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视阈下舒婷诗歌的译介与接受

舒婷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颇具争议的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遇”①的朦胧诗人，并借此成为向世界文坛展播新时期中国诗歌新声的先行者。迄今为止，舒婷作品已被翻译成近20国文字，堪称最具国际声望的中国当代诗人之一。关于舒婷作品的海外译介与评述，国内学界主要聚焦英语世界②，对其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接受尚无系统研究。事实上，舒婷在初露锋芒的80年代初既已获得梅儒佩（Rupprecht Mayer）、顾彬（Wolfgang Kubin）等一众德国著名汉学家的关注，被称为“中国少有的名扬世界的”③“当代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④。据统计，舒婷自1969年正式出版发表了168首诗作⑤，其中114首被译为德语，体量之大，比例之高，实属罕见。本文旨在爬梳分析舒婷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史脉和研究概貌，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域外视角。

舒婷在德国的译介始于1982年。慕尼黑汉学家梅儒佩⑥编纂、出版的杂志《中国讯刊》（Chinablätter）第二期刊登其本人译自诗集《双桅船》中的4首诗，即《枫叶》《流水线》《一代人的呼声》和《墙》⑦。1984年，梅儒佩再译7首⑧，刊于《中国讯刊》第7期⑨。是年，梅儒佩将上述11首舒婷早期诗歌裒集为诗集《墙垣之间：中国现代抒情诗》⑩，由德国西蒙&马吉拉出版社（Verlag Simon & Magiera）出版。梅儒佩拒用“朦胧诗派”标签对诗人执一而论，指出“‘朦胧诗’是外行发明的文学术语，不过是指诗中并非所有意象和隐喻都可直接解译，部分需交由读者自行联想”11。该德语诗集一经出版引发热烈反响，多位学者在报纸杂志、文学网站发表书评，其中不乏德国《南德意志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老牌媒体，评论内容将于下文详述。

1985年是舒婷德语译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德国著名汉学家、诗歌翻译家顾彬通过梅儒佩的译文与舒婷“相遇”12，亲赴厦门鼓浪屿拜访，并撰文《朝着窗外的书桌：记与舒婷的会面》13，详细记述了初次拜会舒婷的场景。1985年，应顾彬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邀请，舒婷同王蒙、北岛、张洁等15位中国作家赴西德参加“地平线国际艺术节”14，舒婷与译者梅儒佩携手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诗歌朗诵，据德国《南德意志报》记者雷吉娜·施塔特（Regina Stetter）回忆，“舒婷本人朗诵的诗歌，是诗，亦是乐”，而梅儒佩“精确且富有诗意的翻译”使舒婷作品“在德语中更具生命力和表现力”15。同年，由顾彬编撰出版的《太阳城札记：中国现代诗歌（1919—1984）》收录包括《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赠》和《相会》在内的12首舒婷诗作16。德国著名文学杂志《季节女神》（die horen：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Kunst und Kritik）1985年发行中国特刊《牛鬼蛇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和政治文化》，以舒婷代表作《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作为专栏标题，刊载了包括舒婷诗6首在内的16首德译朦胧诗17，直言“舒婷行之有效地将那个时代从意识形态禁锢中解脱出来的语言诉诸笔端”18。同年，德国文学期刊《强音》（Akzente）亦推出中国文学特刊《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80年代的中国作家》，舒婷诗歌《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辑录在内，由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授卜松山（Karl-Heinz Pohl）翻译19。短短一年内，舒婷的20余首早期诗歌陆续由多位德国知名汉学家译介，获得权威文学期刊的青睐，见证了舒婷诗歌在德国的首个译介高峰。

