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逐渐远大的西南剧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城不是一代修成的，西南剧展不是一开始就目标远大、意义宏深的。众所周知，西南剧展包括三大内容：戏剧展览、戏剧工作者大会和戏剧资料展览。然而，这三大内容并非会议筹办之初完全决定，而是在策划和筹办的过程中逐渐丰富。可以说，正是在策划和筹办的过程中，随着各方人士的建议和参与，集思广益，西南剧展的内容逐渐丰富，目标逐渐远大，意义逐渐宏深。

我们努力还原西南剧展的策划和筹办过程，由此可以看到这个震惊世界的戏剧活动内容日渐丰富、目标日渐远大、意义日渐宏深的过程。

一、戏剧展览会

1943年10月，桂花开放的季节，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正在建设中。建设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广西省政府并没有专门拨款，只是划拨了一块地，建设新厦的款项，完全依靠馆长欧阳予倩多方筹集。新厦落成，自然要做些庆祝活动。然而，心思都在筹集款项和催促进度的欧阳予倩与朋友们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打算大规模地举办，只想就着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建馆址落成的机会，邀请近邑几个团队连续演几个戏①。

这是西南剧展最初的想法，为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落成邀请几个团队演几个戏以示庆贺。

恰在此时，一位姓名瞿白音的人登门拜访，他的到来，改变了欧阳予倩的想法，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厦落成的庆祝活动，出现了扩大的趋势。

瞿白音，何许人也？

瞿白音当时的身份，是新中国剧社的理事长。新中国剧社是两年前，也就是1941年10月，在桂林成立的一个职业剧团。这个职业剧团成立之初，摇摇欲坠，几乎夭折。正是瞿白音导演田汉话剧《秋声赋》，赢得较好的票房，帮助新中国剧社走出经济困境。在桂林站稳脚跟之后，瞿白音带领新中国剧社到湖南进行旅行公演。

根据新中国剧社第一批社员蒋柯夫回忆：

（新中国）剧社在湖南旅行公演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理事长瞿白音同志想到西南许多抗日宣传团队分散在各地，由于战时交通不便，彼此音讯疏稀，提出了把这些兄弟团队集中到一起，通过演出交流、研讨、相互促进，以达到坚持抗战增强团结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剧社全体同志和几个演剧队队长的热烈赞同和支持。②

这是瞿白音的想法，1941年10月加盟新中国剧社的周伟的回忆将瞿白音的想法表述得更加清晰：

1943年春，新中国剧社旅行公演到达长沙后，瞿白音与演剧九队队长吕复常常谈论问题。他们感觉到抗战以来戏剧运动虽然有很大成绩，但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戏剧团队变得无声无息了。一向活跃在前线的戏剧队伍，也感到苦闷和彷徨。如果能把散处在西南各省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观摩，交流经验教训，共同探讨艺术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那将是一件好事。于是，瞿白音代表新中国剧社倡议，在桂林举行戏剧展览。③

瞿白音本人是抗敌剧团出身，与活跃在西南的多个抗敌演剧队有较密切的联系，他的想法主要是想通过把这些团队聚集到桂林，互相观摩和交流，以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

1943年10月，新中国剧社结束在湖南的旅行公演回到桂林，瞿白音迫不及待地去找欧阳予倩谈他的想法。

瞿白音为什么会产生将西南各省的戏剧团队聚集一起互相观摩交流经验的想法，实与当时西南各省的戏剧现状有关。

当时西南各省的戏剧究竟有着怎样的现状？焦菊隐的文章有很好的回答，他认为：“这一两年来的戏剧运动，由于职业化的结果，已经浸蚀在市侩化的毒汁中。”“我们确曾为了营业而演出过一些意识模糊或者毫无意识的戏剧；我们确曾专一在描写小资产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忽略了更多的受痛苦者；我们甚至为了迎合能以支持演出收入的主要顾客——暴发户和国难商人们之类，而在演出里成心渗进去若干合于这些观众胃口的低级趣味和噱头，甚至自动消灭了戏剧的战斗特质；我们确是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戏剧生命，建立在这些新起的商业资本者的手掌中。”④

