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代表、殖民地领事与新华文学先驱
作者： 金进晚清驻新加坡领事设置起源于1877年10月5日，由本土乡绅胡璇泽出任新加坡领事，终于1911年苏锐钊，共计35年，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左秉隆①，他分别于1881年8月到1891年10月、1907年10月到1910年9月前后两次出任清政府驻新领事，合计13年。作为驻新领事，左秉隆鞠躬尽瘁；作为知名诗人，他的诗作也传于后人。林立认为：“左秉隆的作品，诚然将‘南洋主题’透过‘炎荒’、‘荒岛’等词汇带入了中原视域，但实际上他在‘南洋色彩’的营塑方面，既没有下什么功夫，亦没有像后来新加坡本土的文人那样有意识地去提倡。或许这是因为他对新加坡缺乏归属感，以及开创诗风的企图心不大。这方面的不足，要等到黄遵宪以及邱菽园等流寓本土的诗人才得到填补。尽管如此，他仍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先驱，当地的文学史论述中，开首的几页，始终不能缺了他的名字。”②左秉隆作为首任清政府派驻新加坡领事，正是以他的丰富的社会活动和扎实的文学创作影响着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和知识分子团体，也奠定了他在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作为洋务派领事官的社会活动
维护侨民利益，成为晚清危局下驻外领事需要承担的重任。谈到左秉隆，我们要谈到清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的历史背景。左秉隆乃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中山佐领下人，同时也是广东同文馆高才生。同文馆附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晚清培育翻译人才的地方。馆内分设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五班，学生专习一种外国语为主课，同时也有国文、数学、格致等科目。左秉隆在国文馆学习时，总教习是美国人丁韪良③。当时丁韪良翻译和教授外交学，“如论各国应有专署以理外事，论通使之例，论使臣等级，论使臣职守，人员诸篇，均为当时研究洋务必读之书”。左秉隆与汪凤池、汪凤藻④兄弟同归丁韪良指导，修习英语。后汪凤藻、汪凤池兄弟二人步入仕途，左秉隆由同文馆学生身份担任英文副教习。
1878年10月，左秉隆随曾纪泽⑤出洋，任英文三等翻译官。长时段的接触中，曾纪泽对左秉隆的人品和能力有了相当的认识：“夜饭后与左子兴一谈英人语言文字，条例繁多。曰实字，天地日月之类是也。曰依赖实字，大小长短，精粗美恶，一二三四之类是也。曰动字，试听言动之类是也。曰名称字，彼我吾侪尔曹之类是也。曰位置字，来自往至之类是也。曰相连字，然而以及因为抑或之类是也，曰太息字，噫嘻吁嗟之类是也，有专书以论列之。子兴考论其例甚精，非余所及。”⑥曾纪泽对左秉隆很赏识，而且曾认为“芝房与左君子兴皆馆中通英文生之佼佼者，年富而劬学，兼营而并骛，亦既能典证旁通，启牖后进矣。纪泽使于欧罗巴洲，求才于馆以匡助余。子兴忻然就道，芝房方欲以词章博科第，则姑辞不行。二君者，出处不同，其为志趣之士则一也”⑦。1880年7月，驻新加坡领事馆候选道胡璇泽因病出缺，曾纪泽上疏推荐左秉隆补之。称其“该员年力正富，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充补新嘉坡领事官实属人地相宜”。左秉隆遂于1881年8月领命赴任。曾纪泽赠诗二首：“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藏身人海鸡群鹤，展足天衢凤勒骢。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旅亭无物装行箧，赠汝箴言备药笼。”“外阪盐车岂足多，骅骝屏不与同科。苦瓜鹳垤赓零雨，酸枣龙渊塞溃河。顾我自嗟还自笑，喜君能饮又能歌，三年欢会驹过隙，不尽深怀奈别何。”⑧另外，曾纪泽1884年奏保他为直隶州知州分省尽先补用，刘瑞芬奏保他以知府分省尽先补用并加盐运使衔，薛福成奏保他以道员分省先用并加布政使衔等，也足见左秉隆与晚清洋务派之间的患难之交。
