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是一种仪式：关于未来想象的“后设之维”

当我们在谈论“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文学未来”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已经处于人类和机器密切缠绕的后人类境遇。实际上“技术+智能”的结合早就走在那漫长的历史之途，我们的公共生活、科学、社会、历史，包括艺术、写作均在这一境遇“之中”。

中/西、传统/现代、人/机，我们时刻处在强调对立和抹除间隔的斗争之中，前两种尚属人与人或者不同地域不同人的关系问题，最后一个人机之争却将人推入前所未有的境地，所谓生死存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机器人是否能像人一样的问题，渐渐变成机器人是否比人更先进和完全能取代人的问题。当此问题不再止步于学术讨论和文学畅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新奇陌生变得耳熟能详，大众开始参与到人工智能的讨论之中。2023年初的ChatGPT、2021年的元宇宙，与其说这些名词背后是严肃的哲学命题：人是什么，人要如何生存……不如说是一场悬置了讨论的大众狂欢。人们很快乐，人们对新前景毫不慌张地默许。在李敬泽主持的“文学馆之夜”讨论里，关于元宇宙有一场惊悚的呈现，说其惊悚，是因为参加者中（一场讨论，只有三四人）有元宇宙的发烧友，脱离了肉体的元宇宙竟如此轻易地使借助身体感知与体验世界的人们雀跃接受，还有比这更惊悚更令人惶惑的吗？或者，当我为这种“轻易”感到惊悚的时候，恰好是一种提醒：我们对自己的来时之路几乎毫无知觉。如今距离这场热议已过半年，更多的头条热点纷至沓来，ChatGPT仿佛已成过眼云烟。这似乎验证了戴锦华老师所指出的，在数码转型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我们“完全未经抵抗，几乎未经讨论”①。

百年之前的中国学人经历了科玄之争，他们为中国的未来焦灼，所遇到的问题直指民族根本和文化存续，他们要寻找武器，来打一场腹背受敌的民族之战。今天的人工智能、元宇宙的到来，在一片热闹的消费大潮和互联网覆盖人类生活的世界里，资本在欢呼，网络的书写者们在用文字想象新世界、新人类。在曾经的科技去魅和如今人工智能魅影重重之间，或许就像大卫·里昂在《赛博空间：是超越信息社会的存在吗？》一文中富有洞察力的话语，对于“信息社会”和“赛博空间”等概念的使用所带来的最大潜在风险是：误认为新的社会形态、消费模式、政治行为等皆可以从技术革新中寻找答案②。那么，当技术/人工智能进入生活，批评者、作家（或者写手）是用什么立场、话语来讲述和想象这样一个特殊情境的故事，其文本指向何处，对于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有何启发，这是本文借以思考“未来想象”的立脚点。我们看到，从批评、叙事想象到文本内部，是一个关于未来想象逐渐具体化的文化实践。

立场：作为在场者和观看者的批评

人工智能在互联网众说纷纭的“新闻”中，几已变成旧闻，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似乎只是众多头条当中的一个，随着新话题的诞生，人们起初的震惊被后置为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然而，对于以“人”作为立身之基的人文学者，却不能不在这技术/人的博弈当中，将“是否取代人”转换成“人有什么不能被取代”。问题的置换，意味着思考问题角度的不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关注不同文本所发出的声音。这些文本从故事、分析和解释层面，以各自的影响力代表着一种态度。批评性的思考在这些话语中显得格外醒目。

文贵良在ChatGPT引起2023开年轰动之后，紧接着就围绕人工智能创作中的诗歌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他这篇文章命名为《从小冰到ChatGPT：对人工智能与汉语诗学的一个考察》，主要以微软小冰为例，他指出：“小冰是根据图像来创作语言产品的，这智能程序内部的转化笔者一无所知，猜想是通过一系列的‘算法’转换出来的，即通过独特的‘算法’产出一行行的词语排列。”③这样的结论是在分析了小冰写诗的套路化倾向和使用语言“还没有达到正常人使用语言的程度”之后得出。显然，文贵良对文字处理软件以及人工智能是否真的能够创造出“诗歌”这一问题存疑。其中尤其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在评价中作者始终有着清晰的人类自然主体/人工智能主体的划分，他针对“未能从智能主体的角度来评价诗歌”的主张进行反驳，“但遗憾的是我们评论者自身仍然是人类自然主体，而不是人工智能主体”。文贵良对自己的这种先行判断进行反思，他担心自己预设了人工智能写作的不足，作为一个严谨的批评者，最终还是提出了人/机器写作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一种独立而富有个性的诗学主体仍然成为判断的关键。这或许就是问题的关键。当我们评价或者惊喜于人工智能的高超之时，潜台词约莫在于：它就像人的副本。或者，它真像人。再或者，它在模仿人，而不能超越人。无论哪种，“人”都是我们言说人工智能的唯一参照。在主体意识和创造力这个层面，我们找到了人不同于机器的立足之地，可问题是，在数码包围时代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拥有这样的性质和可能，进而反思自身？在对人工智能的赞誉、好奇和见怪不怪之中，创造力是被激发了，还是被扔在了不知何方的隐秘角落？这种状况可能比人工智能写出一首好诗更生恐怖。