1986年，在争议和批评中搁笔三年的舒婷携诗集《会唱歌的鸢尾花》正式回归20，未几，“鸢尾花”的歌声便传至遥遥欧陆。1988年，舒婷的第二部德语诗集由柏林新生出版社（Verlag Neues Leben）出版21，共收录24首诗歌，其中16首选自《会唱歌的鸢尾花》。诗集译者为“德语国家遐迩闻名的汉学家”22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23。在诗集扉页，施瓦茨回忆与舒婷1986年在上海的首次会面：“她脚步轻盈，如舞者翩翩起舞，她灵活的韵脚也是如此。但在她的背上，是难以言喻的时代重担。尽管她天生脚步轻盈，但绝非弱不禁风，难担大任。看上去她似乎只在追寻个人生活的完满，但实际上却担负着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国家所要承受的所有重任。中国古典诗歌的集萃和精华在她身上得到延续，又完全被她化为己用：喜隐于悲，悲源于喜。”24脚步轻捷的舞者形象曾被德国哲学家尼采用来描绘酒神精神的化身查拉图斯特拉。尼采认为，人身上的超越性就是神性，而“轻捷的足是神性的第一属性”25。舞蹈则是飞腾的准备，是超越性的象征，“为了飞腾即超越，人应当学会在一切之上站立、行走、奔跑、跳跃、攀登和跳舞”26。施瓦茨巧借尼采的比喻向德国读者介绍舒婷，意在颂扬舒婷这般具有酒神精神的人，能够悦舞翩跹地越过人生大地上的沼泽和凝重的悲愁。诗人在同人生的痛苦抗争中体现出的超越性，无不令译者动容和敬佩。

除德译诗集外，舒婷的10余首诗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数次被多家德国媒体、汉学期刊和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辑勉力推介，在中国文学德语译介热潮逐渐退却的大背景下热度依旧不减，译者群体亦不断扩大。1986年，《人心的法则》见诸西德左翼报刊《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27，后辑录于《季节女神》1989年第3期28；顾彬与汉学家埃克·沙克（Eike Zschacke）共同翻译《黄昏》《也许？》和《馈赠》，刊于《文化交流杂志》1986年第3期29；《墙》收录于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90年出版的研究论著《中国人的自我画像——古今中国自传体文学、文献综述》30；顾彬翻译的《复活》和《……之间》登上德国《诗歌年鉴》（1990—1991）31；《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刊载于海纳出版社（Heyne Verlag）1990年推出的德语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辑《中国故事集》32，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将该诗誉为“时代精神的一个出色证明”33；199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祝彦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张意教授分别翻译舒婷诗歌《落叶》和《往事二三》，刊发在著名诗人绿原、温·沃斯勒（Winfried Woesler）和张玉书教授合作编撰的《当代中国抒情诗》34，由德国著名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发行。在前言中，绿原盛赞舒婷等“朦胧诗人”“是荒原上绽放的花蕾，是黎明中的雏燕，是雷雨后的彩虹，是行进中的鼓声。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瘫痪之后，他们已然证明自己是中国新一代诗人的先锋”35。毋庸置疑，舒婷的诗作俨然成为德国观照和接受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面旗帜。

1996年，舒婷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邀请，赴柏林生活写作一年，享受“柏林永久居民”待遇，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和丰厚的生活补助36，这令舒婷不禁感慨：“到了德国后，我才像英国女作家吴（伍）尔芙所号召的那样，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37舒婷造访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特里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等德国知名大学，与她的译者顾彬、卜松山、马汉茂（Helmut Martin）等德国汉学家在朗诵会上围绕诗歌翻译、汉学研究等话题侃侃而谈，这些巡回朗诵演讲常常座无虚席，无疑提升了舒婷的国际影响力38。

