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嫁接

19世纪以来，从中国文化输出和两种文明交融的角度对欧洲（尤其是西欧数国）影响最大的，非陈季同莫属。他被誉为晚清“中国文人中以西方语言介绍中国文化第一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曾授予他“一级国民教育勋章”，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①。

一、晚清外交家“在地”出版法文著作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镜如），号三乘槎客，西文名为Tcheng ki tong，福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他在船政学堂打下了扎实的法文基础。1877年经选拔成为30名首批赴英、法留学的中国学生之一，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专习交涉律例等事”。课程包括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清末洋务学堂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笔者注）、政治、文辞等。陈季同本就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除在马尾船政学堂就已精通的法语外，还“兼习英、德、罗马、拉丁各种文字，尤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仑律”^②。约一年后，他便完成修学课程，获得巴黎政治（法律）学院学士学位。

此前，他一直兼任中国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和法国洋教习日意格的文秘，负责翻译法文文牍等。毕业后，他留任欧洲，担任清廷派驻欧洲外交使节随同官员，往返于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欧数国。1881年正月，陈季同因出色的外交工作得到擢升，由都司升任游击，加副将衔。他因此被许多欧洲人士称为“陈季同将军”。陈季同性格开朗热情，对于欧洲文化接受能力强，善于与各种人士打交道，并且凭着娴熟的法语与儒雅君子的学养，很快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结识了一批外交界、学术界、艺术界名流，为陈季同日后跻身欧洲上流社会奠定了人脉基础。

1884年前后，正值先在越南后移至东南沿海的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此时法国社会由17—18世纪仰慕、赞美的“中国热”急剧转变为“欧洲中心”之傲慢、偏见甚至误解与鄙视。陈季同在繁忙的外交事务中，越来越感到欧洲人对于中国有太多“妖魔化”误解，1884年他在巴黎出版的第一本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中开宗明义曰：“藉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本人可以断言，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之国家”，“不仅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显示出最不可思议的无知，就连那些声称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写成的书籍，讲述的也都是最荒诞无稽之事。”^③身为中国外交家且精通西学与国学的陈季同，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向欧洲民众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书写、介绍一个未被丑化的中国，以正视听。从1884年至1892年，他以法语在巴黎先后出版了《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1884）、《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âtre des Chinois，1886）、《中国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1889）、《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1890）、《巴黎印象记》（Les Parisiens peints par un Chinois，1891）、《吾国》（Mon pays，1892）等著作；1890年出版的法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很快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另据陈季同后来的学生、《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介绍：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朗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④。1904年，已回国十余年的陈季同，还用法语写了一部独幕轻喜剧《英勇的爱》（L’amour héroïque），在上海出版。这些用纯正法语书写并大都在欧洲出版的文学著作^⑤，充分显示了陈季同的理论素养、思辨才华与文学天分。

在陈季同出版的上述著作中，除随笔体、论辩体散文，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吾国》《巴黎印象记》外，更值得今人引起重视的，是他以法语创作的小说与戏剧以及中国小说的法文译著，后者为翻译蒲松龄著《聊斋志异》中的26篇故事，并结集为《中国故事集》于1889年由巴黎卡尔曼·李维（Calmann Lévy）出版社出版；前者有被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称为“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⑥的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开启中国话剧之幕”的独幕轻喜剧《英勇的爱》。《黄衫客传奇》与《英勇的爱》，可谓两部百余年后被重新“发现”并令人惊叹的叙事文学作品。无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还是在欧洲华文文学史上，都值得大书一笔。它们采用了欧式小说和西洋独幕轻喜剧的体式，而且传递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意蕴。这对于日后中国现代小说和现代话剧的萌发无疑具有开辟疆土的先驱意义。

二、《中国故事集》：《聊斋志异》最早的法译本

陈季同翻译的《中国故事集》，“是《聊斋志异》最早的法译本”^⑦。在它之前，只有英国人翟里斯（Herbert A.Gille）翻译的英译本《聊斋》（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出版。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陈季同的法译本显然读者反映更好。此书扉页上印着陈季同写的题词，献于其胞弟陈寿彭（字逸如，亦曾出使欧洲，后成为著名翻译家——笔者注），以纪念兄弟二人幼时曾阅读《聊斋志异》，可见他对这本古典名著的喜爱与熟稔。

之所以要把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介绍）给欧洲读者，陈季同是有明确意图的。据将陈季同尊称为“我的法文的导师”的《孽海花》之作者、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回忆，陈季同曾对他推心置腹地提及当年某些西方人翻译的与中国相关的书，有些还算不错，“其余大部分，不是轻蔑，便是厌恶”，“至于现代文豪佛朗士就老实不客气的谩骂了。他批评我们的小说，说：不论散文或是韵文，总归是满面礼文满腹凶恶，一种可恶民族的思想；批评神话又道：大半叫人读了不喜欢，笨重而不像真，描写悲惨，使我们觉到是一种扮鬼脸……这种话，都是在报纸上公表的。我想弄成这种现状，实出于两种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词古文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⑧。可见，陈季同翻译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首先便是“要去隔膜”。