话题重又回到主体性和创造力的问题上。齐泽克用《人工智障》作为题目对这场开年“话题”做出了回应。他并不讨论人工智能的能力到底得到了多大增强（文贵良文讨论的正在此处），他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人类对话者使用侵略性、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言辞，促使机器人展现自己满嘴脏话的幻想作为回应时，聊天机器人应该如何回复？人工智能是否应该被编程，使其回答与对方提出的问题处于同一水准线上？”④这些问题关联着人们对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知识或者意义”缺乏警惕性的现实，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基于对现有文化的大规模挪用”会将人类意识深处的恐怖、肮脏或者偏见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它真正做到了“精准表达”，而很多话语裂缝和胡言乱语所隐藏的真知灼见就这样被甩在一边。聊天机器人的“扁平”“将与各种意识形态拥趸（ideologues）相处得非常好”。在“保马”公众号的“编者按”中，更清晰地指向了思想作为人类主体性内核这一关键：GPT在经过“思考链提示”训练后所涌现出的能力，恰恰部分佐证了他对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一贯观点：语言并不表达（express）已完成的思想，思想恰恰是在表述（enunciation）中涌现（emerging）⑤。显然，齐泽克所关心的与其说机器的能力是否大到取代人，更关键的在于凭人类语言数据库化的人工智能将会放大什么，这些数据“以客观之名”将人类判断的理据窄化、固化乃至污名化。齐泽克在谈论三体时，曾经指出，“万物归位”的自然秩序的实在界需要一种象征性的干预，它必须由仪式来保证。进而言之，技术社会带来的种种会营造一种“事实如此”的假定，从而取消了其现象背后的问题甚至粉饰恐怖，这是面对此种现象时必须要警惕的。《与赛博空间并存：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一书中也说：“目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对信息社会的将来杞人忧天，而是切实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状，并且在关注的侧重点上需达成共识，即关键问题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所涉及的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赛博空间’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与电子技术共存的社会体验过程，因此其关键领域就在于严谨的社会分析。”⑥

人工智能话语联通着恶托邦泛滥的可能性，这使研究自然推到了伦理学领域。2018年与2022年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的《物的伦理性：后人类语境中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动向》（张进、姚富瑞）、《后人类语境与文艺理论新动向》（王坤宇）⑦，基本连缀出一条文艺领域面临的新美学命题——后人类，这自然也是一个崭新的渐成现实的人类生存课题。王坤宇文将近五年来美学领域的“后人类状况”做了全面梳理，“元宇宙”进入论域，显然是关注社会前沿问题的总体性研究。与之相比，2018年的文章更显出学者的焦虑和问题探究意识。

《物的伦理性：后人类语境中文艺美学研究的新动向》一文将论述放在“后人类语境”的假定之中，即，“后人类”语境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物”，这种“物”成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也就不同于我们以往谈论人/自然之间的“物我”双重主体。后人类情境中的“物”是机器身体、智能化大脑、能说能行动能学习，进而松动了原本坚固的人/自然/机器之间的想象区隔。这是在把人/机器放在“生命形态”基础上言说伦理问题，然而在具体论述中，显然作者还在强调一个事实：“作为物的媒介”介入生活已深，但“物”常常被人们自动化为一种事实般的存在，而不需问其本性。换句话说，“‘技术’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词汇，也不仅仅在某段时间存在，而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重新组合时间和空间以沟通有无，而‘技术’也应被重新审视。它不再是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而已成为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赖以生存的环境”⑧。这就使“物生命”的活体性质大打折扣，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人文学者为“后人类情境”人类主体设置的防线、堡垒。作者通过我/非我的主体间性关系，将问题由现实导向文艺审美活动的道德内涵。在这样的理路，或许可以获得由书写反观现实和人本身的思考路径。

