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叙事经验的流动与整合

张怡微的早期写作基本上是以少女成长的情感经验为核心展开叙事。《呵，爱》《我真的不想来》《嗜痂记》《最慢的是追忆》《丰年记》中的主人公们形象相仿：生长于单亲家庭，与母亲居住，亲族关系凉薄，忧郁多思、性情敏感，有着创伤性心理体验，对稳定的情感关系有一份渴望却似乎永远无法企及……这些小说大多有着浓郁的“自叙传”抒情气息，以纤细哀婉的笔触呈现逼仄处境中鲜活饱满的生命痛楚体验，已初步显示出世情叙事、深描人性之自觉，“人性深处那众多令人困窘的卑鄙龌龊之处更是逃不过她有时显得过于犀利的目光”^①。2012年，张怡微赴中国台湾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描绘台湾世风民情，记述阅人、观影及读书经验，结集为《云物如故乡》《都是遗风在醉人》《我自己的陌生人》等。与此同时，张怡微也继续写作小说，其作品多次在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联合报》等发表，并获得诸多文学奖。与赴台前相比，张怡微的小说在情感结构、叙事方式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转向世情书写一脉，其中可以清晰见出旅台经验与上海记忆的碰撞交融，这为其日后进一步整合两岸世情叙事经验、确立独特的世情叙事路径奠定了基础。

一

旅台经验对张怡微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创作情感、叙事视角及叙事技巧的变化，是张怡微重新“发现上海”的重要资源。首先是对台湾人文风景“温情”特质的深切感受。散文集《云物如故乡》的封面题写着“温情的异乡人手记”，逢甲夜市的手工吃食是“怀有人情味的制作”，是“带有温情的分享、传承及怀念”^②台北电影院气质散漫优雅，“这种随意，带着小岛的和煦温情，是很动人的”^③。市风民情之外，文学亦然，“在台湾这片温润的土壤之上，文字都浸润着温情”^④，“有时我发自内心沉溺在这种温情中不愿意走出来”^⑤。张英进曾指出台湾新世代导演将“温情”作为一种创意性叙事策略，以“超越悲情”的方式展示社会民生风景，从而淡化社会文化冲突，彰显包容性、多元性美学追求^⑥，这在台湾文艺界成为一股较为普遍的潮流。而张怡微所关注的温情风格文学叙事，即与部分台湾作家在历史开阖中淡化冲突、追求和谐的文化审美取向有关。

此外，台北市景及其怀旧叙事也使张怡微产生新的城市感知与思考，譬如，“站在万华，我突然又想起了上海”^⑦。万华一带曾经是台北的繁华地标，却在后来的城市发展中渐趋没落，与张怡微熟悉的上海街区极为相似。“那里（指万华）很像早期的上海大自鸣钟，非常热闹，有日本人的遗迹，又有上海根深蒂固的城市精神。最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的地域才看得到藏污纳垢的生活，看得到生存，也看得到平凡至极的温暖与欢乐。”^⑧张怡微提到的“大自鸣钟”位于其出生地附近——普陀区长寿路一带，曾经是沪西著名的商业区地标。1996年后，长寿路拓宽改建，拆除房屋建筑，“大自鸣钟”一词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正如台北万华的没落。借由旅行风景与文学阅读，她探寻上海与台北息息相通的城市生活记忆，体会城市现代性进程中个体注定漂泊流离的命运，以及在漂泊中孕育出的生存智慧，“每一个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便是它常年的漂泊无定内化于人民内心中的那份偏执的清醒与温情的妥协”^⑨。“在上海，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拆除的。”^⑩由于“家”的记忆不断被时间篡改、吞没，城市居民便不得不与外来者一样，承受着“失乡”之殇，“怀旧”由此成为现代城市人共通的精神密码。

