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文学标识着两个基本意义，一是文学的在世界性，即强调文学的空间存在具体化；二是以文学生产全程为纽带形成的全球化覆盖，强调以文明互鉴为基础的文学世界性流通与交流，表现出对人类命运、人类价值等的关切与诉求。就此两点而言，世界文学即文学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文学创作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后全球化”在“过去30多年里”的时间里，以“全球经济的运行规则已然改变”①为基础，以对全球化的反思和纠正为逻辑脉象悄然来临。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标志事件，“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也昭示着“社会变革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②。“后全球化”有着三个主要层面：其一是在科技层面，数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电子媒体”、“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建构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进而造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断裂”③与分异。其二是经济政治层面，“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的核心和价值旨趣在于限制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④，“后全球化”勘破了“全球化”的虚拟表象，揭示了以“一体性”的形式掩盖了地方性辖制的实践真实。其三是哲学层面，“后全球化”是一个太空视野，它以全球化为基础，在科学技术如物理学、太空科学的支持下，“走出地球”，走向“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太空世界”“一个星球世界”，进而来“帮助地球”，延伸我们“自觉的生命”和“自觉的价值”，进而“走向一个融合现代与后现代的后后现代的世界哲学”⑤。就文学而言，“后全球化”对其造成了诸如创作主体、创作对象、书写方式、流通路径、审美接受等的全面影响，也形成了文学资本化与文学性、数智化与肉身性、整体性与碎片化、数据化与人类志等系列矛盾，文学之非文学异变日渐浓重。在此问题域之下，“新南方写作”着重文学创作的世界在场性，突出人类命运与人类价值的普适性关怀，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本位，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然能为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学困境的解决提供中国路径。

一、作为他者建构的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是人类对“文学是人学”的总体诉求，文学家与理论批评家对此都有着丰富的探索，总结起来，其线索主要有二。其一，着眼于“文学”，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审视世界文学，通过把握“文学”本质来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生产全程中，世界文学以文学为主体和核心建构，以此表征世界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其二，着眼于“世界”，从空间角度审视世界文学的本质与发展。就空间理论而言，早期的理论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将空间视为空间和空间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承接中转者以马克思为代表，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其后继者甚多，代表者如大卫·哈维、芒福德、列斐伏尔等，爱德华·W.苏贾将空间研究与社会生产、文化、心理结构、语言学等结合，卡斯特又将空间研究和网络数字化时代结合起来，以空间为存在场域与结构关系来审视文学。总括起来，“世界文学”的空间扩展，大致可以分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场域空间—媒介场域空间等几种主要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传播在空间意义上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建因素。

沿着“世界”线索，世界文学在空间上从民族文学走向欧陆文学，最终包含殖民地文学，实现了地理空间的不断扩展。与此同时，在作者、文学、读者三者的关系维度上，世界文学被视为人类在认识世界、进行实践活动时基于客观世界产生的审美体悟，世界文学显现出人类基于空间反应的审美经验、普遍人性的整体性。1827年，歌德率先明确提出“世界文学”概念，认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⑥。歌德将民族文学推向了欧陆文学，并将世界文学视为普遍人性的认知与表达，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都是以文学文本为媒介产生的心灵共鸣。1907年，泰戈尔借印度全国教育委员会之邀，召唤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学创作：“世界上一切文学作品都有可阐明的普世价值，无论这些文学作品是主流或是次席的，是帝国还是殖民的。”⑦泰戈尔继承发展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强化了文学作为审美化人类公器的底蕴与本质，扩展了世界文学的空间覆盖。

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推进了世界文学对社会空间，尤其是经济、文化空间的渗透与占有。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⑧。就“文学”线索而言，马克思将作者和读者视为文学作品的生产者、消费者，“使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等主观和客观的精神现象重新嵌入世界市场及其全球生产方式中”⑨，文学主体不再纯粹，它与经济生产发生了叠合重构。文学主体的社会复杂化表征了世界文学在社会空间关系中的深化，集中显现为以经济为统一制式所构建的文学审美性与商品价值、符号价值的多模态融合。此外，在社会物质化的入侵下，世界文学的文学性逐渐含混，交互性特征进一步突出。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到，出于“使物更易于‘接近’的强烈愿望”，大众“通过对每件实物的复制品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⑩，艺术品的“光晕”被消解。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亦指出“物”的时代已经来临，并“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11。文学的“物化”显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社会生产体系，以文学生产工具为表征的社会生产机制牢牢制约着文学创作。其二，文学从精神审美的至高追求中有所转向，以物质为基础的求知识、谋真理，探询人性的文学书写得以凸显。其三，文学艺术的可复制性虽消解了其“神圣”性，但审美价值未曾消失，它在可复制式生产、传播中留下意义的轨迹，承载着审美神性的余光。