由此，《中国故事集》所选的26个短篇小说皆为《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王桂庵》《白秋练》《陆判》《乔女》《青梅》《香玉》《画皮》《婴宁》《聂小倩》《宦娘》等。蒲松龄所著这些人鬼狐妖的神魔志怪小说，本就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和瑰丽神奇的艺术意境，故事情节曲折起伏，人物形象生动活泼。西方文学，尤其是19世纪西方文学中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洁无私且具有美德的“圣女”或“贞女”，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歌德著）中的绿蒂与马佳丽、《家庭天使》（柯万特·帕特摩尔著）中的霍诺丽雅、《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中的简·爱等；另一类则是美丽诱人但结局悲惨的“儳妇”或“荡妇”^⑨，如《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中的艾玛、《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中的安娜、《嘉尔曼》（梅里美著，傅雷译）中的嘉尔曼（亦译为卡门）、《巴黎圣母院》（雨果著）中的埃斯梅拉达等，这些女性形象无一例外都是生活于现实时空中的人物形象，而陈季同所选译的篇目中的女主人公除聪明伶俐、美丽善良外，还具有人妖合体、浪漫妖娆等女性特征与神魔色彩，对西方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同时，陈季同于翻译中在保留原著的情节、人物与结构的基础上，也做了适当的调整与删改：一是对原篇名的改译，代之以较为“西洋化”的标题，如《王桂庵》译为《骨肉情深》（La voix du sang）；《白秋练》译为《水中情人》（Un amour aquatique）；《画皮》译为《吸血鬼》（La vampire）；《婴宁》译为《巧笑女郎》（Une jeune rieuse）；《罗刹海市》译为《海浪公主》（Une princesse de l’onde）；《聂小倩》译为《神奇的盒子》（L’étui merveilleux）等，以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理解和习惯。将《画皮》译为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吸血鬼”，不能不说陈季同是真正了解西方读者的高明翻译家，他懂得如何让有着文化隔阂与语言障碍的西方读者能读懂并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二是对原文中一些过于繁复芜杂的文字予以删节，代之以较为简洁明了的表述，尤其是删去“异史氏曰”的陈词套语。

陈季同这本以法语“讲中国故事”的最早《聊斋》译本，甫一出版便在法国引起了较大反响，著名作家法朗士特地为之撰写书评，称其“比以前的所有同类翻译都要忠实得多”；法国著名的汉学杂志《通报》也对该书做了详细介绍^⑩。

三、《黄衫客传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

众所周知，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文学史上，起源于神话传说、“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的小说和来源于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的传统戏曲，历来被视为不登文学大雅之堂的民间娱乐形式，仅在社会中下层滋生繁衍。鲁迅曾感叹“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发起“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具有“开启民智”的启蒙功能与宣传作用，鼓吹“小说为文学最上乘”，才渐渐使小说的地位逐步抬升，由文学边缘向中心位置位移。而晚清林纾以文言翻译的百余部西洋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更是在国人中掀起阅读西洋小说热。如果说，林译小说是以西洋之躯套东方马褂的话，那么陈季同早于他十多年以法语创作小说，则无疑是以拉菲红酒瓶装中国文学佳酿的典范。

《黄衫客传奇》是陈季同所著唯一“虚构”的长篇小说。与改译《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中国故事集》不同，《黄衫客传奇》是以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为基础的再度创作。就篇幅而言，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仅4000余字，《黄衫客传奇》则为厚达300余页的长篇小说；就时代和故事地点而言，《霍小玉传》以唐代帝都长安为背景，《黄衫客传奇》则发生于明朝初年的金陵。虽然两者男女主人公姓名相同，却完全是两篇不可同日而语的叙事作品。

首先，在思想主题上，《黄衫客传奇》是一部描写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包办婚姻而酿成青年男女爱情与生命悲剧的血泪抗议书，完全颠覆了《霍小玉传》负心汉“虚词诡说，日日不同”而造成女主人公身亡变成厉鬼的因果报应。与作者在《中国人自画像·关于家庭》中为“夫妻顺理成章地要尊重父母意愿组成的结合，只有这样才符合孝道”的辩护词不同，在其小说中，描写造成男女主人公爱情与生命悲剧、间接也戕害刚与新郎拜完天地就守活寡的新娘卢小姐，其罪魁祸首恰恰是男主人公李益之母！这是一个集西方文学中的恶毒“巫婆”与张爱玲笔下人性扭曲、行为乖张的曹七巧为一体的典型形象。她多年守寡，养成了冷酷、专横、无情、说一不二的性格，她从儿子的数封家信中明明得知他已有心爱之人，并恳请自己同意他们成婚，却嫌弃霍小玉的家世而坚决不允。非但如此，她还设计“陷害”儿子，在儿子中了新科状元、荣归故里之时，先是将他引进宗祠跪拜祖宗，下马威般教训他要娶“与我们家门当户对”之人，否则便是让列祖列宗“蒙羞”。接着，强行将晕头蒙圈的儿子迅速披挂上新郎的红绶带和金花冠，将他推入宾客盈门的婚礼现场，强迫“神志不清”的儿子与甘肃总督千金卢小姐拜堂，致使李益在婚礼现场昏厥过去。整整三周，他都“处在生死一线之间”。从此，他将寡母视作“一个怪物，一个追逐他、啃啮他的心的吸血鬼。一见到她，他就觉得厌烦，生出狂怒”。并且“他永远将妈妈所策划的婚姻看作一场骗局；这是她犯的罪，对于他的罪”。在晚清的众多小说中，似乎还没见过对于封建包办婚姻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宣判之词，这是在“五四”之后许多新文学作品中才能听到的痛斥父母包办、渴求婚姻自主的呼唤之声！并且，《黄衫客传奇》中所刻画的李母这个控制欲极强的“恶母”形象，开启了日后现代婚恋作品，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之流的先河。“在生活中，她代表着不幸。他是这样看她的：极度自负、无情；为了愚蠢的骄傲，不顾儿子的健康。”陈季同笔下的李母，到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离她而去，“为了她的虚荣心，她再也见不到儿子了。现在轮到她沮丧了，她败在自己手上，陷入自己设计的乱麻之中，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受惩罚，并以一天天老去，跟她的儿子一样不幸”。这里，读者看到了日后骨瘦如柴的曹七巧躺在床榻上众叛亲离、孤独老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