从与晚清洋务派重臣曾纪泽、薛福成、郭嵩焘、汪凤池、汪凤藻等人的交往和推荐，以及晚清政府延聘十年之举的信任来看，左秉隆颇得晚清高层的信赖。当时清政府外派领事很少，而官阶极高。到了1898年，“中国领事之驻外洋者，在英则有新嘉坡领事。在美则有旧金山总领事、有纽约领事。在西班牙则有古巴总领事、有马丹萨领事。在秘鲁则有嘉里约领事。在日本则有长崎、横滨、神户三处领事，有箱馆副领事”⑨。当时左秉隆每月薪俸五六百两，而且总理衙门有规定，凡出使各国大臣，自到某国之日起，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应由接办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撤回⑩。曾纪泽赏识左秉隆，一再奏请让他续聘，“该处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抚。……此次左秉隆三年期满，例应由臣拣员补充。臣再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
明清两代实施海禁，直到《北京条约》签署后，清政府才准许子民自由出洋。但这海禁时期，殖民地时代风起云涌，东南亚殖民地林立，以英属马来亚而言，1786年8月占领槟榔屿，1819年1月占领新加坡。19世纪中期开始，大量新加坡华人都是通过苦力贸易而来，据学者研究，1823年新加坡就有了契约华工的存在，鸦片战争之后，华人苦力大量被拐骗到东南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政府在中英《北京条约》后准许西方列强开放在中国合法招工，且中国人可以自由出洋，但一直到1893年，薛福成上奏废除旧有海禁令，鼓励人民出洋谋生，或佣工或经商，以能回馈国家、支持建设，并且加以保护及联系海外数百万华侨。海外华人才开始领取护照，得到清政府的庇佑。
与清政府慢悠悠的护侨设领的外交举措相比，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是迅速的。1874年福建巡抚王凯泰提到“华人在外洋者，闻暹罗有二三十万，吕宋约有二三万人，新加坡约有数十万人，……此系经商佣工并计之。若于遣使之外，更选才干官员分往各处，如彼国领事，妥为经理，其重大事情仍由使臣覆办，凡经商贸易皆官为之扶持调护，……果能官为联络，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数一敌，而中国之气日盛，外国之气日弱矣”。到了1886年，张之洞派王荣和、余王隽等人查访南洋各岛，其中谈到“其抵新嘉坡地，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嘉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从上可见，清政府解除海禁、英殖民者开始苦力贸易，是左秉隆出任驻新加坡领事之时新加坡华人所处的历史背景。
在左秉隆履职之前，前两任驻新领事并没有在提高华人民族意识方面的努力，所以当他看到新马华人与华族文化疏离的状况的时候，感到痛心，“本坡之人，每喜其子弟诵习英文，而于华文一端，转从其略”。1881年路过槟榔屿的马建忠与当地华商见面后认为：“言语不通，以英语问讯，但伊等英语又不能深解。”左秉隆还得面对华人分化的危机，他中英文俱佳，而且对闽粤方言非常熟练，这些都让他具备了统合海峡华人和“新客”的语言能力，再加上他驻新总领事的官方身份。宣扬大清国威，安抚海外华人，培养海外华人的忠君爱国思想成了他先后13年总领事生涯的重中之重，正如其诗歌所云：“欲授诸生换骨丹，夜深常对一灯寒。笑余九载新洲住，不似他官似教官。”
在新加坡时期，为了应对英国殖民者的“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该组织力图分化华族，争取华人效忠殖民者），作为弱国的驻外领事，同时又是深受洋务运动影响和洋务派领袖提携的驻新领事，左秉隆还起着为清政府代言的重任，培养海外华人与祖国之间的感情。为了促进华人对清政府的认同，历代驻新领事都会在当地华文报上大幅报道国内新闻，如“万寿无疆 二十六日为我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口节之期，凡我华人例应恭祝……现闻领事府署业出红示，通知绅庶，凡我华人店户，于是日里宜张灯结彩，共庆万寿无疆，并闻左子兴都转，定于是早七点钟，联集绅商在领事府署内行礼，想藉期衣冠济济，同伸恋阙之诚，亦可见华人效义幕忠，以开海邦风化者也，务期踊跃敬以录闻”。这种皇帝和太后的寿辰庆典每年都有，是驻新领事们官方的重要任务。清政府官员来新的接待活动，也是轰轰烈烈，其中在左秉隆任领事期间到访的重要人物有王荣和、余王隽（访查南洋各地华民情形，1886）、邓世昌（北洋舰队采购粮煤，1887）、洪钧（驻德、俄、奥、荷等国大臣，1887）、张荫桓（出使美、日、秘大臣，1889）、梁廷赞（驻旧金山总领事，1890）、薛福成［驻英、法、义（意）、比四国公使，1890］、丁汝昌（北洋舰队正统领海军提督，1890）、杨士琦（农工商部侍郎，1907）、王大贞（农工商部正郎，1909）等。这些接待活动在新加坡都大加宣传，以振国威，如北洋舰队曾三次来新加坡，两次在左秉隆任上。以第二次为例，1890年4月3日，北洋舰队战舰六艘抵达新加坡，华人无不感到欢欣鼓舞。丁汝昌也受到了左秉隆和华商们的热情款待，在驻新领事府设宴。新加坡侨生代表还在宴会上致辞，表达自己“生长海外，而寸心不忘君父，目睹战舰来访，不胜欣慰”，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新加坡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凝聚海内外华人的爱国之情。