恰好，1943年10月的田汉，思考的正是当时戏剧的现状问题。

据《田汉年谱》，1943年10月，田汉有感于“戏剧圈子里抗战初期那种不顾一切效忠运动的高度热情已经不易看见，而开始着眼于物质待遇”的现象，在一次聚会上提出戏剧界要开展“招魂”运动。

为什么要招魂，是因为：

今日戏剧界似乎又回到以前人自为战的时代。由于客观环境的困难，大都汲汲于自身利害的关心和枝节技术的追求，把抗战初期的宝贵的热情大部分消歇了，甚至艺术上一些应有的新认识也渐次把握不定了。应当说而不说，或争其所不必争、乌烟瘴气代之而兴。⑤

什么是招魂，在田汉看来，“意思是想大家重新振作起抗战初期的雄大旺盛的意气和企图心”，田汉认为如此“剧运的发展才可重入正轨，技术上的某些成就才更有光辉和意义。戏剧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才结合得更紧”⑥。

除了理想的失落与激情的消退，田汉还谈到中国现代戏剧的瓶颈，以及戏剧创作领域的乱象：

我们却也还没有十分足以指示这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我们的题材兴趣还嫌狭窄，甚至还没有一个作品能深刻而又生动反映今天抗战主力的士兵与农民的生活。我们的创作方法上的认识一般的还不够。甚至于已有了许多邪说在否定新的创作方法。⑦

瞿白音向欧阳予倩谈了他的想法之后，在返回新中国剧社的路上，在当时的中正桥上遇见田汉，就向田汉汇报了他与欧阳予倩建议的想法。

此时的田汉正希望改变戏剧的现状，希望重振抗战初期戏剧的雄心和干劲，瞿白音的想法，恰好为田汉当时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一个实践方案。

田汉如此回忆：

某日我在中正大桥的东端遇瞿白音兄，他和我谈到西南戏剧展览的计划，他已经和予倩先生谈过，我也极赞成他的旺盛的企图心，答应尽力帮助这一理想的实现。⑧

10月的酝酿，11月有所成果。经过欧阳予倩、田汉和瞿白音的反复商讨，戏剧展览会的举办得以决定。1943年11月10日，《大公报》（桂林版）刊登了筹备消息，消息称：

桂林戏剧界拟举办之戏剧展览会，昨日在广西剧场商讨具体筹备进行办法，到欧阳予倩、田汉、李文钊、熊佛西、瞿白音及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当即决定筹备会即日成立，并草拟工作章则，由广西艺术馆主办，新中国剧社及文化艺术界加以协助，邀请参加展览会之区域，除桂渝两地外，计有黔、滇、湘、粤、闽、赣、鄂等省。至筹备会经费，将由艺术馆、新中国剧社先行设法筹措，以后在戏剧演出时所获收入，抽百分之二十充作大会之开支。

这是迄今我所看到的西南剧展最早的公开报道。

这个公开报道，与欧阳予倩最初的“邀请近邑几个团队连续演几个戏”的设想，显然有很大的拓展。近邑变成了桂、渝（蜀）、黔、滇、湘、粤、闽、赣、鄂九省，这是地域范围的扩大；举办单位，也由欧阳予倩最初的广西省立艺术馆独立举办，变成由广西省立艺术馆主办，新中国剧社及文化艺术界加以协助。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尚无西南这个限制语，而是称戏剧展览会。

由此，戏剧展览会开始了正式的筹备。

筹备之初，考虑更多的是演出剧目。1943年12月21日，西南剧展筹委会已经明确节目内容：“除掉话剧是基本的单位外，为能更广纳代表中国民族形式的戏剧参加，所以这次大会的内容，不但是近代中华民族戏剧艺术，还有瑶人歌舞、平剧、地方戏、傀儡戏各种戏剧参加，所以这次大会的内容，不但是近代中国新演剧的一次划时代的展览，而且还集纳了各种不同的旧戏剧形式，丰富我们新演剧的工作者所应观摩和吸收的技术。”⑨

