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障壁”的可悲和“希望之路”的可能

鲁迅小说《故乡》结尾关于“希望之路”的思考深入人心，而小说中另一个作为阶层隔阂和固化象征的“厚障壁”意象，在整篇小说乃至鲁迅一生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实际上，与“厚障壁”相关的表现隔膜主题的意象在鲁迅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克服“障壁”是他终生关注和思考的议题之一。《故乡》中的“希望之路”和“厚障壁”两个意象的组合，是理解《故乡》乃至鲁迅一生对隔膜问题思考的关键。

一

《故乡》结尾，“我”在船舱里回顾返乡遭遇，以“路”比喻“希望”，发了一番感慨：“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这段关于“希望之路”的“船舱沉思”被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誉为富有哲理，寄托了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是与文章主调不谐和的多余之笔。如天用（朱湘）便不赞成如此将杂感文风用于小说：“我所唯一不满于这篇结构的地方便是最后的三段不该赘入。小说家是来解释人生，而不是来解释他的对于人生的解释的；作者就是怕人看不出，也可以另作一文以加注解，不可在本文中添上蛇足；更何况这三段文章中所解释的两层是读者很容易于发见的呢？至于作者关于希望的教训，尽可以拿去别处发表，不应该淆杂在这里，——虽然他拿走路来比希望的实现，我觉得比的很好。”②那么，我们尝试将最后三段删除，以“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收束，也可以收到“语义含蓄，意境悠远”的效果。但百年来已经形成阅读惯性，让读者总感到少了最后三段，似乎少了所谓“升华”，少了光明和希望。没有“希望之路”的意象作为收束，全篇就只剩下“厚壁障”耸峙，让读者更感压抑。

“船舱沉思”至今脍炙人口，朱湘等的批评意见却早已湮没无闻。

事实上，“希望之路”是在鲁迅文学世界中荒山上、旷野中、障壁下、铁屋内延伸生长的，众多同类喻象组成了鲁迅对以文艺消除隔膜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实践。

鲁迅对路的意象的描写和思考，早在“希望之路”之前就已出现过。1911年，鲁迅在《辛亥游录》中记叙在山上采集标本时对路的思考：“遂同循山腰横径以降，凡山之纵径，升易而降难，则其腰必生横径，人不期而用之，介然成路，不荒秽焉。”③1918年所写的《生命的路》也多脍炙人口的语句：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④

此时，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颇为活跃，不断有小说和杂感发表，字里行间充满对人类进步的信念——虽然需要爬坡，路上也多坎坷和荆棘。

鲁迅在对“路”的思考中，当然也会有“无路可走”或“此路不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娜拉离开家庭后只有两条路，堕落或回家，并总结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⑤。

当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陷入失望和绝望时，人们总渴望得到安慰和关爱，鲁迅也不例外，他在《一觉》中以人在沙漠中遇到草木作比：

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⑥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路的意象，无论多么坎坷、隐晦，总给人希望。

相比“希望之路”，《故乡》中的“障壁”意象更可悲，也更令人震悚：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⑦

这一场景被认为是社会阶层隔阂的形象表现，在革命时代盛行的阶级论观照下更成为一种象征——贫富、尊卑差别正是革命的一个起因。

闰土原名章运水，因为生辰八字中五行缺水，家人便为其取小名“阿水”。在绍兴话里“闰”与“运”同音，所以鲁迅在小说里为他取名“闰土”。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曾在周家做工，1893年春节，鲁迅的曾祖母逝世，章福庆把儿子章运水带来做帮手。章运水比鲁迅大两岁，鲁迅称呼他“运水哥”。鲁迅从闰土那里听到很多乡间趣事。在《故乡》中，当“我”与闰土重逢时，“我”已经是周家的当家人，而且做了京官，与闰土社会地位悬殊。

“障壁”和“路”两种意象在《故乡》中构成一种延续和参照关系，前者引出后者，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反思。当“我”看到宏儿和水生很快熟络起来，一起玩耍时，联系自己与闰土关系的变化，表达期待：“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⑧可以说，“希望之路”意象是直接从“厚障壁”意象中生长出来的，这对组合，不但是《故乡》，而且是《呐喊》乃至整个鲁迅文学的核心意象之一。

