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中的“小文学”：鲁迅以德文为媒介对保加利亚小说的译介①

20世纪初，当中国读者建立世界文学观时，一个文学群体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弱小民族”，又被称为“被侮辱和被压迫/损害的民族”②。虽然这类文学通常指代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地区产生的作品，但其定义并不严谨③。正如“民族”一词的内涵会随着语境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前面修饰词（弱小/被侮辱/被压迫/被损害）所传达的思想也各有不同。在20世纪的前30年中，这类文学的界定在不同历史时期借鉴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包括泛亚主义、无政府主义、威尔逊主义和马列主义等。尽管这一概念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被介绍到中国的相关文学作品切切实实地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共鸣。鲁迅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对这类文学而非西方主流文学的特别关注，成为鲁迅“拿来主义”的一大特点。

这种分类方式很好地呼应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身份建构，并成为一种与帝国主义抗争的有效手段④。这种类比还与国人对皇权专制的反感相关。借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论断，也许鲁迅等人在弱小民族的文学中看到了类似的民族寓言式的表达，所以倍感亲切⑤。不可否认，将中国现代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进行类比的行为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动机。正如石静远所言，这种类比促进某种“世界文学联盟”（a world literary alliance）的形成，其政治任务是将全球的苦难与压迫投射到中国的民族事业上⑥。然而，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这种类比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在世界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如何将中国文学与鲜有世界影响力的弱小民族文学一视同仁？除了政治动因，包括鲁迅在内的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两相比较的过程中，是否也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假定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有大小之分，鲁迅等人对小文学的青睐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让我们联想起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解读卡夫卡时提出的小文学概念（kleine Literatur，法文：littérature mineure，英文：minor literature，也被译为“少数文学”或“次要文学”）。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小文学有3个特点：语言的去地域化、个人与政治的直接联系，以及阐释的集体性⑦。我们可以将鲁迅等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类比为弱小民族文学的尝试看作他们将中国现代写作从传统文体习惯中剥离出来的努力⑧。这一过程也使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化，并在作家个人与中国政治现实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由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每一次写作或阐释都对中华民族集体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鲁迅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出了民族语言自觉的重要性。鲁迅强调在追求文学形式一体化的同时，要求保留民族自身的独特性⑨。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借鉴外国文学，还需要吸纳失传已久的中国古典传统，而小文学的立场正好能帮助鲁迅实现他的追求。加入少数派不仅意味着反西方文化霸权的姿态，自我边缘化的举措也帮助鲁迅创造出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学。鲁迅民族寓言式的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其在语言上的创新、内在强烈的政治驱动力以及对国民性的探究，与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小文学的期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更好了解小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对中国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阅读和接受有更深刻的了解。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强调翻译在多文学系统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外国文本的翻译和借鉴可以成为小文学的活力源泉，因为这种实践能鼓励弱小民族文学的转型⑩。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引进和翻译是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己小文学话语的重要起点。因此，本文特别关注鲁迅翻译保加利亚现代作家伊凡·伐佐夫（Иван Вазов，1850—1921）的两篇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以探讨鲁迅对小文学的关注，以及他对民族主义和语言政治的理解11。

伐佐夫被称为“保加利亚文学之父”，是保加利亚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地位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相当。他是世界范围内被阅读和研究最多的现代保加利亚作家。自从1396年奥斯曼帝国侵占保加利亚以来，保加利亚经历了近500年的奴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加利亚文学作品多数怀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伐佐夫的作品也是如此。保加利亚民族独立斗争的复杂经历激起了中国作家的强烈共鸣。这也是伐佐夫的作品走入鲁迅视野的原因。此外，保加利亚的农耕文化在伐佐夫的作品中也有诸多体现。这对寻找表现农村生活文学手法的中国作家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鲁迅是伐佐夫作品的第一批中文译者12。鲁迅对“叫喊和反抗”的民族作家的偏爱引导他选择了东欧文学13。鲁迅首次翻译的伐佐夫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发表在1921年《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14。这篇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入1922年出版的《现代小说译丛》。该选集收录了周氏兄弟所翻译的30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可以算作是弱小民族文学作品。1935年，鲁迅翻译了伐佐夫的第二篇小说《村妇》，发表于生活出版社的《译文》最后一期15。虽然该刊的正式编辑是黄源（1906—2003），但幕后主力其实是鲁迅和茅盾16。《译文》对文学作品的选择并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取向，但选篇多少反映了编辑们的个人观点和品位17。

