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认同角度对比中外文学的创作策略

迟子建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为故事原型创作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书写了鄂温克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与钦努阿·阿契贝所创作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有着相似的故事模型和故事内核。两位作家怀揣怜悯与认同之心去追溯民族往事与风土人情，对比两部作品会发现，不仅主题表达上存在呼应，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各自所书写的内容似乎揭示了少数群体未及时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后的普遍共性。

一、创作背景与故事模型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原型来自一则新闻：2003年，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离开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开始新的生活。小说借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玛丽亚·索之口，讲述这一部落近百年的变迁。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顽强生活、繁衍生息、相亲相爱，为了民族子孙未来的发展，不得不离开他们所爱的一切原有的民族文化与生存方式。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代表作《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以下简称“《瓦解》”）虚拟了一个名为“乌姆奥菲亚”的古老村落，展现这个民族曾创造的社会秩序与民俗风貌，以奥贡喀沃——在推崇男子气概的伊博族传统社会中定义为成功的男性为主角，以他带领家族的几次转折为小说叙事时间线索，反映尼日利亚三大民族之一伊博族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后社会结构的瓦解与重塑的方向。

对比环境差异较大的两部作品，依然能发现两部作品的故事模型基本一致。即皆用法理社会冲击礼俗社会，塑造一个被自然条件牵制且封闭的民族场域，并就原有环境内自洽的生活逻辑与潜在的落后因素搭建出暗藏危机的桃花源。这种危机即当外部文化影响原有生活形态时，原住民会动摇对自身文明的看法，从而产生一种没有文化归属感的孤独。最后作者再以笔力说明，象征物质的外来文化与象征精神的本土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承认旧文化的不合理与落后性，也通过这种对原文化的文学加工展现其民族魅力，增强外界对其认同和关注。

在小说结构划分上，《额尔古纳河右岸》用一天的不同时刻去命名各章节与划分基调，“清晨”叙述的时空为部落平静的生活至抗日战争打响，“正午”叙述的时间段为抗日胜利至解放战争，“黄昏”主要叙述的时间为死亡笼罩部落的同时族人陆续下山、“半个月亮”这一尾章叙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革与未来展望。《瓦解》虽然表面划分为平静中的奥贡喀沃奋斗史、变革前奏下的流放奥贡喀沃、民族崩塌下导致的奥贡喀沃之死三个部分，但作者用叙述视角突变来处理小说结尾的部分，从伊博族的视角转化为外来者的视角，即把主人公奥贡喀沃为民族尊严自裁的情节看作为“尼日尔河下游地区原始氏族的平定”过程中的一个案例。结局作为点睛之笔，足以单独划分为单独版块，可见《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瓦解》的叙事框架均可以拆解为四个部分。

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民族生活形态可看出作者皆有为其所述民族发声的意图：用他们的民族观念来选择创作策略，向所述族群所处世界的主体受众传达非主流文化的声音，以增强外界与民族自身对该民族的认同感。

二、作者立场与叙述视角

迟子建儿时所处环境与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有相近的文化基因。她随父亲上山拉烧柴，看到桦树上有鄂伦春人的山神图腾，便有了对鄂温克、鄂伦春人的初级感知。此外，在创作前，作者整理研究鄂温克族的风俗习惯与历史资料，并拜访鄂温克本族作家乌热尔图，鄂温克传说和族人的音容笑貌成了她的创作根基，这使她能够对鄂温克族文化本体保持理解的姿态，伤其哀恸，喜其率真。

迟子建用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追忆过往，将创作者与民族内部角色进行文学上的视角重叠。第一视角保证了主角限知状态，让“我”用回忆者的身份旁观民族内的神奇故事，在尊重鄂温克文化的同时，将更大的笔力留给人物塑造与环境冲突。

小说的时空是跳跃的，事件序列（小说内的情节发展顺序）之间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经常出现某个意象对“我”产生了具体意味，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插入文化强调和观点升华。谈及嫁到部落的俄国姑娘娜杰什卡与伊万相识的情节时，“我”提到了娜杰什卡不喜欢看到额尔古纳河，后面说的又是在逐水草而居的使鹿民族眼中，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的存在。接着话锋一转，“我”又开始叙述驯鹿在鄂温克人心中的地位。

行文带着老妇人的恬淡与沧桑。小说没有常规民族志中大篇幅的时代变革的表达，而是以情感关系的震动侧面体现文化冲击，比如“我”第一次婚姻的媒人是饥饿，第二次婚姻的媒人是战火。在“我”眼中，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挚爱和伤口，哪怕是一个偶尔上山为族人提供物资的俄罗斯商人，也会因为喜爱的鄂温克女孩的死亡而悲伤。

日本侵略者入侵是最为艰难的时期，鄂温克男人被强制带到山下拉练。妇女孩童面临物资短缺、瘟疫蔓延、野兽侵扰。“我”没有激烈的言辞，只是娓娓道来这个弱小的民族是怎样对待苦难。这种创作策略即将角色群编织成为一块柔软坚韧的布，把民族故事擦得晶莹剔透，也建设出人类可以共同感知的文化场域，用在社会变革下透露出的优秀品格感染读者，让他们认同这种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中依然璀璨动人。

钦努阿·阿契贝作为本土作家，成长期恰处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激烈对峙的阶段，这使得他能够作为一个身处文化岔路口的观望者记录伊博族的变迁。成年后他来到美国纽约，视野愈加开阔。与此同时，外界对他的故乡的看法与评价，让他陷入对故土的反思，从而立下为得到民族话语权而奋斗的目标，盼望世界意识到伊博族的存在，也盼望伊博文化在革新后的重生。

