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九十年代诗歌”：主体、对象与风格

“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颇成问题的文学史概念，由“知识分子诗人”最早提出以自我辨认，又由于学院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配合而得以流行并最终登上历史的神坛，其间甚至不到十年的光影。从一个流派性的诗学主张一跃而为一个断代史概念，而祛除了一部分诗人自我命名的谵妄症。郑敏、昌耀和多多在1990年代都活着且写出大量杰作，足以标示这一个时代，但他们却都不属于“九十年代诗人”，不也表明“九十年代诗歌/诗人/诗学”诸如此类的命名不无吊诡和神秘之处？诚然，“九十年代诗歌”只是1990年代诗歌的一部分，其真实含义已蜕变或显露为“九十年代诗派/党”无疑，但本文仍然沿袭这一现成概念。因为本文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揭示1990年代诗歌的历史僭主身份，无论在政治哲学（历史）还是诗学上都是如此，而在于细致认识其精神和主体形象、主题和写作对象、技艺与表现风格。只有在后者的意义上才能完成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念批判和历史分析。

一、犬儒变形记：怀疑主义时代的来临

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从一开始可能就意味着“诗人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危机”，“诗人的危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危机。诗人是知识分子中最具先锋性的部分，他们最敏感地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境遇”①。张颐武的这一论断，距离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在1987年“青春诗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写作概念仅仅一年之后。诗人业已丧失的崇高性、文化英雄形象及其对抗意义，并不能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光环而自动恢复，实际上后者的“象征资本”也在遭遇同样的危机，以至于在1993年爆发人文精神衰落的讨论。与其1993年对“九十年代诗歌”欢呼雀跃的态度相反，欧阳江河在更早的《对抗与对称：中国当代实验诗歌》中说：“诗歌在缺乏对抗性和压迫感的处境中显然是过于轻松自如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耸立还是崩溃都不具备严重性和尖锐性，丧失了引人注目的前卫性。……我不认为这是诗歌的一件幸事。”②这段发言正是在从第三代诗、后朦胧诗或实验诗到1990年代诗歌的转变缝隙之中。细致分析其话语裂痕和转变痕迹，可以发现作为某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当代诗人的变形记；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一变形记并非全然主观的幻想，而是根植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向之中，甚至不易察觉地完美填补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短暂的文化价值真空。

在知识分子诗人进入文学史的经典化过程中，程光炜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他于20世纪末写下的相关文章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此之前，也正是程光炜质疑了知识分子诗人在意识形态解读与批判面前的豁免权，并称之为“诗歌意识形态终结论”，而认为崛起论的批评语境并未完全失效，虽然后者一直被知识分子的集体写作所操持。在写于1995年的《误读的时代》一文中，他否认了1990年代诗人个人写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而认为个人写作中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概念，也即是说，它在极力消解一种崇高的权威含义的同时，最终却又向这种含义乞灵：“欧阳江河对知识分子当下身份的厘定，采用的是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被权威话语挤到国家生活边缘的、类似于亡灵的社会阶层……联系上下文，你会发现作者同时在用另一个价值尺度诉求知识分子的某种权力，即他试图从知识分子身上批判掉的东西。他认为排除了群众写作和为政治事件写作两个方向的转型期的写作，应该是一种与久远的历史阅读重叠在一起的写作……‘线索之三’的结论结果是推翻了同一作者刚刚放下的关于知识分子身份边缘性的臆断，重新转回到诉求建立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老路上来。这是一种从起点转回到起点然而又绝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思想情结存在的很奇怪的90年代诗歌批评本文的思想逻辑，而它正是当下诗歌写作与批评的非常真实的语境。说到底，它反映了民间话语在迅速占有权威话语空间过程中自我定位的文字表述上的困难。”③欧阳江河试图让原先自己忧虑重重的实验诗歌也能够获得一种对抗性或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崇高含义，虽然为了突出知识分子个人写作的正确性而将后者蔑称为集体写作，而不管后者的崇高含义可能正来源于1980年代新启蒙的文化理念。其实正是这一文化理念的挫折才导致了诗歌话语的转变。在欧阳江河奢谈的“转变”的语境中，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崇高性显然已是明日黄花，只因为其在1990年代诗歌中可怜的投影而成为追忆的对象。不过，他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定义会让人想起，这应该是一种在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技术性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沉浸于一种写作技术的文学/岗位知识分子。

