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

钱理群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是第三代学人中的代表性和标志性学者，也是学界的常青树，多年来笔耕不辍。在《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在“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文中，钱理群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81—2002）：学院任教21年，从事文学领域专业化研究，主要是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研究。

第二时期（2002—2022）：退休20年，从事人文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二是民间思想史研究，三是当代政治思想史。

第三时期（2012—）：回归生命本源的思考与研究。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回归故土：《安顺城记》，仿《史记》体例，写地方史；二是回归大自然，回归童年：著有《我与童年的对谈》等；三是回归日常生活，回归家庭，回归内心，回归宗教精神：著有《养老学研究笔记》等。

截止到202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钱理群共出了100本书，近3000万字①。

作为一个思想型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学术研究非常广泛，在相当一部分领域，都有发凡起例之功。本文集中讨论的是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试图总结和提炼钱理群在文学史书写的观念和范式方面的探索、开拓、引领和创新。

钱理群先生关于文学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已经有了一系列完整和自觉的叙述，其中专著就有两部：《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②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③。而近6万字的长篇论文《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则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是对自己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全方位的总结④。这些著述均显示出钱理群一直非常有意识地探索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也形成了自己卓有建树的理论视野。

钱理群最看重的也正是自己作为文学史家的身份。如《八十自述》一文所说：“我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文学史家’，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独特的结构方式、叙述方式。”⑤在这篇文章中，钱理群还指出自己的“另一个学术重心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进行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的四个方面的研究”：“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除前期完成的“鲁迅研究”三部曲（《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以后》）、“周作人研究”三部曲（《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读周作人》）以及曹禺研究（《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世界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外，还写有“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⑥。由于钱理群的“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一方面基于自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的身份和资源优势，其中也体现了文学史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周氏兄弟以及曹禺研究本身也内在于现代文学史研究，因此，本文涉及的话题领域，也兼及钱理群的周氏兄弟研究、曹禺研究以及《1948：天地玄黄》等与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关联的部分著述。

钱理群先生40多年来的文学史研究实践展现出非常丰富和广博的面向，本文尝试扼要勾勒钱理群文学史观的核心轨迹，试图描述一个简明的总体性观照视野。这个极简的观念轨迹可以概括为：从“生命史学”到“大文学史观”，而其居中环节或者说中间项则是“作为审美机制的文学形式”。本文试图以这一“三位一体”式的图景涵盖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宏伟追求与独特贡献。

一、作为文学史书写灵魂的“生命史学”

“生命史学”是钱理群先生多年来努力追寻的文学史观念视景，也对他的文学史研究有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力。但在我看来，“生命史学”仍是一个有生长性的、处在建构过程中的、未完成的范畴。简单地说，钱理群试图借助“生命史学”的理论范畴强调文学史是活生生的、有着浓郁的生命气息的（包括时代生命、个体生命、文学生命）的叙述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史构成的是文学史的深厚的底蕴。而钱理群尤其关注其中的“个体生命史”，试图在呈现历史大叙述的同时，也讲出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一个个独特的文学史故事，既状写出人与人之间生命的丰富互动，也呈现出个体生命与历史境遇之间的复杂关联。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钱理群写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时候，这种“生命史学”的理念就已经开始形成，这本“新论”中拟设的研究目标，是“要写出：曹禺作品生命的流动，作家精神生命的流动，中国话剧生命的流动，中国现代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流动；这将是一部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于‘生命的复活’”⑦。在某种意义上说，状写这种“生命的流动性”，成为文学史家历史书写的本源和终极目标，钱理群文学史观中的“生命本体论”已然呼之欲出；同时，意欲把作品史，作家精神史，话剧发展史，现代社会思潮、文学思潮发展史……打成一片，也蕴含了向此后“大文学史观”的演进，同时预示着“生命史学”依然构成的是“大文学史观”的灵魂。

对历史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现象的关注，意味着“细节诗学”之于“生命史学”的重要性，意味着历史细节构成的是搭建“生命史学”大厦的地基乃至一砖一瓦，因此，钱理群尤其强调历史细节和文学细节对于文学史书写的基础性意义。对具体的历史细节以及文学细节的捕捉，对细节的象征性意蕴的升华，也构成了钱理群文学史叙事的重心所在。其中既体现着文学史书写的具体性、形象性和情境性，也通过对具有“典型性”的细节和“单位意象”的阐释，重建文学历史境遇。钱理群尤其善于从历史细节中凝练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而一个时代内在的总体性特征，也往往在历史细节中得以“瞬间显现”。正如钱理群所总结的那样：

我至今也还记得我的一段阅读经验：在旅途中随便翻阅一本抗战时期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其中提到他目睹的一个细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我立刻意识到，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在这“瞬间永恒”里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多义的象征性），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⑧

这里蕴含的是一个文学史家的文学性领悟力，使得钱理群对历史细节的捕捉，一方面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另一方面，又祛除了某些不入流的“微观史学”事无巨细的细节耽溺，避免了历史书写中的“细节肥大症”。这种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瞬间永恒”的历史细节，也被钱理群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单位意象”的角度详加阐述⑨。因此，正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昭示的那样，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历史细节，最终通达的恰是历史的总体。

