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新变：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

引言

一直以来，由于对革命历史内容和文本创作时间的界定不同，学界关于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叙事、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认识存在一定分歧。本文拟在文学学术话语体系里对革命历史及其相关概念流变进行简单梳理，以明晰其研究的话语界定。首先需要对“革命历史”所指涉的内容进行明确的阐释。通常意义上，革命历史指的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参与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①。1970年代末以来，辛亥革命、抗美援朝、“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也被纳入革命历史的范畴。在此基础上，“革命历史叙事”指的是把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内的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作为书写对象或时代背景的文艺作品。革命历史叙事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许多研究者将连环画、戏剧、木版画、电影、音乐、诗歌等文艺形式也纳入此范畴。一定意义上，革命历史叙事和革命历史题材被视作同义词，作为各种文艺类型的前置定语，用以规定创作的内容。

关于何为“革命历史小说”，1996年，黄子平在《革命·历史·小说》中首次将“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史概念对其进行命名和研究，用它专指中国1950—1970年代生产的，讲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小说^②。此后，一些学者沿用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及所指^③。“后革命”^④时代的革命历史叙事是在革命历史小说基础上对历史新的建构。1980年代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等文化思潮影响下，一批再思革命历史必然性的新历史小说面世，它们旨在思考传统革命历史的叙述，以个人化、民间化的立场来书写零散化与世俗化的历史，属于革命历史小说的变种。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迎来了新一轮创作热潮，旨在对新历史小说进行纠偏，重新回归“十七年”的宏大叙事，在新的主流框架下衍生出对传统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演绎，一批以表现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英雄命运为主的小说被命名为“新革命历史小说”^⑤。综上所述，“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都属于“革命历史叙事”“革命历史题材”范畴，但因不同的创作时段及内容而有了不同的命名。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发展脉络中，讨论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现实主义书写的演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思考革命历史资源的当代精神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解决三个问题：革命历史叙事小说是如何从“革命形态”转化为“人文形态”的；这种转变在创作方法、审美范式及价值判断上有哪些具体表现；新革命历史小说所内蕴的精神特质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的独特价值，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书写有何开拓扩容的意义。

一、革命历史叙事：从“革命形态”到“人文形态”

革命历史叙事小说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对之前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作为“正史”的革命历史的记录、书写以使其得以“经典化”，建立了革命史与文学史互渗的叙述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传类的性质，虽然小说的特点是虚构和想象，但是这一类型小说是基于历史真实而创作并参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所以从创作伊始便自然而然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然而这里的现实主义是“能指”的。韦勒克曾指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典型。”^⑥不同的时代语境赋予现实主义不同的精神内涵与艺术元素，因而这也导致不同时期的创作者对革命本质的叙述、价值阐释以及所采用的审美范式都不尽相同。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叙事是“革命形态”的，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则是“人文形态”的，当下新出现的作品如《人生海海》《千里江山图》《牵风记》等受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具有了一种时代化的摩登色彩，但在内在逻辑上并未脱离“人文形态”的现实主义叙事范畴，体现了其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现实主义叙事形态的嬗变，不仅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意识潮流的变迁轨迹；同时作为一种建构生活的力量，又是不同时代里各种文化因素角逐整合的结果。

（一）内在机制的革新：现实主义叙事范式的转变与人文精神的召唤

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伊始便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成分而存在，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文化传统的产物，其所呈现的一切现实主义审美特征都以“革命”为根祉，这是特殊的时代语境下作家的自觉选择。革命历史小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为重要的文艺成果，担负着确证现代民族国家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重大使命。它的叙事传统体现出鲜明的“革命形态”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革命历史小说坚持“二为”方针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典型、批判这类叙述话语都以服务“革命”为第一原则；所创造的典型是具有典范性的英雄人物，是没有任何缺陷的完美形象。革命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叙事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更为合乎现实选择的一种结果。其作品都强烈地体现了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战斗精神，突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的正义性、合理性与必然性，它是作家个人的政治激情与时代精神自觉合流的产物。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形态”的现实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被确立为书写中国20世纪前半期革命历史的唯一美学范式和合法的叙述元话语，并通过政治权威话语和学术界的推崇而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规范，逐渐发展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

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国外文学作品大量译介入国内，现代主义、先锋派等文艺思潮风头正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型，在这一审美范型的视野中，“现实主义”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写作方式，而只有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的探索，才是“创新”。格非的话说出了当时年轻的先锋派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普遍反感：“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种种显而易见的，或稍加变形的权力织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网络，它使想象和创造的园地寸草不长。”^⑦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叙事受到全面解构，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场激进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推进时，先锋作家因为极端的“非现实”创作，过于沉溺于文字游戏造成的文本阅读障碍，普遍受到诟病，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期待形成偏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面对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重大社会现实与时代语境，先锋文学的理想显得苍白无力，人们重新呼吁写实，“现实主义”因为广大的受众群体和强大的传统根基再次被召唤。于是，“新写实小说”迅速成为1980年代末期的一股文学潮流。新写实小说的最大价值是扩大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版图，“在‘还原’中国转型期下层社会生存真相方面，的确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⑧。与宏大叙事、政治生活、主流话语实现了解绑，是现实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深化与丰富。在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共同陶铸和熔冶下，为了反抗日益固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创作规范，使现实生活从“政治生活”的表述中凸显出来，革命历史小说传统的、经典的“革命形态”的现实主义叙事逐渐隐退，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进入大众的视野。新历史小说不再正面表现革命斗争生活，而是展现与革命、战争疏离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发现了曾被权威话语所遮蔽的民间，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审美空间。其创作特征可以归纳为“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解读历史的欲望化和理想追求的隐喻化”^⑨。但是叙述的油滑、反讽，对个人私欲的极度渲染，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得文本缺乏必要的精神高度和理性批判的光芒。