鲁迅的外语能力决定了他在接触弱小民族文学时必须倚仗中介。虽然鲁迅的日文水平毋庸置疑，但日本当时对东欧小国及其文学的介绍非常有限。为了阅读和翻译保加利亚文学，鲁迅主要依靠了当时能找到的德语出版物。鲁迅通过德语接触世界文学的时间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相距约百年时间。此时德国关于世界文学的介绍可谓层出不穷。鉴于鲁迅对德语资料的依赖，了解德国话语如何影响鲁迅对世界文学以及小文学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有学者列举了鲁迅的大量德语藏书，以及这些资料在鲁迅阅读写作过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以证明了鲁迅“德语化”的倾向18。不过，这种观点简化与低估了鲁迅的知识背景和修养。诚然，正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证明的那样，世界文学的建构常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可能被严重等级化19。哈里什·特里维迪也感叹，小文学往往需要依赖主流语言的翻译来获得认可，而这一做法强化了世界文学中的等级制度20。然而，我们不应忽视鲁迅等翻译家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他们绝非全球市场上同质化和商品化文学产品的全盘接受者。鲁迅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建立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之上21。尽管鲁迅可参考的资料有限，但他的世界文学观独立于德国本土的论断，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一、作为路径的德国

尽管鲁迅依赖德语资源，但他对世界文学的解读展现了一种艾米莉·阿普特提出的“外中心”（ex-Centric）立场，有效抵制了阿普特笔下的两种霸权22。这种“外中心”立场使鲁迅得以避开当时世界文学话语中的文化普泛性，提升主流之外的小文学的价值。从现存的鲁迅藏书记录来看，他早期对世界文学的了解主要来自德文资料的阅读23。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对世界文学的思考完全依赖于德文资料的论述。鲁迅所拥有的德文书籍在介绍世界文学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角度。这些书籍有的侧重于西欧文学和文学流派，如艾拉·曼施（Ella Mensch）的《人人都能使用的文学会话词典》（Litterarisches Konversations-Lexikon für Jedermann），有的则突出民俗传统，强调德国文学的独特性，如古斯塔夫·卡普勒斯（Gustav Karpeles）1898年出版的《文学漫谈》（Literarisches Wanderbuch）。还有一些著作，如约翰内斯·舍尔（Johannes Scherr）的《世界文学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teratur）和保罗·维格勒（Paul Wiegler）的《世界文学史：外国诗歌》（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Dichtung fremder Völker），则强调古代文学，着重介绍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非欧洲文明的文学作品。这些书籍大多以欧洲为中心，极少涉及东欧的文化和文学。虽然俄罗斯文学——尤其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因现实主义盛行而引人瞩目，但除此之外，德国书籍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文学往往鲜有涉及。在少数提及非俄罗斯的斯拉夫文学的书籍中——例如卡普勒斯1901年出版的《古今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teratur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auf die Gegenwart）和维格勒的《世界文学史：外国诗歌》——论述一般也都很简短，而且往往忽略现代文学。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包括保加利亚文学在内的斯拉夫其他语种文学，鲁迅买了两本专书：卡普勒斯1905年出版的《新文学漫谈：斯拉夫卷》（Literarisches Wanderbuch：Neue Folge：Slawische Wanderungen）和伊日·卡拉塞克·泽·洛维茨（Ji<P：＼南方文坛＼2024年＼2024-3＼图片＼r1.tif>í Karásek ze Lvovic1871—1951）的《斯拉夫文学史》（Slav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卡拉塞克的《斯拉夫文学史》是鲁迅了解斯拉夫文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24。作为捷克裔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卡拉塞克以诗人的敏感和抒情的风格讲述斯拉夫文学，这使他的书有别于鲁迅其他德文资料。除了对捷克文学的详细描述，此书还对波兰、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波希米亚文学进行了探讨。在鲁迅拥有的所有德文书籍中，只有卡拉塞克的书详细介绍了保加利亚现代文学。由于鲁迅对近现代世界文学最感兴趣，这本书成了鲁迅的重要指南。在翻译伐佐夫《战争中的威尔珂》的后记中，鲁迅将保加利亚文学的曙光定格在19世纪末俄土战争（1877—1878年）之后，即保加利亚文化摆脱土耳其统治和希腊东正教禁锢之后25。鲁迅还指出，保加利亚的现代文学打上了民族苦难的烙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26。鲁迅的观点与卡拉塞克《保加利亚文学》（Bulgarische Literatur）一章的开篇如出一辙，这一证据清楚地表明鲁迅对卡拉塞克著作的直接借鉴。鲁迅在后记中还称伐佐夫为文体家，这同样与卡拉塞克的评论相呼应。

