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

人民性是中国创意学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绕不开的重要命题。中国新文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和人民性联结在一起，之后，人民性一直是中国新文学永远长青的理论话题，每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时代，均和这一理论话题缠绕；每个时代都给了人民性以不同的定义，人民性一脉相承，但又有各自的时代侧重。中国新文学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性问题更是一度成为理论热点，它和新世纪打工文学、底层文学、民间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浪潮结合，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创意写作学理论建设，同样离不开人民性问题。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来源于新文学本身的人民性属性，但是，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要求。

创意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创意写作与人民性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形式，创意写作需要关注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创意写作的人民性问题首先表现在写作价值观上，创意写作需要表达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以此提升人民的思想品格。创意写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创意写作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它常常以社区写作工坊的形式深入到社区的各个层面，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助力和源泉，它关注社会问题。创意写作需要关注文化多样性，作为一个多元社会，文化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写作需要为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创意写作需要关注人民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用生动、准确、易懂的语言表达创作内容。受众需求是创意写作的重要理论话题之一，创意写作把自己理解为创意产业链上游的原创文本环节，需要关注大多数受众的需求和兴趣，以此满足人民的阅读需求。创意写作与人民性息息相关，需要关注价值观、社会责任、文化多样性、语言表达和受众需求等问题，创意写作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

一

创意写作在坚持“创意本体论”“创意是人的本体性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人人能写作”的“人民性”基本原理，践行“写作为人人”的人民性理念，与人民性观念是天然接壤的。创意写作在其美国源头处，是由反对作家天赋论、经典阅读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语文学观念基础上生发而来的，它的出场意在把创作由天选之人的特权而交给平民，创意写作在高校开设课程意在打造平民化的创意创作阶层，是创作上的平民主义，它的出场意在把阅读由贵族阶层的权能通过创意产业发展交给普通阶层，它的服务目标首先就是大众主义的；它以为退伍军人、底层妇女、移民阶层、少数族裔等服务为对象，让这些人不仅作为沉默的读者存在，还作为能发声的作者存在，是它的创生宗旨，可以说，创意写作是写作上的人民性之学，是人民性写作学。

但是，人民性，对于创意写作学来说，并非天然自明的概念，人民性概念依然需要认真的澄清和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上，“人民性”概念一直是和“党性”概念结对出现辩证认识的，是关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宣传、创作等具体领域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但“人民性”概念的命运也有波折，1983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正式禁止在新闻宣传领域使用“人民性”的概念。2002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关于新闻工作的第一次讲话，重新提到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但这是一个内部讲话；201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为宣传、创作领域“人民性”概念研究和认识重新打开了理论空间。

尽管人民性概念由来已久，渊源有自，但理论界此前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认识一直存在偏差①，陈力丹先生在《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一文中对此这样总结，一种是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认为党性就是为少数人服务，人民性就是为多数人服务，因此要牺牲党性来迎合人民，这种偏差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宗旨，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另一种是把党性和人民性混淆起来，认为只要符合人民意愿就是体现党性，不管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偏差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科学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如果说在宣传领域，正确处理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体现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那么在创意写作领域，坚持这一基本原则，把这一原则当作基本信条，也就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但是，关于这一辩证关系的正确坚守，其实也不那么简单，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于党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科学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一致的，而如何认识人民性，却又复杂一些，例如，陈力丹先生在文中把人民性理解成了“多数人”就值得商榷。

“多数人”作为对人民性的基础理解，“多数人”是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之一，人民性首先意味着大众性，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为大多数人代言和服务，这是不错的，但是，有时候，数量上的多数人并不一定代表质量上的“先进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会出现少数人反而代表真理和未来方向的情况，这时，人民性就需要上升为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需要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作出平衡。

然而，人民性问题，在这一点并不是没有争论的，王晓华先生曾经在《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②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维度来建构人民性的观点，一是底层性，二是公民性。底层性强调文学作品要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诉求；公民性强调文学作品要表现所有市民的主权者身份，维护他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共享的权利。王晓华先生认为，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人民性理论存在着长期的理论传承通道误解和现实社会理解误解，而坚持正确的人民性观念并不容易。

创意写作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强调“创意”超过“写作”，注重文字创作的形式、技巧和效果，同时也借鉴语言学、文艺学等相关理论。创意写作学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造力、批判性和审美能力的写作者。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学人民性论述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即文学作品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反映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和批判性，促进文学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紧密联系。

