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人叙事与主体困境

客观来看，当下社会普遍流行着竞争文化和优绩主义策略，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也成为当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秩序和个体行动法则。而普遍的竞争文化常常会造就、建构出“单向度”的人，甚至是一种被异化的群体人格。福柯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与主体性特征时指出，竞争氛围下每个个体都被认为是“自我的经营者”，自己投资自己，并且掌控改善自我社会地位的投资代价以此获得最高回报①。由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这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将福柯式的关于现代生命力量的定义（在《性史》第一卷中）重新表述为：新自由主义政府‘使’可以适应市场价值的人‘存活’，并‘拒斥’不能适应的人。它通过这种方式，在那些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人与在社会外存活的人之间，划下一条‘断裂之线’。”②本文深入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以1980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的《竞争是好事》，以及随后《半月谈》杂志发表的《择优 竞争 联合》等文献为例，回顾当时大众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竞争机制利弊的讨论，考察竞争文化在新时期之初如何生成，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文化认知，以及竞争文化思潮如何影响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人格建构和文化逻辑演变。同时，本文选取了新时期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几部重要文本分析竞争文化思潮的历时性演变及其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选取1980年代经济建设最初阶段的改革文学代表作品《乔厂长上任记》，透视全新的经济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被数字和时间置换的现代化焦虑所形成的竞争化思维，如何将人之“主体”形塑成“技术化个体”；反映青年一代焦虑的“潘晓来信”事件，延续到小说《人生》主人公高加林的道路选择，表征的正是“竞争性主体”或曰“自我管理主体”将市场原则内化后，成为“经济理性人”面临的道德人性考验；而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的背景下，刘慈欣在《三体》中却通过预设黑暗森林法则，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认同的“适者生存、强肉弱食”的生物式竞争淘汰模式放置在宇宙这个极端化的竞争情境中，思考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和人类文明道德的何去何从，显示出某种“逆全球化”的深度隐喻。

一、现代化焦虑与竞争思维下的“技术化个体”

