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空间、市民主体与新时期的城市写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疾速演进，表现城市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城市文学研究如火如荼。然而，城市文学没有写出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①，城市给人“千城一面的感觉”②，“故事发生在城市，与城市人、城市景观、城市生活相关，但却缺乏城市主体精神”③等问题明显。评论家张燕玲指出：“在社会与文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当下，作家的都市意识、城市书写经验及其表达都相对薄弱，难以与巨变时代匹配。”④以上评价可谓精当。也即是说，是否塑造出体现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人物，能否描绘出城市的个性和主体精神，对城市经验的表达是否足以匹配时代巨变，是衡量城市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就此而言，柯天国创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以城市为书写对象的小说，在形塑生活空间、市民主体时均有自觉意识，描摹了具有高辨识度的城市主体，对当下的城市文学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柯天国的长篇小说《风流巷》《烟花楼》《少妇梦》分别于1987、1989、1991年创作后出版，1996年，漓江出版社结集为《都市文学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再版。《三部曲》聚焦于空间上对应柳州市的南方小城，通过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展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城市风貌、市民生存状态和思想嬗变。“市井风流”三部曲使柯天国在柳州市家喻户晓⑤。已有研究从世俗意识、雅俗融合的艺术特色、传统审美和现代观念的整合等方面肯定了这三部小说的价值⑥。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柯天国通过风流巷、烟花楼、陆家小院写出了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小巷院楼终将从城市版图消失的预判，为人物提供了发展空间⑦。这一观点开掘到了《三部曲》中作者建构城市空间的深层心理，但仅将空间视为人物活动的场所，对它们的功能和蕴藏探讨不足。对空间的选择和塑形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志，也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⑧。《三部曲》的城市表达深具时代感和现场感，敏锐捕捉到了空间变化引发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质素的改变，书写小市民在时代浪潮中自我确立为主体，在表现城市生活的同时进行了理性的审思。笔者以为，在文学研究空间转向、重评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城市文学研究热的当下，关注柯天国笔下在场的城市书写，探析作品中人与城市内在精神的互动，有利于思考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的美学向度与历史维度。

一、作为叙事装置的生活空间

《三部曲》中，主人公们的人生起伏、悲欢离合都被集中压缩在风流巷、烟花楼和陆家小院等具有历史感的建筑里。小说人物居住在这些静态空间，活动空间也涉及舞厅、工厂、公寓、酒楼等现代都市特征明显的场所，衍生出主人公横向的活动轨迹和纵向的生活变迁。这些城市空间并非天然存在，而是浸透了作家生活体验和个性色彩，反映特定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等人文意识的阐发与建构。它们既是结构故事的场所，又具有象征性，折射人与城市的关系。

《风流巷》里的同名小巷是南方某城一条靠近繁华街道的窄小死巷，明末名妓张师师曾是这条巷子的良家少女，因而得名。风流巷虽如城市的盲肠，但在20世纪80年代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巷中阿三开狗肉馆、张芸办家庭旅社、陈家常开贸易公司、五叔公开杂货铺、六婶摆酸摊、舞王当舞厅经理……小市民在市场经济的感召下主动汇入时代潮流，满怀城市发展的欣喜，干劲十足，有创造新生活的热情。烟花楼（出自同名小说）位于某南方小城柳叶街25号，是当年花街柳巷最末尾的一栋，在1980年代城市改造中被保留下来，成为历史陈迹。小说主人公许春兰曾是烟花楼小有名气的妓女，1950年解放后接受改造，被分配为火柴厂工人。许春兰在烟花楼经历了与张望富、黄七两次失败的婚姻后，和养女许娟长年居住于该地，母女二人的命运与烟花楼不可分割。《少妇梦》中，陆家小院曾是当地首富陆世生金屋藏娇之地，陆世生解放后离开大陆，小院被政府接管后出售。主人公白雪离婚后成为红都酒楼老板刘金龙的情妇，被安置在陆家小院，白雪的人生蜕变发生于此。“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因此，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⑨《三部曲》中的城市景观是作家理解的城市生活的外化，体现作家独特的文化表达。