在笔者看来，人民性表层体现的是多数人意志和意愿，而深层则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深刻认识人民性概念，必须展现中国视野、当代经验和文学方法的统一，创意写作要立足中国国情，反映当代社会变化，运用创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方法要有助于提升创意写作作品的原创性和艺术性，增强中国创意写作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一方面它是基于多数人意愿、感情和思想的表达，另一方面，它也是底层意志和公民意识的凝聚，它同时也是鲜明民族特色下的产物，深刻的人民性就意味着深刻的民族性，它必然为中国创意写作在世界之林的地位提供思想情感、价值坚守和语言艺术风貌、特色的支撑。

坚持人民性，意味着创意写作要从中国文化土壤中提炼中国人话语系统，即创意写作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表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这种必要性有助于保持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承，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共同体。

二

正如上文提到，创意写作具有先天的人民性意味，早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以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教育家开始提倡创造性写作教学，认为创造性写作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而有趣的活动，可以培养人民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其教育改革思想和动机，包含着原始的人民性动机。及至20世纪中期，以保罗·恩格尔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教授在爱荷华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创意写作项目，认为创意写作是一种可以通过工坊式教学模式来传授和提高的技能，可以培养人民的文学鉴赏力、沟通能力和创作专业素养，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意写作及教学上的人民性理念，甚至笔者认为，创意写作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学写作学的人民性转型”。

创意写作在爱荷华大学发展以自己的创生史同时伴生了人民性写作理念，在爱荷华，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是指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民主化的表达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让创意写作成为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形式。这个理念的核心思想是将写作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人，并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资源来促进个人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发挥。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作为一项教育计划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它将创意写作作为一种人民性的表达方式，以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资源，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和发展自己的写作技能。该计划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教育环境，学生可以在此处进行实践性的写作活动，互相分享自己的创意和见解，并得到丰富的反馈和指导。它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鼓励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写作技能，还可以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展示自己的价值。

就人民性而言，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课程计划还特别强调创意写作的社会性和文化性，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写作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关注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考。这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创意写作，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还可以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使他们成为更加积极的社会公民和文化参与者。也正因此，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不仅仅只是停留于高校内，而是走出了校园，他们走向文化市场与大众文化生产销售和消费结合，他们走向社区，与社区市民结合，让爱荷华这个城市处处充满了创意写作工作坊，成为联合国“文学之都”。

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计划以其开放的教育环境、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培养、关注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创意写作，以及提供平等机会和资源的特点，体现了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这个计划不仅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为其他高校和教育机构提供了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性发展和社会责任的创意写作模式，促进了创意写作在教育和社会中的发展和普及，它以极强的人民性品格标志了创意写作学科的诞生，从此创意写作的人民性理念成为现代创意写作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创意写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展示自己的价值和魅力，文学创作不再仅仅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通过产业和事业，走进千家万户，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文学文化生产力，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消费和文化生活。

不过，由爱荷华而来的创意写作的人民性概念，并非没有遇到挑战，创意写作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方面坚持了自己的底层性、边缘性，其人民性关怀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显然，在美国社会，它也一直在被资本乃至反人民性政治收编，创意写作的人民性属性也一直处于某种动态摇摆中。在美国创意写作史上，同时存在着大量资本和政治对创意写作进行收编的情形，导致创意写作与其创生初期的人民性初衷冲突。“二战”以后，20世纪中期，随着报纸、杂志的兴起，以及出版、广告和市场营销的发展，创意写作开始逐渐被商业化。商业公司开始将创意写作视为一种文化生产、推销和宣传的手段，将创意写作资本化，以追求商业利益为主要目的。出版行业在这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将创意写作视为一种商业行为，用于增加销售和利润。受此影响，创意写作某种意义上，从其人民性根基中被剥离出来，变成了一种符号交换和营销的工具，同时，创意写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受到了很大的商业性侵袭。商业公司通常会强调产品的宣传和推销，而不是创意的质量和独特性。他们更倾向于追逐和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把文学艺术的追求和社会价值品格放在首位。这使得创意写作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创意写作者的创作空间也被压缩。商业性被特别强调而审美性反而被压抑，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导致了创意写作价值的贬值和流失。随着市场的饱和和竞争的加剧，这种情形有时还愈演愈烈，商业公司不够重视创意写作的质量和创新性，而更关注产品的销售和利润。这使得创意写作逐渐沦为一种低质量、低档次的盈利工具，当它作为纯粹商业活动存在的时候，往往以失去原有的审美精神和人民性根基为代价④。

创意写作本应是一种表达个人创造力和独特性的文学形式，它的根基在于人民性和民主性，因为它是由人民创造和欣赏的。然而，因为上述情形的存在，创意写作常常离开了它人民性的家园，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商业化和娱乐化的趋势，创意写作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商业行为而不是人民行为，这导致了创意写作逐渐失去了其人民性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