是年，舒婷的第三部德语诗集《始祖鸟》由汉堡大学山可婷（Christine Berg）翻译出版，收录81首诗歌。在《始祖鸟》德译本封底，同为诗人的山可婷将舒婷誉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诗人之一”39，慨叹她的抒情、辞藻和隐秘，钦服于诗中的“疯狂”意象及其蕴含的思想内涵40，并撰写研究论文《舒婷朦胧诗研究》，从语言和修辞的维度阐释舒婷的诗风转变：“舒婷早期诗歌的主题是孤独、异化、回归海洋与亲近自然，1980年前后，她转向内心感受，回到自己的旅行经历和一些看似日常的事物和宗教问题的探讨。其早期作品在语言风格、神秘主义、隐喻、象征和主题方面与后期诗作差异巨大。”41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亦敏锐觉察舒婷写作风格的转变，将舒婷与德国天才“神童”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stahl）相提并论，认为舒婷的早期诗作为其奠定了文坛声誉，但后期作品相对而言缺乏灵气42。尽管如此，顾彬依然对舒婷作为诗人的担当以及遭受创伤后始终追寻人性的勇气给予了极高评价。1997年，顾彬翻译诗歌《枫叶》，并以“静默的勇气”为题在奥地利《南风杂志》上推介舒婷，激赏诗人“通过对女性生存现状的大胆勾勒，描摹出自己这代人的形象。这一代人不得不承受痛苦的过去和“文革”结束后的骤变，从而踏上对人性的找寻之路。舒婷写了一些诗，关于茫然若迷（失）的孩子、盛气凌人的官僚和含垢忍耻的女性。她的力量令人敬佩”43。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德语译介整体式微，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几乎无一例外地淡出德国译介视野”44的大背景下，舒婷诗作在德国的译介传播仿佛突然被拉下阀门，至今仅有寥寥十余篇德译诗文见诸德国杂志和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合辑。1996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获得者顾正祥教授翻译8首舒婷早期诗歌45，载于《我住大洋东：二十世纪中国诗选》46。《夜酒吧》和《往事二三》分别刊于德国汉学期刊《新中国》（Das neue China）1997年第1期47和2003年第1期48；致力于“呈现国际当代文学风格、主题多样性的”49德国文学刊物《新哨笛》（Neue Sirene）刊发德国美因茨大学汉学家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翻译的舒婷诗《始祖鸟》50；顾彬翻译的舒婷新作《红卫兵墓地》《柏林假日》《享受宁静》《紫菊》《朔望》《履历表》《空房子》和《雾潮》见诸《强音》杂志1998年第1期51，其中《紫菊》和《朔望》两首后被中德语言文学文化研究刊物《文学之路》（Literaturstraße）第6卷转载52。舒婷1996年在德国创作的短诗《好朋友》由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翻译，后被辑入《秋水：庆祝高利克先生六十五寿辰论文集》53。《寄语》和《无题》由恩斯特·施瓦茨翻译，辑录于岛屿出版社2009年发行的《中国情诗》54。同年，舒婷与高洪波等应莱比锡国际书展之邀再访德国，但在德国反响并不热烈。就此，舒婷诗歌在德国的译介逐渐落下帷幕55，2010年至今仅有《无题》一首诗作收入岛屿出版社《全世界的80首情诗》56。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德国科隆的歌手劳拉·托滕哈根（Laura Totenhagen）2019年将舒婷的5首诗《流水线》《馈赠》《枫叶》《童话诗人》和《致橡树》改编为现代流行乐，并收入专辑《约尼克》（Yonic）公开发行。从文学文本到大众文化的渗透，亦足见舒婷诗歌在德国的传播力度。

从1969年插队写作算起，舒婷出版发表的诗作共168首57，其中114首被译为德语，译介规模在中国当代诗人中当属翘楚。其中，《墙》《枫叶》《一代人的呼声》《也许？——答一位读者的寂寞》等刻有时代烙印的早期诗歌更是被德国汉学家数次重译，而《致橡树》《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些在国内广为传颂、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诗歌，在德国却意外遇冷。纵而观之，舒婷诗作的德语译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首个高峰，进入90年代后逐渐回落，得益于为期一年的旅德交流，舒婷在德语国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于1996年前后再创新高，新世纪趋于沉寂，与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译介整体走势基本吻合58，如下图所示：

伴随数波译介热潮，众多德语国家老牌报纸、杂志、汉学期刊纷纷对舒婷德译诗歌发表评论。整体而言，德语学界对舒婷诗作的研究多集中于早期诗集，基本脱离了带有猎奇或政治倾向的中国文学接受模式，从诗歌的艺术性和时代性角度进行评介与诠释，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痕意识与身体写作。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称舒婷为“伤痕意识的杰出代表”59。“舒婷早期诗作的特别之处，是对人的苦难的意识，这使它们超出了伤痕文学一味揭伤疤的做法。”60在评论文章《以身体写作，文学作为创口——评舒婷的抒情诗》中，顾彬进一步阐释了舒婷的诗歌创作何以被称为“一种特殊的女性伤痛体验”61。顾彬以为，“使舒婷作品呈现出独特女性特质的，并不是频繁出现的母亲和儿童形象，也不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脆弱和温柔，而是将诗人置于女性文学传统之中的身体写作”62。对于许多女性作家来说，身体是她们自我表达的唯一手段，这意味着对她们而言，女性的创造力从艺术生产转向了对身体的再创造，艺术和生活的隔距随之消解。身体是自我意识的有形载体，也是历史创伤的亲历者，所以写诗，表达自我，意味着身体的撕裂和流血，写作对女性来说成为一种伤害。“正是流血、创伤的受害者特征在舒婷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顺理成章并入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之列。”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