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分层叙事与青年知识分子

相对来说，“阶级”是一个政治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当阶级矛盾到了异常尖锐而至于激化的程度，随之而起的便是革命，斗争则是革命的必然阶段。即使“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到了非革命不足以解决的地步，“治病救人”“拯救”“帮助”“挽救”等颇具人道主义色彩的手段，势必带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无论对于身居高位者、真理在握者、金融大亨，还是学生、走卒贩夫，需要经受残酷性考验。“阶层”虽然自阶级变异而来，但它的淡化革命，不是革命不需要，恰是极端革命导致的沉重后果，所以阶层只是一个中性概念，是伴随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一定程度受到法律、制度保护。社会阶层化既是“后革命”的主要时代特征，同时是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后果。既如此，其实不外乎转型成功和不成功两种结论。市场经济的到来，意味着一边需要用市场消化、处理革命的后果，一边不可避免制造出新的不公。从文学表达层面来理解，所谓的“后革命转移”，大概指的就是个体因资源、份额占有的多寡，而产生的对其所隶属群体的不满。转移了过去年代政治尤其革命上人为差距，却滋生了经济与文化上的分化。当前能基本用阶层概念分析的大多数文学，其叙事目标主要针对上下阶层流通渠道的不畅，争的并非在下者、弱者、底处者对在上者、强者、高处者的权力，而是诉求能不能被理解，同情是不是发自内心，以及感同身受出于“恩赐”还是真正的共鸣。叙事起于分化，却止于现代文化机制的完善，内在于分层社会，致力于打通层化坚冰是其愿景。因此，不管社会学分了多少层，对文学来说，其价值期许、意义生活能否被认可，始终是分层社会中，作家通过形象符号、情节、细节、主题、故事，忠贞不渝要完成的文学目标。

一

但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王蒙的一批小说，发现他提供的可能是一个新的分层，是用现今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及其文学分层叙事经验不容易解释的，姑且称之为“革命分层”。革命分层，是指革命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所形成的自身属性，不借助其他阶层，自身具有强大的消化和再生产能力，以至革命组织及其所隶属个体，在理想目标和价值预期上能够达成高度同一化的体系。革命分层叙事，在其他“归来者”作家小说中也不同程度存在，但叙事却不分明指向革命所造成的层化问题。阅读王蒙的小说叙事，革命以各种形式贯穿当代史的几乎各个阶段。如此循环往复、旷日持久的拉锯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乃至由此而进一步细化来的革命与反革命、改造与被改造的对垒，转换到灵魂和思想领域，便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权衡与取舍。无疑，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小知识分子，因有“灵魂”和“思想”，侥幸成了改造、劳教的终端——内心之“私”的当然对象。也可以说，王蒙大多数涉及此类叙事的小说的后半段，主要叙述的就是个人主义的非革命性与非政治性问题。在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放松的后期语境，对个人主义的叙事，虽然不首先牵扯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但生成于此的身份确认仍然是叙事的主要方面。这里的身份确认，显然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崛起作家的普遍性焦虑。此等身份焦虑，很多因素来源于市场主义及其导致的人文普遍边缘化后果。王蒙的个人主义则仍然需要对革命惯性、改造惯性乃至特定时期集体主义惯性的剥离。按理说，王蒙更具有“阶层”意识，因为他本来被“阶级”所塑造。可仔细体会他的叙事，他更关心的却是“涅槃”之后的个人如何重新进入“组织”，并为“组织”锦上添花的豪壮。“组织”之谓者，对个体，也仍然是政治运行过程中另一形式的“革命”。这就容易理解他的叙事中，那批青年知识分子，在漫长人生历程，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参加革命，六七十年代的被批判、改造，七八十年代的重新“回归”组织，乃至八九十年代之交安排晚年日常生活、安放心灵归宿，为什么始终是革命时代的那种思维和逻辑了。就是说，个人主义本来是超阶级概念，他却非得以阶级思维框架论证其能量或被埋没的苦衷，这就反而给读者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含混”或曰“复杂”。至少不像20世纪90年代语境的身份确认那么明确，因为该身份危机往往是经济社会分层形成以来的产物，有明确的针对性，比如弱势对强势、底层对高层、无声对话语权等。不过，既然王蒙不可能不被个人主义所纠缠，所苦恼者，就不可能与当年的革命无关。确切说，是革命阶层对个人主义的装饰和打扮，包括爱的权利、价值生活的建构、日常烟火的态度，都因革命惯性而不彰、不显，乃至不够大大方方、不够自然而然、不够坦然直接。革命力量无比深入的、全方位的影响，仍然是、也许必将会是未来更长时间左右青年知识分子价值方向的一个魔咒，一个因传统和自身天然局限而无法摆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具体起见，下面通过王蒙的相关小说，略作梳理。