另一方面，这些丰富的历史细节彼此之间又不是孤立的，而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流动性”。正如钱理群所自述的那样：“文学史所要把握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生命、文学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而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历史生命细流的精细考察，或者说，对具体细节的发现、描述是文学史研究、写作的起点，最终所要达到的是整体的把握。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文学史家而言，不仅要有捕捉细节的敏感，而且还要有一种整体感，对时代生命与文学的总体氛围、对象的混沌感觉，直观把握，超越性的感悟与思考。缺少这一点，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文学史家的思维就会淹没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之中，笔下的文学史图景就不免流于琐碎，失去了历史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与气魄。”⑩钱理群的文学史书写，恰是在具体的历史细节中把握到生命之流的整体涌动，他的文学史叙述也因此兼具微观史学和宏大叙事优长，达致一种历史书写的均衡感。

钱理群的“生命史学”观中，尚有值得进一步发掘的理论面向，譬如对人的存在维度的叩问，以及对历史中“人的生存困境和分裂”的揭示。这些向度尤其在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鲁迅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精神现象，一切思想的探讨和困惑，在他那里都会转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与精神困境的体验，“正是生命哲学构成了鲁迅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思想家的独特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学化的形象、意象、语言，赋予鲁迅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精神现象、心灵世界以整体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还原了其本来面目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这样，鲁迅所要探讨的精神本体的特质与外在文学符号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与统一”。11

鲁迅所遭遇的，通常是各种两难的命题，如自由与统一两难、历史与价值的两难、伦理和美学的两难……而两难的境遇之所以是困局，就是因为仅仅在原理的意义上是无法获得答案的，这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真正的困境。鲁迅后期的《故事新编》之所以难解，就因为其中处处映现着历史与价值的两难。鲁迅的两难恰恰印证了黑格尔的名言：真正的悲剧不是出于善恶之间，而是出于两难之间。而钱理群研究中一个一以贯之的视野就是试图理解鲁迅的两难，以及揭示困境的思想本身。

如果从鲁迅那里挖掘“生命史学”的精神资源，则需要文学史家直面历史中的生命所遭遇的固有的两难、困境和缺憾，从而也须“把困境看成是历史中人的某种本体”12。钱理群由此把对困境的揭示看成文学史书写亟需面对和亟待处理的部分。在钱理群这里，文学史不仅仅止于对历史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洞见和生命哲学的呈现，背后也隐现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文学史书写也就同时构成了对历史的价值承担。由此钱理群生发出了“有缺憾的价值”的思想命题，进而化入他的“生命史学”观，渗透到钱理群几乎所有的文学史研究之中。“有缺憾的价值”意味着人类思想和历史价值的非本质化，意味着人类在创造思想价值和历史遗产的同时，也在直面具有本体性的欠缺与残缺、缺失与缺憾。钱理群的文学史研究，因此越来越自觉地探索历史在缺憾中所内含的未完成性，以及历史如何在缺憾中为人类确立一种价值依据。“有缺憾的价值”也因此成为人类无法规避的宿命，成为文学史研究者必须正视乃至承担的生命之本源。

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密切相连的，是“生命史学”中的“史料观”。钱理群的文学史书写订正了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一个‘死’的东西，把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看作是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的刻板印象。在钱理群看来，“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无不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内容”，“而对史料的认识、处理，更是关涉到研究者的历史观、文学史观”13。这或许可以称得上一种“新的史料观”，也构成了“‘生命史学’观的重要方面”14。

之所以称“生命史学”构成的是钱理群文学史理念的灵魂，还因为“生命史学”作为某种具有覆盖性的观念形态，灌注在他关于文学史书写的总体设计和具体操作环节之中。在担任总主编的具有集大成性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中，钱理群一方面强调“注意开掘与描述各时期文学创造动力的多样性，以及文学（作家与作品创造，文学发表、出版、流通，读者接受）故事与细节的丰富性”，同时也强调这部具有大文学史特征的编年史“是用‘生命史学’观照的，有着浓郁的生命（时代生命，个体生命，文学生命）气息的，本身就具有文学性的，活生生的文学史，而与知识化与技术化的文学史区别开来”15。

对“文学性”的强调，也构成了“生命史学”的重要观念视野，钱理群的“生命史学”因此既关注历史中活生生的“生命的流动”，也同时彰显了文学史书写中“文学性”的本体地位，堪称钱理群文学史观中的精髓之所在。

二、走向一种“大文学史观”

“生命史学”中，也蕴含着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的必然性。钱理群先生称在思考“生命史学”的同时，还关注到历史中的个体所汇成的“合力”：

正是不同个体的参加，最后形成合力而影响历史的发展，并在这发展中打上不同个体的烙印。在历史叙述的层面，就表现为讲述许多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细节，具体的写作与舆论环境的生动展现，其中有丰富的人与人的生命互动和复杂关系，以及在这背后的文学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思想、文化、学术的有机联系，由此而产生了在创作上的不同追求，不同实验，从而形成文学本体的丰富面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