话剧、戏曲和少数民族歌舞共同参加大会，体现了西南剧展的包容性，这是西南剧展的重要特色，也是它能赢得最大认同的基础。

二、戏剧工作者大会

桂林筹备刚刚开始，重庆方面即获得了消息。“重庆的戏剧工作者，听到本会筹备的消息后，即刻热烈的响应，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意见，他们建议将这次大会扩大为全国戏剧工作者年会。”⑩

这个建议立刻鼓舞了戏剧展览会的筹办者们。筹办者们认为：“全国性的年会，在它的意义上讲起来，绝对是必要的，可是，这在中国是太空前的事，必须要有更为充分的准备。而我们的筹备时间过于仓促，事实上要在这次大会实现这个建议，比较困难。”11

应该是基于这个考虑，至1943年11月，筹办者发出《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一）》，正式提出：

在这些战斗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间还没有充分的联系，缺乏相互观摩和借镜的机会，缺乏分享彼此得失忧乐的愉快。这在我们的工作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损失。为了迎接更艰辛的战斗，更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弥补这些损失。桂林的戏剧工作者有鉴于此，拟就广西省立艺术馆新址落成之机会，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戏剧节，在桂林举行戏剧展览会及戏剧工作者大会，推本馆主办。诚挚地向敬爱的同志们邀请，请同志们热烈参加，为了地方辽阔，交通不便，我们想暂以粤、湘、桂、黔、滇西南五省及其邻省闽、赣、鄂等共八省为基本单位，定名为西南戏剧展览会和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希望由于这一个集合，我们得以聚首一堂，来表示集中的力量，并讨论我们的得失。把我们七年来的辛苦、短长、艰难、欢乐，面对面，心印心的倾诉，使我们更坚实、更壮大，以迎接更艰巨的任务。12

桂林的戏剧工作者虽然没有使用全国的命名，但接受了重庆戏剧工作者召开戏剧工作者大会的建议。于是，戏剧展览会除戏剧展览外，增加了一个内容：戏剧工作者大会。这个内容非常重要，原来戏剧展览会主要是戏剧表演，现在的戏剧展览会增加了大会讨论。戏剧展览会的思想元素得到有力加强。

我所看到的《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一）》没有标明发布时间，但由于《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二）》发布于1943年11月28日，由此可以推断，《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一）》发布在1943年11月28日之前。也就是说，召开戏剧工作者大会是1943年11月28日之前的决定。

这个公函还明确了这个戏剧展览会的命名：西南戏剧展览会和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

1943年11月28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予倩发布《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二）》，指出：

溯自抗战以还吾戏剧工作者，奔走呼号，尽能竭智为国服务。剧运之广泛展开空前未有，剧艺之湛深精进一日千里，但以地区辽阔，交通修阻，甚少观摩切磋之效。13

明确指出西南剧展的举办目的是观摩切磋。

同一天，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予倩发布《欧阳予倩致戏剧工作者（公函三）》，指出：

西南各省戏剧团队鉴于剧运发展至今日之阶段，宜加紧团结，有聚首一堂互相观摩商讨之必要。14

值得注意的是，这则公函于观摩切磋之外，增加了团结的目的。

公函发布的第二天，1943年11月29日的《新华日报》发布了一则题为《关于戏剧节》的消息，消息称：“在欧阳予倩先生的主持之下，桂林已在准备在新戏剧节举行全国戏剧展览会。”

虽然桂林方面没有对这个戏剧展览会进行全国的命名，但在《新华日报》的消息中，戏剧展览会的“全国”性质还是得到强调。

《新华日报》这则消息专门写了一段文字：“为了表示全国戏剧工作者的团结。为了加强我们的阵容，为了检讨过去和策励将来，我们要盛大地纪念这个日子。”15

显然，《新华日报》及时认可了西南剧展团结的意义。

至此，加强团结、互相观摩、检讨过去、策励将来，成为西南剧展的举办目的与意义。值得指出的是，这时候的过去，就时间范围而言，尚停留在抗战7年的过去。

三、戏剧资料展览

1943年12月11日，《扫荡报》刊登一则《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告（之一）》，这则公告仍然如此表述：“拟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戏剧节）在桂林举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及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