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灵魂在想象的时空里自由驰骋

一

陈春成是近年文坛崛起的一位极具辨识度的青年小说家。他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以充满异质性的审美内蕴，深受学院学者、媒体空间和读者大众所激赏，并且一举斩获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与此同时，批评界也因其小说想象力的飞翔性和通透缠绵的南方气质，从而将其纳入“新南方写作”的讨论视野中，成为“新南方写作”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有关“新南方写作”的讨论，近来成为当下文坛的热门话题，也是当下批评界所着力开掘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概念的萌生、建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便在于“新南方写作”的“新”在哪里？对此，学术界的争论依然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层面上的“临界”或“边地”属性，即“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①。而批评界所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新南方写作”的审美边界和精神边界问题。在我看来，要想获得共识性的认知与理解，增强“新南方写作”概念的学术膂力，使得这一批评装置更具阐释的效度与信度，不仅要在文学地理层面明确“在南方写作”，即“南方的背景”和“南方的经验”，更要着重强调“南方的腔调”②，即创作主体在精神地理和审美吁求层面的深层意涵。

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之为“新”，其中很大原因在于新南方作家们在叙写新南方时所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叙事想象力。他们常常突破经验的边界，通过丰饶、奇诡而又绚丽的想象来结构小说叙事，重新激活了南方以南的文学魅力，让文学南方在作家想象力的驱动下变得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这在朱山坡、陈崇正、林森、王威廉、林棹等新南方代表性作家那里都有较为显著的呈现。例如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荀滑逃脱》）中的盗窃者荀滑面对抓捕，在千钧一发之际，跃入电影屏幕中的火车奔向远方，消失在蛋镇。11年后他又搭乘《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横贯欧亚的列车，重返蛋镇，摇身一变为炙手可热的企业家。陈崇正的《美人城手记》同样借由想象力的内在驱动，融合了科幻、悬疑、青春、历史乃至网络游戏等诸多叙事元素，在一种“乡土赛博格”的叙事时空中，为“后人类时代”危机重重的人类个体指出一条自我救赎的金光大道。林棹的《潮汐图》则是一部根植于岭南风土的魔幻故事，作者任由想象力在小说中肆无忌惮地飞奔放荡，笼禽困兽、江河重洋、寰宇新知、众生百相等，全部在这里汇聚一堂，最终勾画出近世岭南这一特殊时空的婀娜风姿。从中不难看出，这种想象力的飞奔与曼舞，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在审美特质方面的重要标识。

从当前批评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陈培浩看来，“‘新南方写作’区别于既往‘南方写作’的重要维度，便是想象力的多样性。倡导‘新南方’，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新的文学想象力，隐藏着文学和主体自我更新的潜能”③。杨庆祥显然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新南方写作”之新“在精神脉络上与世界文学中的‘南方’有高度的契合，虚构、想象、对边界的突破等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关键词”④。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新南方写作”之新，就在于新南方作家们经由想象力这一强劲的叙事之维，勾连历史、现在与未来，并且打通地方、国族与世界，最终以一种“边缘性”姿态来挣脱旧有的文学与历史叙事的重重枷锁，打破既往文学叙述中的地理暴政，从而迈向更为广阔悠远的审美之境。

从这个层面来看，陈春成无疑是“新南方写作”的典型作家，不过与林森、陈崇正、朱山坡、林棹、陶丽群等新南方作家所不同的是，陈春成小说中的新南方性却非完全通过具象的地理标识、世俗风物和文化景观所表现出来的。除了《竹峰寺》《夜晚的潜水艇》等少数几个作品具备文学理学意义上的新南方性之外，其小说中的新南方性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具有南方气息的想象和氛围来营构的，乃是一种氤氲在小说语言和叙事构境上空的独特的精神气质。读罢他的小说，一种赏心悦目的通透之感袭面而来。这种感觉，就好似欣赏一个花季的少女在广袤无垠的露天冰河里自由曼舞，那曼妙的舞姿，与自然、天空、冰河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她仿佛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创造一种囊括万物的舞蹈，一种人间匮乏的语言，一种有关宇宙的哲学。引用小说中的一段话来形容：“那些字句安宁疏朗，如冬日的树林。语感真是好极了，让人不禁跟着低声念诵起来。我一下子就看进去了，很多年没从文字中获得这样的愉悦了。”⑤这种轻逸、通透、缠绵、暧昧、幽远的气质，唯有南方以南的作家才能够将其恰如其分地跃然纸上。