旅台经验激活、焕新了张怡微的上海城市记忆及书写视角，使她得以找到比较适切的位置来看上海。“温情”与“怀旧”通向情感的内省与节制，构成张怡微世情叙事的创作情感基调。对历史变迁中普通人命运浮沉的关切以及新的城市认知视域，使她摆脱了早期写作的哀婉伤感，进一步建立起私人生活叙事与城市变迁之间的关联，探索“日常性”与“历史性”融合的路径。此外，张怡微在台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阅读了大量明清小说，“这些长短篇，若我没有到台湾学习，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心接触到”。明清世情小说中的日常叙事传统也引发她关于世俗生活与文学书写关系的思考，促其形成了对世情书写本质的基本看法——写出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这些都为张怡微后来的世情书写转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旅台期间的《试验》《奥客》《春丽的夏》是张怡微的世情叙事转型之作。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形象由青春少女转为中年男女，情感结构由哀婉抒情转为冷静写实，蒋晓云“悲喜剧”叙事技巧的引入则使作品情感层次更为丰富立体。

《试验》的潜在参照是蒋晓云的《独梦》，小说中依稀可见作家阅读经验的痕迹，如人物名字相仿、人物去留之际的命运浮沉等。但与《独梦》描绘渡海去台者不同，《试验》所写的是留在大陆者。小说描写春节之际的一场家庭聚会，却以女主人公心萍的断续回忆牵出往事纠葛，这场聚会因此滋味杂陈。但一些年轻朋友的到来，却令她在年轻一代身上看到弥合家庭裂痕的可能，而有意味的是，年轻的下一代又即将赴台湾游学。半个世纪后的远行，是否能有效填补历史乱离的裂痕？家庭的分合聚散，又将以怎样的结局收场？《试验》将历史变动的丰富信息带入日常生活叙事，体现出对蒋晓云文学主题的借鉴——在1949年前后背景下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故事。与早期写作不同，小说中的主人公从青春少女转向历经沧桑人事的中老年女性，同时又以第三人称叙事及写实笔法描摹人物日常生活，明显拉开了叙事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而张怡微自蒋晓云小说中习得的悲喜剧技巧更有充分体现。小说中，心萍与继母之间的爱恨纠缠是悲，后者临终前的忏悔则是“喜”；儿子对心萍的淡漠疏离是悲，嗣聪与贞依丧女也是悲，但嗣聪夫妇的悲痛与哀愁却令心萍之子意外地变得温顺，主动帮母亲做家务，这又是“喜”……就像小说中所写，生活中充满烦恼与忧伤，然而，琐细的快乐又会令人“暂时忘记那些沉重的哀愁”。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中以悲喜并置传递复杂生活况味的叙事语法在张怡微《试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试验”。

在《奥客》《春丽的夏》中，张怡微未再以百年来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时空变迁为背景进行叙事，转而书写当代上海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探索“我城”书写路径，同时亦继续上演“悲”与“喜”的交织。王安忆曾指出蒋晓云的文学特点：“即便是弃之如敝屣的遭际，也还是有值得念想的珍爱。”也恰适用于张怡微此一时期的写作——于人生的卑微烦恼中体味生命本真，写出凡俗生活中的温暖快乐。“世情生活中，必然有一些特别细琐的安慰，可以疗愈创伤。”以温情疗愈现代城市人的创伤，以怀旧对抗时间流逝，在“悲”与“喜”的调和中达至生命情感、叙事艺术的平衡，是张怡微熔铸多种文学资源后所形成的世情书写路径。

但张怡微始终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取景框”。蒋晓云“民国素人志”系列小说以《百年好合》《四季红》书名隐喻“流散—归来”的生命之圆满，在“中国上海—中国台湾/香港—美国”的地理流动中呈现昔日沪上显贵家族后代跌宕起伏的命运，背后包含的是基于资本逻辑洞察时局、运筹帷幄的自信。在同名小说《百年好合》中，金兰熹百岁之际在上海开寿宴，济济一堂的风光尊荣背后则是夫婿陆永棠多年的财富布局——战乱中早早在香港、美国等处投资产业以分散风险，内地改革开放后又迅速了结获利资产转而投资上海楼市。对他们而言，往日的离难是“渡劫”，政治经济结构的剧变也不过是风水轮流转，这是蒋晓云以“圆满”结局续写20世纪40年代海派都市传奇的潜在历史意识。但张怡微的世情书写，恰恰起于蒋晓云之“圆满”的阴影处。小说家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目睹经济转型之际的城市财富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阶层分化，社会变动悄无声息却迅猛剧烈。新贵崛起，“成功人士”形象及其所代表的中产阶层文化使人趋之若鹜，重现老上海旧日繁华成为一种集体文化想象并引领城市怀旧风潮——这也是蒋晓云笔下金兰熹们归来的时代语境。在后者笔下，流落他乡的豪族青年“半世纪后再回到本市，竟然不觉得改变太大不习惯。十年前他们在原来住的街上买了外销楼，道旁梧桐青青郁郁，不是从前还胜似从前”。但在风起云涌的分流、淘汰浪潮中，依靠劳力、依赖集体的普通工人阶层显然处于劣势，他们难以凭借技术优势或金融杠杆使自己的财富增值，在城市飞速前进的过程中，汇聚了大量产业工人的工人新村逐渐没落——这才是张怡微所熟悉的“上海”。“对我来说，田林新村的意义，就仿佛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故乡。”长篇小说《细民盛宴》便是对这一故乡的回望，其中包含的是对父辈零落生命的无尽哀伤。