新写实小说在1990年代初式微，之后又出现了“新体验”“新状态”“新市民”小说众声喧哗的场面。但它们无论名号、概念如何变化，都未逃脱个人书写的藩篱。这些小说“过多地注重于经验性、私语性，而忘记了小说所应有的对世界的观照，对人类精神的凸现”^⑩。这样过度讲述私人话语使得小说失去了向现实生活纵深挖掘的可能，丧失了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1996年，《人民文学》第1期刊发了谈歌的《大厂》，《上海文学》第1期发表了刘醒龙的小说《分享艰难》，批评家雷达随后以其为例证，首次提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概念，“冲击波”被称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代表作家“三驾马车”和刘醒龙成为1990年代末批评界关注的热点。

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主要是揭示中国社会改革、转型的阵痛期所暴露的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矛盾，书写国企、私营企业或乡镇的生存境况和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奋斗历程。与新历史小说相比，创作内容再一次从个人的小视域返回社会公共领域，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讲述重大社会问题，重新恢复了现实主义叙事的重大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十七年”的叙事范式，塑造英雄人物，发扬改革创新、积极奋斗、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以推动社会矛盾的化解，拯救世道人心，与主流话语形成了某种合流。因而“或可以称其为‘主旋律’小说”。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也有不足之处，作家重在对现实问题的铺陈罗列，没有触及改革攻关的症结所在，未能对问题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进行探寻，更无力提供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尚不足以支撑起真正的历史理性，……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

21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叙事从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着重刻画外部的客观现实生活走向了内在的现实再现，即注重对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命运遭遇进行审视，提升作品的人文关怀意识与精神高度。因而文学创作更加注重揭示人的灵魂深度，关注人的精神向度。在这样的“人文”思潮影响下，新革命历史小说作者立足于当下，勾连起历史批评与现实重建的双向维度，思考人与时代、人与环境、人与自我的微妙而诡秘的关系，从而完成关乎现实的深度思考与当下的精神引领。

199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叙事经历新历史小说的微观叙事、个人化书写后重新回归宏大叙事、社会生活书写，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接轨，承继了“十七年”的叙述话语模式；同时学界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人文精神的着重强调，为新革命历史小说“人文形态”的现实主义叙事创作提供了最根本的遵循。

（二）外在力量的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市场经济的合力

新革命历史小说重述革命历史，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在题材选择和主旨表达上基本保持着一致的姿态。二者都是为了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旋律，建构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与经典性，确立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基调。但新革命历史小说不单纯是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重复，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继承与重构，与之有着深刻的差异。与政治力量作为革命历史小说单向度的推动因素不同，新革命历史小说是为了弥合政治和市场两种异质却共生的因素而产生的，这就促使其现实主义叙事从以政治为本的革命形态向以人为本的人文形态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选择受到剧烈的震动，这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为了重塑民族精神和集体认同感，“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要求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最重要的文艺方针。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再次成为主导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作品出版后，体制积极动用各方力量宣传报道、组织研讨和颁发奖励，以扩大其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如《我是太阳》在《当代》杂志首次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之后该作获得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全国十佳长篇小说奖等多个大奖。《我是太阳》的出版、传播、评奖的流程，清晰地展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整合与收编。此后《亮剑》《历史的天空》《父亲进城》的出版与发行基本上都遵循着类似的操作程序。体制对新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偏爱，也激励和引导众多作家进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声势愈猛，渐成气候。文学在商品经济社会面前走向市场成为必然的趋势，文学逐渐成为商业化生产消费链条中的一环，体现出消费主义时代的特性。文学创作体制和文本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影视媒体、报章杂志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取代了过去单一的文本流通方式。出版的作品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这是作家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不仅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实现对人民精神世界的塑造的社会文化使命；同时需要符合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审美逻辑，以获得资本的青睐，实现文化和经济价值最大化，因而其人物塑造与情节架构需要满足最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浸染中成长的作家如徐贵祥、都梁、邓一山等重新构建对革命历史的想象，在当下进行演绎、复活，把当前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生活性、传奇性等特征融入其中，讲述了一种具有生活旨趣的革命故事。创作者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尽量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将视野下沉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世情风貌、情感纠葛、性情人心都在文本中得以呈现，在保证革命历史的厚重性、严谨性中增加了作品的通俗性和可看性。在充分吸收经典革命叙事精华的基础上，汲取了“才子佳人”、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合理成分，给人以多样的审美体验，使其更加接近大众的情感需求，使普通民众与英雄人物产生命运共鸣，加之影视剧的改编、主流媒介的推广，获得了资本和大众的支持，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因而实现了更好的融合，从而促进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