二

当然，我们这里所看重的“新南方写作”的想象力，不是一种凌空蹈虚式的架空与杜撰，而是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和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⑥，它必须扎根于我们存在的实在世界，“不管想象如何轻逸瑰丽，想象力只有置身于语言、经验、现实、时代、历史、价值观等构成的理解力综合体中才得以生成自身的价值”⑦。在陈春成为数不多但却短小精悍的十几个短篇里，他却以其天马行空般的叙事想象力，对人类可能性的存在处境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小说交织着现实与虚幻、过去与未来、恒常与无常、规训与反规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等诸多充满悖谬性的二元对立因素，并且由此构成了其别具一格的审美张力。在小说中，陈春成通过其反经验的叙事策略，为我们呈现了诸多极为丰沛和饶有意味的审美空间。其中，既有对现代人日常生活平庸和困顿的负隅顽抗，也有对世事变迁人事无常的深深怅惘；既有对特定社会权力和秩序的无边质疑，也有对现代文明世界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无情鞭挞。

随着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和文明演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获得物质性的极大丰裕和满足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被禁锢在特定的价值体系当中，一旦逾越这个体系的边界，就会被视为异类，进而被剔出在社会价值的体系之外，与社会所疏离，成为孤立的人。因此，人们要想成为“社会人”，就必须用固定的价值标的来规训自己，甚至压抑自己。就像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与消费领域，而且潜在于对人们的精神文化心理的全面控制之中，有形的、局部的、外部的、直接的物质统治被隐形的、内在的、无孔不入的抽象统治所取代，外在的压抑被自我压抑所取代”⑧。《夜晚的潜水艇》在某种程度上，正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规训和压抑的剧烈抗争。小说动用了一种元叙事的策略，在博尔赫斯式的叙事迷宫中虚构了一场异度空间的奇幻之旅。在陈透纳的叙述构境中，他通过夜晚驾驶潜水艇深海巡游的叙事想象，暂时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秩序体系和律令话语的规训及钳制，消除了贵贱上下的森严界限，抛弃了来自财富、阶级和地位的等级划分。只有在想象的时空当中，他的灵魂才能驰骋飞翔，成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高考、就业、结婚、买房，这些世俗意义上的价值体系则漂浮在他的内在宇宙之外。一旦他脱离那个自在的想象宇宙，他将如同行尸走肉般在人间过活。尽管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在他看来，他的才华“早在十六岁那年就离我而去，飞出天外了。我中年开始作画，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写点诗，仅此而已。我只是如实临摹，并非世人所说的什么主义”⑨。在这里，陈春成用他强劲的艺术想象力，带领读者逡巡于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异梦空间，让灵魂在想象的时空里自由驰骋，进而实现了对世俗秩序体系的顽强抵抗。而《传彩笔》《酿酒师》《尺波》则汲取了中国古典神话的某些叙事资源，将现实与神话相融合，来表达人类的某种孤绝和虚无的存在境遇。