风流巷、烟花楼和陆家小院是城市多元历史文化的凝结物，赋予城市以时间的质感。它们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空间，如同阿斯曼所说的“纪念之地”，保留着过往的生活经验和与之相关联的历史传统⑩。这些建筑里几户人家同住，构成的向内空间形塑了居住者自足的思维习惯、情感结构和价值框架。“居住是与任何别的活动不同的一种活动，它是人的一种规定性，人在这种规定性中实现出他的真正的本质。”11阿三狗肉店开张时发请柬邀请邻居吃饭，邻居们自发凑份子买镜画庆贺。舞王当上舞厅经理后请邻居免费去舞厅跳舞。许春兰领养许娟后，前者上班期间许娟由邻居刘嫂和满奶帮忙照看，母女二人结婚时，喜宴均由邻居帮厨。白雪服安眠药后，是同院的土狗一家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挽救了她的生命。柯天国特别突出邻里间的温暖情谊。《三部曲》中，吃喜宴、帮厨、邻里互相照看等，均显示了民间文化的接续。巷、楼、院承载中国传统人伦，打通时空的连接，传递着人们的情感记忆。

有学者指出，四合院、大杂院等城市建筑空间和民风民俗构筑出来的人际关系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疏离关系，而是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人情关系可用“都市里的乡村”“田园化都市”来概括12。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老城改建、新城涌现，许多镌刻着地域文化标识和个体记忆的旧空间被挤压、毁坏，现代都市建筑淹没了城市专属的文化记忆。就此而言，柯天国描绘巷、楼、院及身处其间的小市民的生活状态，凸显传统乡村般的人情关系，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互帮互助、荣辱与共等传统价值观念在《三部曲》中频频出现，可视为作者隐伏着怀旧情绪的抵抗性叙事。但如果说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怀旧书写印证了时代的“进步”，“隐含着一份颇为自得、喜气洋洋的愉悦”13，那么柯天国的怀旧则是平情的理解，更关注旧有文化在新时代的适用性。巷、楼、院形成封闭空间的同时，也是各家共进出的半公开空间，隐伏看与被看的关系。在大家凑份子庆贺阿三狗肉店开张时，吝啬的五叔公虽不情愿却仍掏出了五元钱。张芸信任邻居陈家常，无意中收容了后者介绍的卖淫女子入住旅社，却因警察介入受牵连，无法忍受街坊的风言冷语，不得不远离是非之地去乡下砖厂做工。白雪在刘金龙妻子到陆家小院谩骂时不堪其辱，吞安眠药自杀。舞王、陈家常、许春兰、许娟等人无一不在意邻里的眼光。传统人情关系一方面增强了邻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规训的力量，人们往往不得不屈从于这一力量的裹挟。柯天国并非一味缅怀传统人伦影响下邻里间具有脉脉温情的情感联结，而是写出了城市生活空间所包蕴的文化精神的多面性与人际关系的芜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福柯、迈克·克朗、大卫·哈维等学者的空间理论引入中国后，仅将空间视为物理场所的观点被纠偏，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和文化建构的观念成为空间研究者们的共识。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人们进行劳动再生产的中介，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14。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体现。表面上看，《三部曲》中的巷、楼、院是没有阶层差别的小市民居住地，居住其间的邻里不存在身份等级的区分，相处和谐。但烟花楼和陆家小院的历史本身，在客观上就构成了一种被凝视的处境，它们的居住者不得不在与外部人事的碰撞中反观自我。《烟花楼》里，张望富和张强为个人仕途拒斥伴侣、远离烟花楼的行为是空间政治规训的结果。饶有意味的是，许娟甫一踏足张强的单位宿舍，就被其高级的陈设所折服，她躺在席梦思上想到的是晦暗潮湿的烟花楼与西式现代化宿舍之间的巨大差距。“她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逍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天地。她直感到这套居室有一种诱惑的吸引力。”15随后，张强提供给许娟的英国高跟皮鞋，法国香水、乳罩、晚礼服等，与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共同构成了许娟向往的现代性物质景观，指向摩登的城市精神。许娟在张强宿舍的献身，隐喻空间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对她的征服。《少妇梦》中，白雪在刘金龙的酒楼工作期间，被后者赠送昂贵时装、高跟鞋和丝袜的行为打动。她搬进刘金龙花2000元购置的陆家小院后，虽深感小院如一张大网，却不得不因刘金龙对她金钱上的付出而被束缚。刘金龙专门安排了一条狼狗，并雇佣白雪的邻居土狗来共同监视白雪与其他男子的往来。小院持有者刘金龙与居住者白雪的权力地位悬殊。“社会形成和创造了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空间反过来形塑着社会构型。人们之间的等级、政治、经济、种族、性别关系在空间中体现出来。”16《三部曲》中，城市生活空间成为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叠加。