尽管伐佐夫是当时最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并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大多数德国文学评论家对世界文学书写中，保加利亚文学整体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更遑论对伐佐夫的关注。鲁迅的德文世界文学书籍中几乎没有一本提及他的名字，只有卡拉塞克是个例外。他在介绍保加利亚文学的开篇就指出伐佐夫是保加利亚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伐佐夫也是卡拉塞克着墨最多的一位。鲁迅有可能在阅读卡拉塞克1906年的著作之前就接触过伐佐夫的名字。1905年，鲁迅最初接触世界文学时所依赖的德国杂志《来自外国语》（Aus fremden Zungen）上刊登了伐佐夫的短篇小说《尤佐爷爷在看着》（Дядо Йоцо гледа，德文名：Der alte Joko sieht），并附有作者的传记27。然而，鲁迅从未提及这篇短篇小说，也未在自己的序言中使用该传记作为参考28。从鲁迅的论述和选篇推断，即使鲁迅通过《来自外国语》注意到了伐佐夫的存在，卡拉塞克的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仍要大得多。

卡拉塞克的个人判断直接影响了鲁迅对保加利亚文学的理解。鲁迅的断言——过度强调民族苦难和高涨的爱国热情导致保加利亚缺乏伟大的诗人——正是遵循了卡拉塞克的判断29。事实上，在19世纪，保加利亚就有佩科·斯拉菲可夫（Петко Славейков，1827—1895）和赫里斯托·博捷夫（Христо Ботев，1848—1876）等著名诗人。卡拉塞克自认是现代诗人中的佼佼者，是象征主义、颓废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实践者。因此，保加利亚没有伟大诗人的观点是卡拉塞克从个人阅读体验出发提出的一个相对有争议的观点。鲁迅在《战争中的威尔珂》的序言中省略了论断来源，使卡拉塞克夹带私人感情的论断变成了一种客观陈述。与此同时，鲁迅将伐佐夫塑造成伟大的散文家，并与保加利亚诗歌创作的贫瘠进行对比，更强化了这一印象。这种对比同样沿袭了卡拉塞克的叙述，却有误导之嫌。事实上，伐佐夫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最初还是以诗人的身份登上保加利亚文坛的。

这种混淆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鲁迅对保加利亚现代文学了解的匮乏。毕竟，除卡拉塞克的书之外，鲁迅的主要补充资料是伐佐夫的德文译者玛丽亚·约纳斯·冯·萨塔恩斯卡（Marya Jonas von Szatánska）在伐佐夫小说集中撰写的前言。鲁迅在序言的写作过程中，也从该前言中提取了伐佐夫生平的细节。有趣的是，冯·萨塔恩斯卡称伐佐夫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他的小说成就仅次于诗歌成就30。鲁迅显然没有采用这一论断，但他在后记中提到了冯·萨塔恩斯卡描述的伐佐夫的爱国诗歌。此外，鲁迅还提到了伐佐夫对包括戏剧在内的其他文学体裁的贡献，以此证明伐佐夫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这一论断只在冯·萨塔恩斯卡的前言中出现过，并非卡拉塞克的观点。事实上，鲁迅参考的两种德语材料的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与论述人的身份有关：卡拉塞克是一位对斯拉夫文学以及伐佐夫的创作有独到见解的现代诗人，而作为译者的冯·萨塔恩斯卡则毫不掩饰对伐佐夫文学才华的崇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