《乔厂长上任记》在1979年经《人民文学》发表之后，得到读者、文学评论家、国家领导高层的一致认可与推崇，迅速爆红、获奖。苏奎明确指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拉开了改革文学的大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改革文学的标识”③。显然，在今天看来，就文本的故事层面和技巧层面，小说依然残留了“文革”时期人物僵硬的塑造模式和相对单一的文学技法，在当下重返文学现场的语境下，我们追溯《乔厂长上任记》在当时获得极高关注和追捧的现象，就必须考虑其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必然性和背后隐含的时代文化症候。可以说“新人”形象的塑造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自“新时期”以来，从社会到文学都在呼唤“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集中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④。周扬也在1980年短篇小说奖颁奖会上强调“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他应当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富于实干精神、改革精神、创业精神”⑤。获奖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其他在评奖标准下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都是既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创作要求，也契合了新时期社会的经济转型和时代的改革氛围，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历史的洪流涌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此前的封闭与停滞酝酿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在与世界接轨后，人们震惊于科学技术、生产效率、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的中西差距。由此，社会各界急欲完成“四个现代化”任务的紧迫感越来越重，现代化的焦虑也在人们心中愈演愈烈。当“四个现代化”意识带来的一种被现代化追赶着前进的普遍时代情绪与社会氛围，理想的投射和聚焦也通过当时的文学作品集中且真切地传达出来。包括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和此后一系列作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人事厂长》《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人物的性格刻画与行为模式、文本叙述的语言与节奏，似乎都像是一根紧绷的弦，在“赶超意识”的内在驱动下，文本在激昂情绪的背后，隐含了个人、集体、国家的现代化渴望带来的经济建设的紧迫感和难以喘息的现代化焦虑。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⑥《乔厂长上任记》开篇这句话就极具隐喻性和召唤力，它赋予非人格化的“时间”和“数字”以冷酷无情的权威。发展至上、被追赶的焦虑与紧张，是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这不仅是早期改革文学的共识，也在暗示着某种竞争思维的集体无意识地逐渐形成和加深。“正是在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元话语，并获得了它的权威性。问题则在于，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的解释，可能导致的则是另外一种逻辑发展——从技术崇拜到制度崇拜再到意识形态崇拜，这一内在的逻辑力量无论经过怎样的理论修饰都很难阻挡它的逻辑发展方向。”“未来被再次提出——这一未来现在被明确为西方式的‘现代’。”⑦《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数字”和“时间”作为一种改革领头人的权利话语时刻在场，更作为一种焦虑表征为无处不在的竞争隐喻，小说存在的现代化焦虑被置换成人物对“数字和时间”的紧迫感：一方面，小说将“时间”处理为“浪费时间”和“珍惜时间”的两种隐喻，来强调改革者的时间紧迫意识，以突出其敢为人先的改革魄力。蒋子龙以主人公乔光朴的会议发言，为小说追赶“现代化”的紧迫性代言：“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⑧不仅如此，厂里的工人们在乔光朴眼中成为一个个“技术性的个体”，用来估量个体是否完成生产任务，个体的合格与否完全取决于其生产能力与效率。童贞的事业迟钝使她从精神上懈怠和衰老，在乔光朴看来，她本可以成为国家稀缺的机电设备专家，此时却已患上“精神萎缩症”，被时代淘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年轻的德国工程师台尔，其代表的是专业和高效的西方标准，在乔光朴的肯定和推行下，显示出小说认同的是台尔的“技术性”隐喻，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的现代化的时间效率意识和竞争思维。既然以往的懈怠拖沓导致了时间的浪费，实行一系列举措来推动厂内形成争分夺秒的竞争意识就成为改革者乔光朴的选择。如何像德国工人一样有效率？如何整治懒散的杜兵之徒？乔光朴采取对工厂全体职工进行大考核、大评议的方式，将生产效率低下、精神懒散的工人转为后勤编余人员。从外部给杜兵们施加压力，将其转到后勤岗位，在青年工人们之间划分等级、拉开差距。随后乔光朴又把工厂分成很多个生产小组，以生产效率和工作指标为标准发放奖励，用奖金和绩效评比等外在刺激方式，让过去的同工同酬变成个体间差距化的竞争。在此，乔光朴将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焦虑，以外在刺激的治理方式，将人转化为竞争下的“技术个体”，从而在整个工厂内部形成一种有对比有竞争的紧张氛围。马克思·韦伯曾描述过现代官僚组织的基本特征，“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⑨，以冰冷的科学管理与发展至上的逻辑将人作为社会资源加以管理、分类和控制。经济改革正是基于这种规章制度与能人治厂的管理原则，对个体进行淘汰、竞争与分化。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生产积极性、激活经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当时社会语境下新的历史发展趋势，而完全的市场竞争原则，也在焦虑氛围中产生出一种将竞争原则内化后，便于“管理”与“控制”的“技术化个体”。

与中国在80年代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哈耶克提出“本能道德”与“扩展秩序道德”两个概念，以此回应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非道德性的批判。“本能道德”指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谱系；而“扩展秩序道德”指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理性经济人为核心的道德谱系⑩。哈耶克通过将前者贬抑为一种人的原始本能，进而阐释后者为一种适应现实并能创造未来的道德，强调了尼采认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道德立场，以此为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财富与资源的等级分化，建构世俗伦理的合法性。但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欠完善的初期，法制的不健全，以及竞争的合理性范围和有效规则尚没有被充分认识时，简单地把优胜劣汰规律运用于社会领域，将会导致过度地崇尚无序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发展、社会的治理活动都在有意无意地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侵蚀。固然，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并且有序的竞争往往能够激发社会的活力；但过度、恶性与无序的竞争也可能导致诸多弊端。时至今日，当“内卷化”“内耗”等词充斥着我们当下生活，竞争万能化导致社会共识的难以形成，这不利于建构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其实早在1983年，就有研究者从“再启蒙”立场出发，对早期改革文学的局限性进行批评，他认为《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抓规章制度演化为条条至上，忽视了人是生产的主人，把厂长与工人的关系变成了立法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出现了重物轻人的现象，只讲科学管理、经济手段，忽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人在生产中的决定意义”11。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人民日报》发表“有竞争才能前进”的文章，在引发争论的几天后，《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题为《对〈竞争是好事〉的一点意见》的评论12，对此前《竞争是好事》中隐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进行抨击，还紧跟着配发了一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详细名词解释并加以批判。

