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起点与历史逻辑

一、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

“形势”与“任务”

在讨论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之前，需要注意到1976年至1979年，存在着一个在社会各领域“拨乱反正”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不仅影响到随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时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脉络轨迹形成深刻关联。当然，应指出，囿于其时的局势气氛，1976年至1979年在文学层面的调整是迂回的、有限度的。在此，1977年“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与文章，或可视作这一阶段国内文学路线方针的特殊注脚。如该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就强调“三十五年来，……文艺战线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坚持还是反对工农兵方向这个根本问题”，由之说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二为”方向依旧是“过渡期”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贯彻准则，但社论文章也鼓励文艺工作者“反映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大治、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风貌，反映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历史进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①。同期署名“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则重申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且揭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文艺发展、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②，这也为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转向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可供腾挪的空间——在“纪念”的氛围里隐隐有着指涉未来的投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而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关键节点。不过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前夕，还有诸多构成草蛇灰线的“事件”：比如1978年5月27日召开的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第一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这样的词汇，从而宣告了‘新时期文艺’的正式诞生”③。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的大会发言稿题目即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且巴金在发言中昭示了其时社会主义文学的显豁课题是“要大力表现新时期中的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④；又如1979年2月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发周恩来1961年6月19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继而国内众多报刊均转载了这篇讲话稿。周恩来在讲话稿中针对1950年代后期有“收”迹象的文艺前景，释放了隐含“放”的信号：“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⑤《人民日报》等报刊在1979年初重刊周恩来近20年前的讲话稿，一方面承接1978年全国范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所积蓄的思想解放氛围，同时也隐然是相关方面以“1961年”的气象呼应1979年国内文艺界即将到来的新变。

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出席大会并发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邓小平首先肯定了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同时明确“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⑥。而关于彼时的文艺属性问题，周扬的大会主题报告作出如此界定：“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是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⑦在此基础上周扬总结了“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对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学建设进行构想。邓小平的《祝词》与周扬的大会报告皆没有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说法，这也是在调整、转换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思想及相关文艺政策的过程中逐步淡化文学“工具论”色彩，激活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热情。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与周扬所作主题报告，也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起到了指导作用。其后不久的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明确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新“二为”方向。

但应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看似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的拐点，不过1980年前后的国内文学界，无论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抑或文学制度建设、报刊出版、奖项设置等，依旧保有对1942年“延安讲话”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框架与文学创作导向的有意识遵循。如这时期的“伤痕文学”思潮，纵然从文学主题、思想意旨上是对特殊政治年代的纠偏，但《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铺花的歧路》（冯骥才）、《枫》（郑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等“伤痕文学”作品，其内关于人物的塑造、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解读、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标示等，多仍遵循“前三十年”的文艺路线与观念立场。有鉴于此，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的“开端”并未产生显见“断裂”，而相关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挥手作别的判定显然也就有需要商榷之处。

而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微妙变化，1980年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年份。该年初，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在《文艺报》第1期发表《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个回顾和展望——兼谈革命作家的庄严职责》。这篇文章对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⑧这一时代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进一步的急迫诉求。同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承接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思路，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邓小平提出更明晰的目标：“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⑨尽管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便点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关系，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则将之提升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的高度，而怎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书写“社会主义新人”，也就构成了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攻方向。进而也就不难理解，何以1980年代初期“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如此重视“新人”的塑造与深化。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即使1980年代初期的写作者有意识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的要求靠拢，积极书写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人”，但他们作品里的“新人”时常深陷“人民的文艺”与“个人的文艺”的拉扯。以该时期小说创作为例，《沉重的翅膀》的郑子云、叶知秋，《故土》的白天明、郑伯年，《新星》的李向南、林虹，《男人的风格》的陈抱帖，《钟鼓楼》的荀磊等人物，尽管被写作者赋予饶有意味的“新人”期待，然这些小说人物又会不自觉地纠结于“大我”与“小我”的互搏。因此“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等形色文学思潮及其代表作家作品，其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作者屡因某种“新人”的主观追求与政治迎合，而贬抑了人物更值得言说的“个人的文艺”与幽微“私欲”。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在审美价值层面整体水准不高的部分因由也正植于此。但这并不意味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取径脱离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边界范畴，相反，如上提及的小说“新人”于“大我”与“小我”的纠葛，相关作者于“人民的文艺”与“个人的文艺”的徘徊，其实质也凸显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需要围绕时代精神与文学新变进行框架结构层面的“清账”与重建。而在社会主义文学“清账”与重建的前提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脉络下潜流的各类命题，也就有必然进行适时调整。

二、“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文学的调整，也牵涉其时社会主义文学与域外时空的重置。基于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要面对更为驳杂的“世界”。当国家与国家文学的结构设计都将“走向世界”纳为肌理构成，原先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模式在此背景下也就显出了局限的一面，而如何贴合“改革开放形态”也成为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文学调整的聚焦点。当然，社会主义文学的自觉转向并不意味着自我否定，而是怎样在厘定脉络传统、内涵边界、思想资源与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可能性。

基于中国文学所走向的“世界”的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观也出现了游移。事实上，198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被部分研究者指认为趋于式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同期现代主义文学在国内的被关注与被推崇，如1980年代初期的现代派论争、1985年前后的“85新潮”所形成的广泛声势。但同样是在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新当选的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王蒙恰要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是真的到来了！”⑩而第四次作代会召开间隙，《瞭望周刊》组织茹志鹃、陆文夫、高晓声等作家进行了座谈会11。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无疑也关涉现实主义文学的未来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的关系。茹志鹃就提出：“我参加这次会议，联想起郑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的话，他说，骑自行车，从生物场的角度来说，只需两个轮子接触地面，一条路两尺宽；但作为骑车人的心理场，是需要很宽的。否则，这车就没法骑了。……文学要繁荣，作家必须具备广的心理场，要靠社会对这样宽广的心理场提供所需要的条件。”张弦则表示：“对文学作用不要用固定的框框去套，有的作品稍有新的变化，就说多么不好，多么不足，赶紧拿剪子修剪一番。”“广的心理场”与“固定的框框”明显隐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考察范畴与标尺问题。而一年后的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迟到性”地组织编译了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旨在将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等作家与艺术家归于“现实主义”范畴进行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其时国内的文艺从业者以此为特定视角思考“如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趋势与现实背景下，重新审视评价文艺理论创作维度的现实主义”12。

198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这一议题上的反拨，包括1970年代后期对一度被污名化的“黑八论”的再评价，这期间对形象思维、典型塑造、创作题材等命题的讨论，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新人、文艺真实性等问题的争鸣，也牵涉怎样令社会主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进一步彰显其“文学性”。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而逐渐明晰的，而其建构（尤其关涉文艺与政治这组对象）深受列宁文艺观的浸染。社会主义文学在苏联建立初期，列宁强调“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3，而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有着相似表述：“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4对照这两段论述，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性”是被局部遮蔽的。学者王敦在一次有关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与“债务”的讨论中便提到：“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其实往往在讨论社会主义政治。这时，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借代修辞。”15而赵坤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转型，也关乎社会主义文学及其实践经验如何观照自身急需解决的“文学性问题”16。这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如何真正走向如王蒙所言的“黄金时代”的内核所在。

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学性”的被重提，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谱系的结构性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指向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步入199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怎样更具体地回应改革开放时代构筑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比如经历1990年前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后，1992年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同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等因素，也重置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逻辑规律、特征结构、目标意义。有研究者就提到这些“变量”对于观察者评估同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必要性：“我们应充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产发展方式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艺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7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相关命题的“破”与“立”，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基于“中国道路”与“中国精神”的自我体察与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