批评界早就注意到了王蒙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出版的《恋爱的季节》^①、《失态的季节》^②、《踌躇的季节》^③、《狂欢的季节》^④中贯穿性的革命叙事主题，革命、政治、阶级、人性也几乎成了研究王蒙文学世界的基本概念，这是不用多说的。不同在于，批评界总是普遍喜欢用反讽的眼光，比如一碰到王蒙小说模拟革命年代话语方式叙述，会条件反射地认定是作家主体反抗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对该对象可能有一致的态度，这从审视、批判的语境看是能理解的。然而从他几十年的坚持看，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春万岁》、90年代的四部曲“季节”系列，一直到2016年的《青狐》^⑤和2020年的《笑的风》^⑥，贯穿的依然是该视角和结构。毫无含糊，这是王蒙有意为之。在王蒙看来，类似反讽、隐喻、象征是叙事文学的本分，但对于他所叙现实不见得是最有效选择。所以，他这方面的叙事，就是要达到真假莫辨的效果。究竟要达到什么效果，后面再细说。这里加以强调的是传记加虚构或者虚构加传记，一旦构成叙事长河，它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候，有王蒙的影子罢，没有也罢，形成的至少是一批人，比如知识分子生存、发展、升迁软性环境的普遍性，大有现身说法的味道。《青春万岁》应该是王蒙寻找他认可的革命叙事的一个契机。在今天来看，这个艺术上还嫌粗糙的文本，已经给他后来的革命分层叙事定下了基本调子。这就是他总是把生活经验与所谓革命事业合二为一，进而达到现实王蒙与虚构小说人物真假难辨，以至于体验小说等于读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半生多事》^⑦、《大块文章》^⑧、《九命七羊》^⑨的程度。这种处理方式，自然别有用意。

21世纪初王蒙开始陆陆续续写作并出版《王蒙自传》，这已经距离1953年创作《青春万岁》有半个世纪之久了。可他并不为该作的幼稚、粗糙而遗憾。非但如此，每每谈起，他还得意有加。我想这恐怕不能简单理解成是作者对其19岁才华的自豪，内中情愫也就值得注意。

《半生多事（自传第一部）》中有一篇同名文章《青春万岁》，结尾有这样一段话：“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被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呢？为数很少。”^⑩

被很多年轻人阅读、喜爱，说明半个世纪前的《青春万岁》所发现的年轻人的内心规律，极大地吻合当今年轻人的心智成长模式。或者反过来，当今年轻人的基本价值预期，仍然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王蒙同代人已经有过和想要拥有的模样。个人价值预期已经融入了革命理想，《青春万岁》再现了青年学生到青年知识分子自我价值期许与革命工作相契合的基本模式。大的方面说，女七中高三甲班学生人生结构由先进（青春）与没落两个阵营所构成。先进（青春）又隶属于集体主义，没落则归个人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因为集体主义，所以先进（青春）；因为个人主义，所以没落。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杨蔷云、郑波、袁新枝、李春（后来成为没落分子）、吴长福，后者是苏宁和呼玛丽。两个阵营的家庭状况，小说都有详细叙述，是不是王蒙按照家族和家庭成分来划分这些学生的现状，不得而知。但没落学生的家世的确比较糟糕，可以说比较破落不堪，而青春或先进学生的家庭出身，事实上也属于工农或贫下中农成分，正是革命所依靠的阶级。但我认为，王蒙既然不是按遗传学原理来叙事，家庭成分并不能必然构成整体小说的叙事走向。也因着既为在校学生，学生的家庭影响也就绝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既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自有个体绝非不可改变的可塑性。所以家庭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用来论证学生本人“根正苗红”或“祖上没落”的条件。