闰土从圆润可爱的少年变成满脸沧桑的中年人，自然有很多原因：社会的罪恶、地方政权的腐败，还有个人命运的遭际。这些因素决定了批评者对作品主题的定性：政治腐败导致农村凋敝，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存艰难，而阶层固化的因素更是积重难返。闰土的父亲章福庆与鲁迅的祖、父辈之间同样都有一座“厚障壁”，甚至比鲁迅与闰土之间的障壁更厚。鲁迅不难想起祖父和父亲在时，章福庆在家中做工时的情景。有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情节：因为福庆的名字与祖父名字福清谐音，为了避讳，他在周家不能被称呼本名。这种阶级文化根深蒂固，与《狂人日记》主人公所说的“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一样历史悠久。读者或会期待“我”发出《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那样的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

从来如此，就是所谓“传统”，是悠长、坚硬乃至“神圣”的，《故乡》结尾的“船舱沉思”只指向未来，却没有回溯过去。要检视这些不合理并改变它们，需要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宏儿和水生以后能相通，自然是很难实现的——四千年努力没有实现的，怎么可能在几年、几十年间实现？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完全否定“希望之路”出现的可能性。

二

“厚障壁”以及相关的衍生意象，在鲁迅的著译中出现频率比“路”的意象高得多。鲁迅在不同时期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知识储备，对人世的隔膜做了持续性思考。

外来文学的启发是鲁迅思考“障壁”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东京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其中两篇安特莱夫的小说《谩》和《默》出自鲁迅译笔，揭示人们之间的隔膜。当时因为用文言译笔等因素，不大引人注意。十多年后，鲁迅在该书新版序言中申明，自己译介域外文学，出版《域外小说集》是为了打破民族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⑨

1921年7月1日，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⑩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通过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题，思考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人与人之间隔膜：

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11

当鲁迅创作小说时，借鉴了这些外国文学中的对隔膜问题的思考和表现方式。《药》写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不理解，鲁迅曾对孙伏园介绍过《药》所受到的安特莱夫《齿痛》（Ben Tobit）的影响。《齿痛》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正患齿痛。这位商人与老栓和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一个革命者的冤死重要得多。此外，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复仇》两篇及《颓败线的颤动》也写出圣徒与民众之间以及亲人之间的隔膜，是该主题的延续。

鲁迅认为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是出色的纯艺术品”，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12浑然写出。作品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娱乐的资料的人”13。这篇小说对鲁迅的创作有所启发：他不但描写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冷漠和蔑视，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而且也写出下层人之间的哀乐不通，如《明天》中蓝皮阿五和老拱对单四嫂子丧子的冷漠；更进一步，写出受压迫者的愚昧和不觉悟，如阿Q的自轻自贱。

个人经历中对隔膜的体验带给鲁迅更多更大的刺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时代的鲁迅痛切感到不能被理解的痛苦，上联的“不察”引出下联的意欲采取决绝行动，隔膜之深至于绝望。

《故乡》中关于“希望之路”的思考让鲁迅创作的着力点落在呈现隔膜及其解决之道的主题上，这一主题在《阿Q正传》中达到顶峰。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14这篇序文还探讨了更深层的交流工具的改进问题：“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15鲁迅呼吁人们冲破高墙，走出铁屋，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6

1922年4月，鲁迅所写的《无题》描写了一个场景，揭示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不能互相理解。“我”到商店购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装入衣袋后，看见伙计揸开五个指头罩住其他物品。“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但转念一想，也能理解伙计的警惕心，因为谁能断定哪位顾客是不是偷儿。于是，“我”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伙计的肩头，说自己不会偷拿东西，而伙计也赶紧掣回手，感到惭愧。这反应让“我”惭愧，但“我”随即就否定了这种惭愧，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有“怀疑训练”和防范意识。于是，有了接下来自我警醒：“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17套用鲁迅对果戈理作品写“几乎无事的悲剧”的评语，这篇速写中描述的场景是“习以为常的隔膜”，下意识的猜疑——人与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互不信任的习惯。

更值得注意的是晚上回到家里“我”的一番思考：“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18这意味着，只有远离人们，才能产生信任和爱意，才能生出希望。而且，鲁迅提到的离他“一丈多远”的人，正是与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母亲和妻子——他与她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隔膜的。

在鲁迅的思考中，爱情也会受不信任和隔膜的侵蚀。《伤逝》中，鲁迅借涓生的处境表达了一个永恒困境，即当爱情的浪漫面纱被揭开后，所暴露出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真正相通。

1926年3月30日，鲁迅在《“死地”》一文中表示“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19，是因为他看到了人们之间以各种名义互相残杀；1927年12月17日，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大屠杀后，在《小杂感》中描绘日常生活的民众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20是因为在喧闹的人群中，他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1934年，鲁迅专门写了《隔膜》一文，评论清朝统治者对人民言论的禁锢，指出朝廷杀戮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