这部小说以女孩乔乔的视角叙写上海工人新村家庭的琐碎人事。小说依旧是以青春少女成长经验为主要叙事内容，却在日常生活叙事画卷中蕴含对时代整体性的感知与理解，体现了作家世情叙事艺术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小说还昭示着某种世界观的整合与确立，如封底所印作家的话：“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当然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自己对父辈的认识，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坚定自信的群体身份认同意识清晰可见。《细民盛宴》中写出了丰富、生动而具体的“工人性”：主人公乔乔听父亲讲述往事，想象“工人阶级最风光年代时的俊雅气宇”；继父是工厂工会的宣传人员，擅长组织厂庆表演，有着“文艺青年的肥差”；乔乔对“三口之家”的怀恋与对工人阶级黄金年代的想象紧密绾合彼此同构……张怡微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父辈的来路，不仅写出颓败的现实，也写出工人阶级曾经意气风发的过往，并带出清晰明确的时代观感：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许多普通工人而言，时代的变化“正在以一个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降临”。社会总体结构变动引起社会深层价值观念的转型及人际关系的变化。人们对股票、财富的兴趣取代了以往集体温情主义时代的文艺气质，“仅仅十多年间，一切欣欣向荣的正气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古的慵懒、奢靡，非道德意义上的败坏、无常，在新时代里突起逆袭的种种反劳动的营生，开始逐渐占据我们的日常视野”。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集体逐利、人心浮动，乔乔父母的婚姻亦最终分崩离析。小说对上海工人新村居民日常生活世界的描绘绵密深情，但其叙事取向与蒋晓云判然有别：对世俗文化不是顺服而是反抗，情感结构不是世故练达而是忧郁内省，审美取向不是圆满而是缺失。张怡微的写作体现出与上海文学中城市批判书写传统的紧密关联，也体现出对21世纪以来文化研究、文学书写中“新工人”叙事的呼应。

三

陈思和指出海派文学有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称其为突出现代性的传统；另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现代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称其为突出批判性的传统。”后者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为发端，以茅盾的《子夜》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周而复《上海的早晨》、艾明之《火种》、管新生与管燕草合写的《工人》、李肇正《城市生活》等进一步将工人日常生活与上海文化风俗相结合，呈现富于上海城市文化特色的工人生活史。此外，王安忆对外来务工者以及由“旧人”转型而来的城市新工人的描绘，也构成一种不无诗意的当代工人阶级生活史想象。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城市批判性文学叙事传统。就叙事主题而言，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与这一传统是贴合的。《细民盛宴》中以回忆与想象相交织的方式刻画工人新村父辈经历过的黄金时代，缅怀集体主义的脉脉温情，以批判性视角描绘普通小市民的平庸粗俗、中产阶级市民的冷漠势利，以叙事者身份批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生活的“败坏、无常”，都是海派传统中城市文化批判性书写传统的延续。此外，21世纪以来，关于“新左翼文学”“底层文学”“新工人叙事”的文学书写及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体现出知识界对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产生的工人阶级集体“失语”、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文化症候的持续反思。年轻作家们以“群”的方式在对工人阶级父辈生活的反观中获得历史意识的觉醒，或也间接促成了张怡微关于“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的确认与回应。但世情叙事的引入，使张怡微的工人新村书写又与传统的左翼文学叙事体现出明显差异，在情感基调上偏于柔和忧郁、温和节制，是一种具有内倾性、怀旧性的城市文化反思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