二、差别化社会结构与竞争机制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引起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持续讨论的那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也在1980年刊发，前后有近六万份稿信投稿《中国青年》杂志。“潘晓来信”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一场颇具症候性的时代表征。潘晓信中提出的最主要问题是她有追求，有理想，相信组织、友谊、爱情，可生活却不断地向她展示丑恶的面目。于是，她转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寻求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本质”：“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13如何重建人生信念，潘晓进一步喊出实现人生价值的“真相”：“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由此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潘晓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延续潘晓困惑的是路遥在《人生》中呈现的高加林式难题。早在1960年，一个叫杨一明的农村青年写信给赵树理寻求成为作家的途径，而赵树理在回信中措辞严厉地批评了杨一明这类农村青年表现出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向往，其实是寻求个人名利，失去了对农村、农民和土地的认同感，“之所以不愿意呆（待）在农村和地球打交道，觉得‘太没有前途’了，实际上是他想从‘城与乡、农业和工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14。时间来到80年代，社会主义内部的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并且在改革的经济语境中越发激烈，迫切要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高加林正是想得到“现代”承认的典型。“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15

小说中处处显示出这个受现代化符号表征的青年形象：刷牙、使用香皂、洗澡讲卫生等行为举止；强调未经劳动的健美身材是来自现代化的体育锻炼——“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经常在县文化馆里看的是《人民日报》国际版，“他很关心国际问题，曾梦想过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德勒兹曾在《符号和符号系统》中分析过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年轻人与沙龙、红酒等符号的关系，以此构成的符号系统成为某种指向，表征着一个新的被承认的主体16。高加林融入城市生活后，进行的写作、摄影、篮球等活动，以及与黄亚萍开始恋爱生活后“中午游泳，晚上吟诗唱歌”，都指向了一种与现代化想象捆绑的符号系统。高加林在现代性符号体系中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被承认的主体在其欲望想象的支配下更加否定曾经的黄土坡农民身份，并且让他坚信自己可以在金字塔形的阶层关系中，通过阶层流动改变身份、掌握命运。由此，现代化的生活符号装置建构了高加林的认知，一个向往远方却不认为现实生活有意义的主体形象就呈现出来了。在第一次进城失败后，只能回村接受农民的身份的高加林，遭遇了村里靠投机倒把做生意赚大钱的刘立本和代表乡村最高政治权利的高明楼，所形成的乡村政治经济统治秩序的压迫，“建立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的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基层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17。高家村固化的利益格局，和作为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三大差别，都让高加林郁郁寡欢，无力挣脱。小说安排了高加林进城拉粪车的情节，张克南母亲代表的基层干部与市民阶层，对拉粪车的高加林的反应是：“这些乡巴佬，真讨厌！”高加林之所以在面对张克南母亲咒骂时理屈词穷，正是因为张克南母亲所认定的对于人的生存价值的甄别和判断的逻辑，也是他自己所完全信服的。在语言交锋无果后，高加林更加坚信一定要进城并出人头地：“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摆脱体力劳动者身份、成为城里人的心理，使得两人看似站在对立双方，但其实是在共享同一套逻辑。没有能力与乡村固化利益集团抗衡，又在进城过程中遭受阻碍和羞辱，高加林们选择认同阶级差别，并且在差别格局中占据有利“个人利益”的位置。由此，个人便在这种“竞争的奋斗思维”中变成一种“企业”形式的经济单位，“以便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自身生存模式”18。所以，高加林怀着“哪个猫都沾腥哩！”的侥幸和占据“个人利益”的心理，主动写信给叔叔谋得进城资格，而后又与刘巧珍断绝关系，选择城市女友黄亚萍。从高家村到县城再到南京，由低到高的差别结构就构成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而在衡量黄亚萍和刘巧珍两人的利益分量，将人看作“人力资本”，再到下定决心放弃巧珍的那一刻，高加林就已经成为“理性经济人”的典型样态。通过与所处环境的割裂或者直接抛弃，这种受现代化远方召唤的个人奋斗话语，表征出不安于农业劳动和乡村现状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