《瓦解》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用理性审慎的状态创作。作者跳脱出主人公的单一轨迹，用超越的观点描述文化冲击，这种创作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文学系统。白人入侵村落后，持怀柔方式的传教士布朗先生主动与村落原住民有过关于宗教信仰的辩论，无善恶之分，闪烁的是两种文化对话下的思辨之光。

作者客观描述多个侧面，打造出不合时宜的悲剧英雄奥贡喀沃。这个角色的悲剧性在于他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需要面对亲友对外来文化的认可和自己对原有文化的信念之间的矛盾，也需要面对自我人格缺陷导致的对内心产生怀疑等问题。一切顺利的时候，奥贡喀沃感觉自己领导了“护法”；当事情不顺的时候，他就认为“护法”无能。角色内心矛盾凝结成个人被社会环境的背叛，从而陷入迷失和毁灭，引起读者对个人与社会间存在矛盾的思考。

在社会关系部分，抚养家人是伊博男人的义务，奥贡喀沃的父亲是闲散人员，死后负债累累，奥贡喀沃从一贫如洗到通过劳动让家人衣食无忧，被所有族人视为英雄，可见拉美的社会道德是认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英雄不问出处”此类公平且豁达的理念的。伊博社会也有落后的方面，奥贡喀沃恪守传统的礼仪范式要求他杀了被他看作养子的伊克美弗纳，尽管这会让他十分痛苦。此外，他对待家庭成员的态度亦是传统伊博社会的家庭文化的缩影。

两部以个人生命历程切入、观照民族足迹的作品，如卫星围绕矮星所形成的星体：所述民族历程为一颗在宇宙中暗淡的矮星，作者为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观察记录矮星的卫星。迟子建与钦努阿·阿契贝因自身生活背景的缘故，均处于一种适合自己且相对中立谨慎和保持尊敬的立场，身为作家的敏锐性与敦厚的笔力使他们将民族精神咀嚼后的再传达工作变得真实可信，使得两部作品有成为民族文化传播枢纽的功能。

三、语境建制与主题表达

鄂温克族与伊博族的语言皆面临文化危机，两位作者引入民族故事营造文化氛围，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用感念天鹅救命而创造了“斡日切”舞蹈的故事体现鄂温克人对于自然生命的依赖，《瓦解》用劝说人不要偷奸耍滑而创造出关于乌龟壳上纹路来源的故事和劝告人们不要武断做事的关于蜥蜴杀死妈妈的故事。

此外，在具体的民族语言表达上，两位作者都用了能够保护民族语言的方式进行转译和表达。鄂温克语有民族语言但是没有文字，迟子建的处理方式是尽可能音译转述，不用其词汇本意的汉语转述，并将音译过来的词汇加以民族文化内的解释。书中大量引用神祠神调，将鄂温克族核心的精神文化进行二度表达。在《瓦解》中，钦努阿·阿契贝以英语承载非洲口述文化，并且赋予其本民族独有的内涵，如将dark的意义引申为美好宁静的夜晚，对抗了欧洲对非洲所下的dark的定义，即黑暗无光。全书大量用英语翻译欧洲俗语，因为伊博族文化相当追求谈吐艺术。这不仅使得英语承担了新的责任，也更利于促进伊博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更为广泛地传播和掌握话语权。

在环境呈现方面，两部作品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作者都在有选择地细致叙述节日庆典、婚丧嫁娶、族群集会、民族禁忌等群体遵循的规则或参与的活动，不仅在表层上去进行民族习俗的科普与传播，以引起外族读者的兴趣，还借这些集体行为与营造场面的铺垫去阐释所叙群体的精神内核，而这些场面的呈现都离不开民族信仰的线索。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如果打猎打到了熊，全族不仅会共同点燃篝火唱歌跳舞来庆祝，而且要进行烦琐的祭祀仪式，感谢神明和祖先并祭拜熊神，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崇敬与依赖。在《瓦解》中，作者用较多笔墨描写群体活动，比如为了安抚“地母”获得丰收而创建了必须与人为善的“和平周”。

在主题表达上，迟子建引导读者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敖鲁古雅部落眼中，山与树皆有精魂，环境是他们所构成的文化的重要一分子，索取要有限，收获要感恩。与之对立的是，伐木工人以劳动收获为目标，把山野视为实现富裕生活目标的开拓地图。结尾处，书记上山去游说族人缴枪、下山、改变生活方式，迟子建给出了不同角度的思考：“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工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

钦努阿·阿契贝的创作目的在此基础上多了一层对本民族的反思。在民族信仰体系的处理方式上，鄂温克族与伊博族都有着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观念，视大自然中的各种意象为可以影响族群生产活动的神明。迟子建对这种信仰文化十分尊敬，并未过度挖掘背后原因。钦努阿·阿契贝则用尖锐的话语去揭露其落后，描写了伊博人某些反人性的习俗。例如，产妇如果生下双胞胎或者有人患了浮肿病会视为冒犯地神，将扔到被称为“恶森林”的荒野等死。他的目的是将文化危机摆出来，正面这种危机，才能有未来。

《瓦解》扉页引用了叶芝的《基督重临》，该诗作本意是表达一种文化革新，联系小说结尾处立场突变的处理，背后的意义是一种螺旋历史观的表达。钦努阿·阿契贝认为，每个时代都解决了上个时代存在的部分困境，当下文明的土崩瓦解意味着崭新文明的开始，引用这首诗即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浴火重生的理想。《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表述带着忧伤与哀痛，但对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抱有期许的，作者对作品的阐述亦可见她相信人类最终是可以与世界和解的，“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漫长的”。

（吉林艺术学院东北民间艺术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赵丹瑞（1998—），女，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东北地域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