在二元格局中，代表先进文化，体现青春朝气的一方，可以归纳出以下共性。一是少年参加革命，具有革命者与学生的双重身份。郑波、杨蔷云就是这样的人。革命具体干什么呢？按照小说叙述，郑波她们加入的是民主青年联盟，类似今天的共青团工作。不难想象，无非是发展团员、跟踪记录同学思想动态、检查思想、做思想的工作，然后整理日记、造表登记、向上级团组织汇报，等反馈下来再重复这一套程序。对于一个中学生，可别小瞧这些触及人内心工作的重要性了。绝对不能以三年后刘世吾（《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就那么回事”来看待。这个青年联盟的严格组织性、纪律性和政治性、使命感，单是忙，便可窥见她们是如何被调动，如何具有激励机制乃至于使进入组织者入心入肺全身心投入了。小说中讲，她们肩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最重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她们整宿整宿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这种忙，挤满她们每一天的青春时光，无私奉献、任劳任怨。为集体而奔走号呼，为他人灵魂而奋笔疾书，自己内心空间也就被集体和革命概念所填满、充实。一次次上级的肯定、褒奖，构成了推动工作和寻找新的工作着力点的巨大动力。久而久之，革命所要求和祈愿的一切，空洞的也就变成了某种似乎唾手可得的果实，幼小心灵被占有被规划，浪漫而慷慨、英勇而自豪。对比之下，李春为逃避参军而“装病”，苏宁面对是否检举私屯粮食的父亲的“犹豫”，呼玛丽论证教难与义和团密切关系的“长篇大论”，是多么的无耻、灰暗和自私。这时候，后者所携带着的合理性个人主义，在无时无刻不有的被翻晒、批驳、嘲讽、证伪，无数次被正义的、先进的、积极的概念、知识、价值否定，原来的理想和知识信念自行土崩瓦解。

二是先进（青春）分子的学习问题。总体来说，先进分子郑波、杨蔷云等学习比较差，没落分子苏宁、呼玛丽普遍学习比较好。直接原因不用多说，肯定是因为集体活动、集体事务所耽。可小说叙事中对差与好有个微妙转化，这是值得注意的。袁新枝的父亲袁闻道，是女七中高三甲班班主任，经常表示他的思想跟不上趟，要向郑波、杨蔷云这样的“先进学生”学习并看齐。袁闻道既代表老师，又代表家长，同时还是学校、社会与革命组织的桥梁。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一则表明价值评价体系对学习这种最直接实现个人主义的渠道的否决，二则从世俗角度给何为“有用的人”出示了标准。这意味着革命意识形态，从根子上已对未来人才实施了分离和分层。在如此分离分层中，先进分子之所以能确保青春不老，时时感受到青春万岁，还有最后一个更内心的衡量尺度，那就是爱情。《青春万岁》中唯一拥有爱情的，只能是先进分子，而且她们的爱情都在自己的队伍和组织里。尽管爱情是否成功依然不得不遵循情感逻辑，但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她们毕竟率先尝到了爱情的甜蜜，而且还是因为她们对集体主义的有力践行和推动所得，这就更加意味深长。

至此，《青春万岁》中初见规模的革命阶层叙事，不但成功从社会现实，还从既有文化传统中分离了革命，同时还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以革命为圆心的革命价值、革命话语、革命爱情、革命日常系统。这个系统一边具有超大能量，超强自我生产、自我消化处理能力；一边也极具包容性和排他性，包容一切与个人主义为敌者、排斥一切与集体主义为友者。作为个人，当然可以冲破该系统另起炉灶，但诚如前文所说，那必然意味着另一全新系统的启动。必须强调一点，在这一点上，多数王蒙的研究者，倾向于从理想的视角，比如从“反抗”“批判”“反讽”革命意识形态出发，来论证《青春万岁》所开启革命人生的“勉为其难”“口是心非”，并进一步把思想话题转嫁至美学范畴，认为作家不过是一种“过渡性”“暂时性”和“不得已”的审美选择。这肯定是大大违拗当时语境的妄想。即便如此，然而从此造就的文化传统、文化惯性乃至文化价值模式，却不是两句慷慨陈词就能扭转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