二、市民主体的生成

如果说柯天国对历史性建筑的书写是在城市空间内部表现邻里关系稳定的一面，那么，人物通过经济活动与外部空间关联，则生成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关系构成自我”17，自我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关系和时代背景，但个体的形成有自身的独特性。柯天国的三部长篇小说甫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热捧，既因为它们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语境与价值诉求，又得益于作品中塑造的鲜明人物形象。这些人物表征小市民身份特征和时代属性，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自我主体性。陈晓明指出，城市文学是表现了城市生活、包含一定城市意识的作品，城市意识“即叙述人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意识到他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相关，他在思考他在城市中的存在状态。在大多数情形下，这就是现代的个体自我意识”18。就此而言，《三部曲》的市民主体体现了鲜明的城市意识，是表征作家洞察力的城市文学作品。

“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化人群在城市中确立存在感与主体性的过程。”19《三部曲》通过普通市民群像的塑造，集中放大了小市民的主体精神。阿三、张芸、陈家常等人做小本生意，许娟和白雪到酒楼、舞厅工作，六婶、五叔公白天经营酸摊和杂货铺，晚上到舞厅兼职。他们应时而动、踏实肯干的行为特征符合小市民主体的发展逻辑，也与柳州这座工业城市“开明开放、敢为人先，创新创业、自强不息”的城市精神互嵌。小市民精于盘算、看重实利的血肉实则与工业城市大发展的筋骨相匹配，关乎人物恒常的生存，也关乎城市的“运势”。柳州市民的精神气质与该城市的主体精神相融合，形成了牢固的文化共同体。在《三部曲》的市民眼中，职业是个体获取生存资本的途径，并无贵贱之分。有研究者在考察城市新人时认为，“职业是人运用理性而将自己工具化的路径。……职业人等同于工具人，只能诞生于城市”20。这一观点揭示了职业对人们主体性的扼杀。但事实上，工作职业作为人们谋生的方式，也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领域21。在柯天国笔下，职业是人物建构自我的重要依凭。阿三经营狗肉店时，凭借专业的烹饪技能游刃有余，与生活中内向腼腆的他迥然不同；五叔公在舞厅做检票员时恪尽职守，与他之前面对防疫站赵科长、工商局干部等权威人士时的怯懦判若两人；六婶、舞王、许春兰、白雪等人均有工作激情，对工作尽职尽责，独立而自信；甚至连土狗那种平时不务正业的小混混，在红都酒楼做门卫时也自信从容。他们均认同职业带来的价值感。六婶在“大跃进”时期是炼钢队队长，因胎儿临盆也不下火线得到表彰，职业带来的社会荣誉，构成了六婶最光荣、最自豪的自我认同。舞厅之于舞王、火柴厂之于许春兰、酒楼之于白雪，都是小市民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认同的职业空间。

舞厅和家庭作为生活空间，也是柯天国建构市民主体性的重要通道。不同于海派文学将舞厅这一现代都市空间呈现为欲望化的“都市风景线”，柯天国笔下的舞厅既是市民的休闲场所，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地。去舞厅跳舞成为舞王、许娟、白雪等市民生活的重要构成。说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被扩容，物质生活之外的精神生活成为生活的重心。带有异国风情的舞厅代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舞厅的流行，既表征着人们对新奇都市感觉的迷恋，也与市民自我身份的确认有关，他们在舞厅的身体释放和社会交际中找寻自我认同的符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制度松绑，社会流动增加，为个体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彼时自信而乐观的城市想象背后潜藏着“为自己而活”的解放主题。在家庭空间，《三部曲》里的女性始终自我主宰着命运。五叔公续弦的妻子、许春兰、许娟、白雪等人都更重视个人感受，积极在婚姻中捍卫个体幸福的权利。无论结婚、离婚、再嫁，还是在发现自己的人格不被伴侣尊重后果敢地斩断牵连，都是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选择，张扬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后的精神独立，是时代症候的写照。多样化的个体追求，使柯天国笔下的小市民主体体现出非均质的文化属性。“对一个地方的叙事首要考量的是这样的地域或说场域能否成为其中的主体与群体的存在之所，甚至能够成为精神的栖居之处；其次，文学所聚焦和重构的‘地方’，是否能够形成自身足以滋养人、包容人，甚至再造人的文化属性。”22柯天国对柳州的书写表现了对“地方”与市民主体生成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