有意思的是，程光炜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将民间话语引入了诗歌批评中，似乎预示了数年之后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诗人的分裂。这和程光炜的认知地图是分不开的，可能受到陈思和的启发，程光炜认为新时期诗歌和文学是“在三种话语共生性的依赖关系中被人们所意会和解读”，亦即权威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在他的行文中时时可见三者的话语互动与关联，这比世纪末诗歌二元对立式的话语分裂更为诚实可信，后者严重缺乏学术与诗学含量以至于演变为一场话语权争夺的拙劣表演并以闹剧收场。王光明甚至不承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是“恰当命名”，而认为二者是“相通与互补的诗歌写作”，并将其理念来源分别追溯到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④。即使在后来的文章中，程光炜也不忘延续对其知识分子身份的考察与批判：

知识分子写作不是通常而言的阶层确认，而是对当代思想文化中种种“知识分子”概念的驳难、质疑，以期在更宽阔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加以修正。这种“修正”的工作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诗人，他必须坚持一种理想化的灵魂状态；第二，在这同时他深切地意识到了，“坚持”这一状态之不可能。现今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充满了悖论色彩的写作，也正因为这样，诗人与他具体的“写作”之间是一种互文的微妙与尴尬的关系。⑤

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修正意味着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类型：这种知识分子既了解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信念抑或说普遍主义的知识信仰，但同时又与之保持了一种反讽的距离。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分子呢？将程光炜的描述与彼德·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知识分子批判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的表现惊人的一致：

犬儒主义是一种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正是在这种现代化的苦恼意识之上，启蒙得以奋然前行，一帆风顺而又徒劳无益。这种苦恼意识从启蒙之中受教良多，但它从没有也无能力将这些教益付诸行动。兴旺发达而又悲惨可怜，这种意识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批判都只能无动于衷，它的虚假性已然以一种自反的方式被缓冲保护了。⑥

在斯洛特戴克眼中，犬儒理性就是一种悖论式的“（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这个悖论式的表达和定义完美凸显了犬儒知识分子和启蒙的关系。正是在与启蒙的关系中，1990年代诗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性”的犬儒性格：它具有一种奇异的“被抽去了主体”的“中性”（均为程光炜语），但也不妨理解为欧阳江河所说的“两重性”：“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把写作看作偏离终极事物和笼统的真理，返回具体和相对的知识的过程，因为笼统的真理是以一种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的方式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⑦只有将这一段话与程光炜和斯洛特戴克的论述等量齐观，它的真实含义才会浮现出来。

程光炜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知识分子性”演变的历史轨迹：“一、受当代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写作，往往带着时代或个人的悲剧的特征，它总是从正面或反面探讨社会存在的真理性。……在我看来，贯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在总体上属于第一类的写作，或者说，它们既可以看作是在同一‘知识气候’里的正、反两个方面，也可认为是一种写作经验对另一种写作经验最彻底的反对。”⑧他由此谈及的“一类知识分子的消失”应该就是那种普遍性、批判性和道义性的知识分子也即启蒙知识分子，朦胧诗人曾短暂参与了其启蒙事业，而现在，他们被犬儒性格的知识分子诗人取代了。程光炜质疑的欧阳江河式“诗歌意识形态终结论”终于在这里原形毕露，指向了一种社会存在的真理性或曰知识气候的反面，而其之所以在1990年代盛行于世，与一种汪晖式的“去政治化的政治”⑨不无干系，甚至直接由后者催生。由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一个怀疑主义时代全面降临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发生了动摇，甚至陷入虚无主义之中，而这些都被犬儒知识分子不加分别地加以吸收转化。陈超在1998年召开的“后新诗潮”研讨会上说：“80年代的‘怀疑主义’被当作认识论，但价值安慰尚存，挽歌和咒语背后有光明，升华或变相升华仍是诗歌表达策略；90年代‘怀疑主义’成为本体论，诗人愿意承受并被视为诗人的基本使命，诗人有时甚至捍卫这种‘怀疑’，以警惕话语的暴力和技术许诺进步的幻觉，反道德升华被作为表达策略。”⑩其实，他所指称的80年代的“怀疑主义”其确切含义正是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