左秉隆的第二个重责是动员南洋华人筹款资助清政府。侨汇一直是南洋华人资助祖国亲人的重要手段，但在大灾之年，清政府国库匮乏的情况下，发起募捐的重任就落在驻新领事身上。如“兹将左子兴（秉隆）都转所给该委员开办的告示照录于后：领事府示，顺直奇灾，惨不忍闻，凡属仁者，心皆如焚，今李委员，来叻劝赈，携有实收，事堪凭信，章程推广”。当时清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困境，还有卖官鬻爵的行为，蔡佩蓉认为中国驻新领事在清政府劝捐鬻爵的政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要负责统筹各种捐款活动的策划、接待来叻宣传的官员，还要带头捐钱于一些赈灾的活动，金额大概从五十元到上百元都有，其用意主要是有象征性的指向，以吸引华民的捐款”。
二、身体力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先驱者
为了推行教化，培养文风，左秉隆莅任之后，第一个文化贡献是兴办义学，设立文社和学会，办诗社，培养本土知识分子，培养本土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感。熟悉中英文、福建话、广东话，也是左秉隆能够长期任职的重要原因。新加坡1819年开埠之后，私塾教育不断发展，福建人陈金声等在1854年创办了萃英书院。在左秉隆的大力推动下，前后创办的义塾有培兰书室、毓兰书室、乐英书室、养正书屋等，当时“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他又提倡设文会，推动并设立了会贤社、会吟社、雄辩会等。除雄辩会以海峡侨生为对象外，其余的都以振兴华人文教为目标。尤其是会贤社，活动最多，每月都有“月课”，由左秉隆出题课士。左秉隆将薪俸捐出来奖励参加比赛的学子，还亲自批改学生的作业，这些都鼓舞着当地士子学习中国文化。在他的倡导下，“坡中士子，无不以道德学问相砥砺，一时文风丕振；大家感奋之余，制了一个‘海表文宗’的匾额送给他”，这些都可以看出会贤社对当时青年的巨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左秉隆英文极强，善于跟当时的英殖民地几位总督，如哈利渥（1867—1887任职）、史密斯（1887—1894任职）沟通，特别是史密斯同情华人，本身又熟识中文和中华文化，这些为左秉隆的领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889年3月，毓兰书室主持人王道宗曾以“毓兰”二字公开征联，获得当地士人的良好反应，共收到186联，由左秉隆担任评判，评定名次。之后，左秉隆还亲撰六副联句送给书室，征联活动反响热烈。为了继续推动新加坡本土文学创作，左秉隆又专门设立会吟社，使当地士人有个互相酬唱、互相切磋的场所。会吟社每月以二字为题征联，所有优胜诗联和得奖者名单除张贴在崇文阁围墙上，也都刊登在《叻报》。左秉隆除负责出题和评阅外，也有示范之作。他总共举办了14期征联活动，先后有92人次获奖。“翘首望鳌峰，苍茫隔云树。嗟君与贱子，何以能把晤。虎啸风自生，龙起云即赴。应知会合间，冥冥有定数。往岁得孙吴，相见恨迟暮。岂知萍水中，复与君相遇。信哉闽多才，使我心倾慕。”惜才爱才，提携后辈，这些都可以从他的组诗《赠力轩举孝廉》中窥见端倪。
第二个贡献就是身体力行地参与本地诗歌创作，以诗会友，培养本土诗人。有论者这样总结左秉隆的诗歌风格：“我对于诗完全外行，实在没资格批评左子兴的作品，不过老友曾希颖所作的序文，对左君的诗有这样的说法：‘辞不滞意，意能吸新，深入浅出，集元白苏陆诸家治为一炉，自见性情，随在挥写。’这是颇获我心的。左君的诗虽然不能成为名家，但‘意能吸新，深入浅出’是做得到的。”左秉隆曾自述创作风格：“我诗向来无定宗，驱使鬼神走蛟龙。有时响细过丝竹，有时声壮过洪钟。有时一笔落千丈，有时天外两三峰。亦作押韵语录文，亦作樵夫渔叟歌。亦学娇娃唱采莲，亦学老僧念弥陀。元轻白俗卢仝怪，孟淡苏豪李贺奇。众美兼收一炉铸，信手拈来皆妙词。”而另外一首：“我于古诗最爱陶，谓其可以继风骚。……二集赠我胜双珠，铭深肺腑怅隔面。何当风雨更连床，与子论诗共烛光。看我挥毫学拟古，可能上追陶潜下配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