担，政府只给驿站一小部分经费作临时性补贴。站户制度始于窝阔台汗时期。当时规定，各驿站附近人家，每百户出车十辆，每年每户纳米一石。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驿站数量增多，每建立一个新站就同时抽派一批人户充当站户。蒙元时期站户制度下的站户生活十分艰苦，因为他们要承担的职责过于繁重。虽然为了保障驿路畅通，政府会拨款临时赈济站户，但还是微不足道，繁重的赋役导致许多站户不堪重负，被迫流亡。

到了忽必烈时期，驿站的压力过大，于是沿用金朝旧制，设立急递铺，用来传送官方文书。政府在驿道上设铺，并签召不能当差的贫苦农户充当铺兵，昼夜在铺值班，以便能随时传递公文。当时规定一昼夜要传递四五百里，加急时也有达到一昼夜七八百里的速度，可见铺兵的压力很大。

由上所述，蒙元时期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驿站制度，如此才得以保障当时的驿路畅通无阻，对蒙元时期的交通运输和信息传递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蒙元驿站与对外交流

蒙元驿站起源于军事活动，对内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政权，维系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蒙元驿站对对外交流的作用离不开对丝绸之路的疏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消除了中西方互通陆路上的阻碍，重新疏通了丝绸之路。为了强化对丝绸之路的疏通，政府在沿线设立了驿站，由此促进了驿站发展。驿路的畅通促进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蒙元时期的驿站与丝绸之路相结合，不仅有利于军事活动中军用粮草物资的运输和军令军情的传递，还促进了中西方商贸往来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蒙元时期驿站在对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往来

蒙元时期四通八达的驿站便利了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交通，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各大城市不仅有波斯、阿拉伯商人，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商人。

比如，当时许多国家与元朝有朝贡贸易往来，全国各地及外国商品聚集到元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不少外国商人（主要是西域、中亚、欧洲等地的商人）在这里开展交易活动，极大地繁荣了元朝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传教士等都可以凭借文书在驿站得到食宿、换乘马匹。而且，驿站的站户还可充当向导、马夫、船夫等，极大地为他们提供了方便。

除此之外，元朝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驿路交通也非常发达，元朝驿站的水站有效保障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货物运输。北方大都的货物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南方的泉州、广州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港口，再经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这极大促进了元代中国与东南亚等国家的海洋贸易。

（二）加强了宗教信仰的交流

蒙元驿站还加强了中西方宗教信仰的交流传播。蒙元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大宗教文化盛行，为了宣扬各自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人士利用驿站在中国进行宗教信仰的传播和交流，最具代表性的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由于战事需要，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地区军士、工匠编入“探马赤军”，极大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后来蒙元的交通畅通无阻，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来华经商。由于信仰和传教的需要，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清真寺。这些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元朝时期，中国清真寺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唐宋时期，仅在元大都就有具有阿拉伯建筑形式的清真寺35座。

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信仰也借此传播了出去，比如，道教的对外传播。第一次西征时，成吉思汗遣使邀请全真道领袖丘处机前往中亚论道（主要是想学习长生之道），年迈的丘处机历经艰辛，两年才在塔里寒（今阿富汗塔里甘附近）见到成吉思汗与其论道，其间他还游历了河中地区（即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各城。这次西行在蒙古贵族内部宣传了道家养生和道家思想，也对道教在西域和西北民族中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黄文弼在吐鲁番发现回纥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中提到：“金命的人白而富，木命的人青而富，水命的人黑而富。”这是道教思想关于八字命运的内容，可见元时的道教思想已经影响到了回鹘人。

（三）推动了科技文化的传播

蒙元驿站交通还推动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李巧茹的学位论文《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中提到，忽必烈时期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通畅，加强了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使阿拉伯、波斯的科技文化传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区。比如，在战争中，蒙古统治者招揽擅长治疗热病、疟疾的穆斯林医师为军医，甚至御医，为伤兵治病。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介绍回族回医学的著作在中国流传，很多医药知识对中国的医学典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外，西方还为中国带来了天文历算、地理学知识以及纺织技术、制砲技术、工程建造技术等，极大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李巧茹的学位论文《论蒙元时期中国和西亚的文化交流》中提到，此时，中国也为世界带去了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比如，阿拉伯人通过改良成吉思汗西征军队中使用的火炮、火铳等火器，发明了火器“马达发”和火炮“马卡拉”，并将其运用到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战争，由此火器制造技术开始在欧洲流传开来。除此之外，还为西方带去了天文学、制瓷工艺、绘画、医学等知识，对西方世界的文化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蒙元驿站的消亡

为了传递军事情报、运输货物，蒙元政府建立了驿站，为保证其正常运行还制定了系统而严密的驿站制度。但是，由于封建官僚体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驿站制度也难逃消亡的命运。比如，对于驿站超负荷的需求，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又比如，驰驿使臣不顾法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导致驿站系统内部瘫痪运作不灵；前面还提到，沉重的站户应役制度导致许多贫困站户不堪重负，最后只能被迫流亡。可以说，驿站的消亡也是元代腐朽政权的缩影。“公元1351年，终于在元统治力量薄弱的南方，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代邮驿制度也随之崩溃了。”

蒙元驿站和驿站制度是继承前朝、传承后代的历史产物，是当时最为先进、最有特色的交通及通信手段。它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异域风情，也为世界带去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天津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