启蒙理性毕竟具有一种价值、目标和态度上的一致性，而犬儒理性已深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张清华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盘峰论战”爆发的必然性：“80年代，由于新诗潮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强大的外部压力，所以其内部虽然主张各异，但却有相近或互为呼应的立场。90年代，随着市场与物质主义时代的来临，相对主义文化逻辑必然置诗人的写作立场于更加深刻的偏执，并带上明显的‘表演’色彩，其根本性的‘立场’和特定情境或对立关系中的具体‘策略’的关系更加暧昧、难以区分。”11这其实就是1990年代诗人从启蒙的外部转向犬儒的内部之结果，而牵涉到知识分子和诗人主体的自我重塑，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相合拍而不必产生冲突，这一切正如提摩太·贝维斯所说：“犬儒对启蒙及其普遍理性的许诺表示幻灭；他体现了一种十分有弹性的心灵结构，以至于尽管常常体验到一种对于自己行为的持久怀疑却不妨碍他继续活动——而这种持久的怀疑确实也是其生存策略的组成部分。”12而同时，普遍蔓延的合法性危机也终于渗透到了诗歌内部，形成一种诗学的合法性危机，后者必须以一种布尔迪厄式的象征资本才能得以展演（表演）和完成，所谓时势造英雄，合法性危机的后果就是大量策略性犬儒的涌现，一如安斯加尔·艾伦说的，合法性危机“使现代性在各个领域（政治、文化、教育）中的解释框架被动摇，各个领域的目标和目的变得模糊而不确定。合法性危机还造就了一系列脆弱而矛盾的主体性，而我们就被这些主体性所束缚，被迫在其中生活”13。这同时会造成犬儒的投机主义，就仿佛犬儒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如鱼得水；这些顺从性的现代犬儒，会让人无限怀念那种抵抗性的古代犬儒，虽然后者会由于与真理的关系而退回到一种隐逸生活当中。

让我们再回到诗人的言谈，他们不一定有批评家讲得更为清楚，但可能确实讲得比较美妙。欧阳江河否认1990年代诗人是“‘普遍性’知识分子”，但同时也否认了他们是“‘专业性’知识分子”，那么，其价值形态也就只能是对普遍性的抗拒，“启蒙的虚假意识”就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异质性对位。西川坦言：“我们并不缺乏良知和善恶观，但作为诗人，我们必须有另一种思维方式。”14显然体现出价值形态的不确定性至少也是写作与价值的分离。孙文波的一本文论集就叫做《在相对性中写作》15，相对性这一概念显然比相对主义要更讨喜，但似乎仍无法摆脱让写作的价值沦为相对主义。我们不得不承认，诗人崇高的主体性在1990年代遭遇了分裂，这是犬儒知识分子在写作与生活、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分裂，“犬儒主体是一个悲惨不幸的思想精灵，他总是在不断地怀疑自己的行为，因此备受煎熬。永无止境地自我反讽，这么一种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便构成了一种将启蒙无法实现的许诺合理化的策略”16。程光炜从两节诗中都读出了“一种透出令人眼熟的当代知识分子沉痛气质的对个人心灵史的命名”，可以补充的是，怀疑主义时代的犬儒也许会感到沉痛，但在更多的时候可能会患上一种欣快症。程光炜几乎触及了这种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社会存在的真理性”，只是由于他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卫护立场而不便言说，这样来看，他后来放弃诗歌批评转而重回1980年代就不会没有充分理由。

实际上，知识分子诗人后来也经历了不少的转变。欧阳江河在世纪末揣测说：“90年代的中国诗人只有顺应国家认同意识这样一条路可走。”甚至坦率地承认，“国家主义”正是在1990年代埋下根子，而认为王家新、孙文波、程光炜的思考“都是将对个人写作的认同与某种历史认同、国家认同及风格认同合并起来考虑的”17。这不仅让人想起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的分化”18，或许正如郜积意所告诫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由启蒙转向智识也包含了诗歌转型的某种危险性。”19在如此情调的世纪末语境中重读欧阳江河1993年的论述：“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他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20作为观察者我们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一代人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显然这种自由派立场从一开始就不具有政治哲学含义，更多指向写作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在新世纪，犬儒知识分子的集体转向不幸为于坚所言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达成了‘某种话语缝合的状态’”21。顺便说一句，我将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诗人都看作“民间知识分子”，虽然前者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会让我们产生误解，但正如程光炜所暗示的那样，学院应该是民间和官方的中介。与贝维斯的估计有所不同，1990年代的犬儒主义者也并非全都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一如人文精神衰落中知识分子的表现那样，而也有可能是快乐的，他们享受着虚无主义的价值泡沫，在怀疑主义的智识立场中自得其乐；最好的犬儒形象其实是将头插在沙漠中的鸵鸟，而非要求更多阳光的第欧根尼；这就是我们时代最新的犬儒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