在关于AI的讨论里，2016年人工智能AlphaGo在似乎最能彰显人类智慧的围棋界横空出世，人们再不能用“学得像不像人”“再能也是人工设置”这样的话语来安放自己的人类自信，批判性的思考显得尤为重要。前不久李敬泽做客央视《开讲啦》栏目和在凤凰文学之夜的讲话里，也用到了“堡垒”一词，认为在超级智能的时代，文学是捍卫和证明人类光荣与尊严的堡垒；当人工智能兵临城下，在人与AI的关系上，要思考的是“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在如此个别、具体的他人的故事中，只有在面对面的确信中，我才能感知我的存在，我才真正获得了世界”⑨。戴锦华则在访谈中指出要批判性地认识“媒介改变了我们什么”，而不能将问题停留在“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现实描述层次。或者，“面对媒体环境的复制效率，我们已无力与其抗争”⑩，但思考还在继续。被李敬泽指认为“人类光荣与尊严堡垒”的文学，尤其伴随网络而生的网络文学、新媒介写作在如是情境和时空如何描述、如何想象、如何表情达意，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追踪的叙事方向。

穿越：空置的主体与“大他者”

关于一切的未知，文学作品中是从主体的想象开始。这里的主体，包括写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假如读者也参与到创作之中，则读者理应也是主体的一部分。作为主体，对应着符号化的客观世界，是以抵制符号化作为确证主体位置的实现方式。在网络文学的书写中，主体关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像我们所预估的这样呢？

网络文学以类型化作为存在的主要形态，而穿越，几乎是所有文本横行于世的有效手段。这一手段，极大地扩充了文本可以容载的范围，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或某特定场景，时空可以交错，人物可以有取之不尽的知识库作为行动支撑。到了古代的穿越者，可以有现代灵魂；借体重生者，可以有前世记忆；而到了未来，自然有发达的计算机技术支持你在无尽的世界穿梭。这些形象，其实都可归为穿越，也都像Avadar这个21世纪初在世界影响巨大的虚拟形象，其背后是虚拟世界，也可将其称为平行空间、元宇宙。世界在这样的想象里变得无限大、无穷广，可有一样还是在的，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主体，主体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他/她是否还是抵抗符号化的主体？如果是，他/她是以何方式来证实自己的主体性？如果不是，他/她又在这样的行动过程中如何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这种缺失，将倚仗什么来予以补充、解释，并在文本与现实的双重世界获得认可？

以上问题对于解析“人工智能/人”的二元关系似乎显得最为迫切，前面的批评文章虽各自角度不同，但所强调的核心离不开人作为主体的主导位置。我们讨论人工智能有多像人，是因为有“人”这样一个参照系，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诗歌写得有多好，也是因为有诗歌样本放在那里，这参照系，这样本，就是规则，制造规则的是“人”。然而，我们也在激烈的批评当中，感知到文学书写、影视表达中强烈的危机感。这事关主体本身。

首先，以“借用”为根本原则的世界设定，指向文化意义上的“古代”。穿越者，这个描述本身就隐含着双重世界，一个是未穿前之现实，另一个则是穿向何处，后面这个世界是处于电脑屏幕两端共同好奇和寄望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屏幕作为一堵墙，在形式上似乎隔开了写者/看者、现实/文本、穿越者/未知人，因为“穿越”这样一个或意外、偶然，或处心积虑的行为汇在一处，这就必然要求有个方法能够解决强行遇合的问题。

我们看到，叙事从第一次放弃主体位置的行动开始。穿越前的世界，无疑是这个穿越主体之为主体的第一重证据。这个世界，常被描述为背叛（如《醉玲珑》）、痛苦（如《将夜》）、乏味（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困境，困境本身，为穿越者提供了全身心投入新世界的理由。绝大多数文本中的穿越者迅速鸟枪换炮，扔掉旧的，奔赴新形象的旅程。这是我们说的第一重主体位置被弃的文本书写。与之相仿，电脑屏幕两端的写者和读者也达成共识，越是离奇，越是远离无可撼动的现实的“超现实”，在手指不断更新页码的飞舞中，越能忘记现实。写者和读者都不必管自己是谁，生活在怎样的境遇之中，我们只管畅想别样的可能人生。这样的选择之后，他/她、他们/她们是否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进而使“被掷入”的命运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