相对而言，《竹峰寺》《李茵的湖》这两个小说则更具现实性和在地性。只不过，陈春成在这里采取的乃是一种贴地飞行的叙述姿态，来表达创作主体对于社会变迁和人事无常的深深怅惘。其中《竹峰寺》叙述了行将毕业迈入社会的“我”在竹峰寺这个世外之地获得灵魂顿悟的例外时刻。在城市中长久的生活，早已使“我”的感情变得冷漠。面对故乡的消逝、世事的变迁，于是内心极度渴望有一缕恒久的空间能够藏匿乡屋的钥匙，同时安放“我”那漂浮无定的灵魂。“我”在偶然间发现了世人遍寻而不得的《覆船山房随笔》碑刻，就藏在寺中深山菜园旁长满青苔的溪桥之下，于是便将钥匙以及有关故乡的回忆都存放在此，紧挨着那块隐秘的石碑，不为世人所知晓。而这，正是“我”用以抵御这个无常世界的私密事件，以及“灵魂”得以在这个纷扰世间休憩的栖息之所。《李茵的湖》中的“我”和李茵对于“树池”的追寻与发现，同样可以视作是创作主体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无常世界的一次深情驻足。小说在打开人物个人心灵秘史的同时，也在于无声处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沧桑印痕。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体愈来愈被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效率所统辖和征服，作为个体的人都被裹挟到由工业社会所制造出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庞大机器当中。于是，人的情感的丰盈性、生命的繁复性和灵魂的飘逸性也都被一种简化的现实秩序所形塑，“顺从”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由此便出现了“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⑩。马尔库塞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发现实际上具有超强的预见性，未来社会的形态甚至也在他的论述里初见端倪。陈春成的《裁云记》便是一篇颇具未来感的小说。小说对未来社会的某种可能性存在状态进行了巧妙的叙述。在小说所呈现的时空当中，社会中的一切都被种种机械化的装置所控制，甚至就连天上的云彩这样一种看似不可控的自然物态，都可以按照人类的意愿进行随意修剪。而这起因于某个领导在视察过程中觉得天上的云彩不够规整，就像一块破烂的抹布，于是便设立了一个专门修剪云彩的机构——云彩管理局。《城市云彩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云都应依法修剪成规定尺寸的椭圆形，边缘为均匀的波浪花边，否则即属于违法云，我局将依法对其进行消灭。”11在这里，所有的人与事物都被统摄在一种确定性的装置当中，而这正是所谓的现代“文明世界的基石”，不容动摇，无可置疑。《音乐家》则将叙事的背景置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在那里同样设置了一个类似于《裁云记》中的云彩管理局的机构——乐曲审查办公室，用以审定乐曲合法与否。乐曲审查办公室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方法，以及必要的政治教育和乐理训练，力图将一切深奥的、神秘的以及代表精英阶层价值观的乐曲全部筛查出来并予以销毁，而创作和演奏这些乐曲的人也将因此获罪。在这里，音乐这种高度抒情性的东西也不得不服膺于技术的霸权，在一种机械的审查装置当中变得荒腔走板，丧失了艺术的本真生命。而《〈红楼梦〉弥撒》则在这一基础上走得更远。小说将叙事的笔触延伸至更为遥远的未来——公元4876年——第一次星球大战后。此时《红楼梦》只剩下民间散落的一些断章残篇，几近消逝于世间。更有甚者，某些“非法团体”将其当作《圣经》一般的存在，因为其中存在的某些感伤意绪乃是对那个未来世界统治威权的一种极大嘲讽和解构。而统治当局则力图将《红楼梦》加以修正，去其糟粕，注入新时代的正能量，由此改造为一本宣扬盛世精神、催人奋进的经典，以提高寰球大总统的支持率并维系其专制统治。在这里，陈春成通过一个庞大的隐喻结构，其所隐喻乃是“一个本体性的精神洞穴，个体在与外部历史、宗教等力量的博弈中寄身其间”12，而这也暗示了未来人类的某种可能性存在境况。

从对历史流徙的驻足回望和无限怅惘，到对社会现实的冷静审视和深度质询，再到对人类未来的深情遥望和暗暗隐忧，陈春成以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充满灵性的语词叙境，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别有意味的时空体验，也打开了人类存在的多重可能性面向，最终彰显出创作主体想要构建自身独特的宇宙诗学的主体意愿，以及企图重铸文学想象力的审美旨归。与此同时，这种新的文学想象力的复归，也重新激活了文学南方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南方所蕴藏的巨大魅力和潜力。

三

想象力是所有艺术门类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种本质性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想象力是感性和知性之间的一种中介性先天能力，在人的判断认识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文学层面看，想象力是作家勾连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的一座重要桥梁，是文学诗性空间所赖以建构的基本质素。任何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想象力的内在驱动，便会困囿于现实的日常生活经验，简单地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法则进行话语构造，最终将会沦为现实的奴隶。可以说没有想象力，文学将无法穿透客观世界的重重雾霭，进入广阔超迈的精神空间，因此也就无法抵达人性存在的内面宇宙，最终也无法呈现人类世界更为潜在和丰饶的生命情态。

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写“真实”或者说“现实主义”，一直都是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的美学信仰，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成为中国作家们至高无上的写作伦理。这一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潮流中有所改观。然而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以热烈的态度全面地拥抱现实，肯定现实，书写现实，以至于常常停留在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之上，对现实采取一种高度迎合的态度，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想象。这种想象力的溃败与遗失，“并非仅仅意味着作家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漠视，对诗性人生理想的放弃，其实还隐藏着他们对世俗生存高度迎合的精神姿态，折射出他们对实利世界不断妥协的内心欲求”13。正因如此，以陈春成、朱山坡、王威廉等为代表的“新南方写作”所展现出的想象力的越轨与别致，才更显弥足珍贵。新南方作家通过文学想象力的更新与重铸，不仅使南方在历史和文化结构层面摆脱了对于北方的依附性状态，最终重构出一个“新的南方的主体”14，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突破叙事惯性、拒绝现实世界和眺望理想主义的勇气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