1919年后，理论界对世界文学的社会政治空间性进行了探讨，如高尔基就认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接触他人思想和经验的捷径，在争取身体福祉与社会福利的双重斗争中促进团结与和谐”1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以第三世界为背景和对象，探讨了世界文学的相关问题。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是个人与社会政治的结合，是有意识、公开的。第一、第二世界文学是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分裂，是无意识、需破译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13，以文本中个人命运隐喻文化与社会。在这个维度上，文学并没有实现世界化初衷，往往只是以政治经济为基础所形成的世界结构体系的产物，文学服务于这个体系，也就只能是这个体系（空间范域）中的内置之物。

融合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维向度，世界文学的探讨进入“场域化”时期。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的关系空间，场域中的位置由资本（数量、种类、结构等）与位置间的关系（如支配、屈从、对应等）决定14。世界文学的“场域化”探讨在本质上属于后结构主义研究，它抽离了世界文学主体性本身，以文学为纽带形成的即定性结构成为世界文学的核心属性。后来的“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朗哥·莫莱蒂、大卫·丹穆若什15在理论视域上继承了这一思想，通过研究世界文学的结构、运动规律，以显示时代、空间和文学关系的独特性。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就以世界文学内部的流通模式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认为流通要素正式成为世界文学的基本要素。“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位置随其流通与阅读模式共振通变，“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的作品的阅读”16。莫莱蒂则对“民族文学—世界文学”进行场域研究，他认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存在着彼此对应、转化、拮抗的复杂关系，因此二者动态平衡、互相补充。“地方”文化马赛克具有强烈内部多样性，机制是分化、进化，持续活跃、创新。世界文学被国际文学市场所统一，机制是相同、趋同，向外荡开以期同化17。莫莱蒂以“民族文学—世界文学”场域论证了地方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地方文学的蓬勃生命力与世界文学的市场制式是一组同存共在的矛盾体。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通过“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资本”等命题洞见了世界文学的他者建构与异化形态。受政治、民族、语言等多个因素影响，世界文学最终演变为各国凭借文学角逐权力的场域，文学资本是“在这个空间里只通行和交换唯一的、所有参与者都一致认可的价值”18，也是这个场域最大的操盘手。文学资本不仅以“全景监狱”的形式窥视着文学逐鹿，并且以强力身份和本质力量主导了世界文学对它的代言。

综上，世界文学的发展不断远离自身的初衷与艺术本位，从世界文学探索的空间维度——“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场域空间”可以发现世界文学的他者建构日益明显，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如文学启蒙、文学认知、文学美育、文学解放等诸多问题。可见世界文学如何回归文学本位，回归作为人学的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亟需深究的论题。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世界文学难题问解的关键

面对世界文学的发展难题，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能够做出有效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直接面对当代世界环境和人类诉求，以实践为基础，统合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等。它作为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回归人类本位为核心，必能重铸世界文学的“世界性”与“文学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赓续与发展，尤其是对大同思想的当代转换与实践运用。《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至近代，面对民族危机，康有为曾言：“世界大同者，实现人类博爱平等生活之理想制度也。”19孙中山将“大同”明确拆解为中国大同与世界大同两个目标，明确了人类大同社会发展的路径方式与历史走向。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发展。早在1926年，毛泽东便将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进行了融合：“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20及至21世纪，习近平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21为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为人类求解放”理论总主题下的分主题之一23。马克思曾论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4；“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与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升华。当然，这一思想也获得了国际的认同与肯定，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其中的遗产之一便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26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始终以求得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历史任务，它以马克思主义和人类社会构成为思想起点，在实践方式与终极目标上获得了高度统一，显示出思想的前瞻性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性。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整个人类思想的精粹。共同体思想拥有着悠久的人类积累与历史传承，雷蒙·威廉斯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分别从客观存在与主观构建的方面对共同体进行了论述。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研究的背后是现代社会引发的心理焦虑。利维斯提出理想的共同体是小规模、前现代、从事农业的共同体。德里达发现了共同体暗含的排斥机制，认为共同体在排外的同时亦对共同体内部进行着纯洁性的维护与反向助力的发展。米勒构想了全新的共同体模式，将人类共同体视为多个共同体的集合：“这些共同体之间彼此交叉、相互联系，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完全隔绝在其他共同体之外。”2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拥有更广阔、切实、可行的内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28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经济上互利共赢、政治上和平安全、文化上美美与共、环境上清洁美丽等维度对未来进行了构想与准备，表现出把各种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29的伟大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