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从文学史走向思想史

“民间”是陈思和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套学术理论话语，因为它本身释义的多重性与驳杂性，常常被与作为常识的“民间”与审美的“民间”相混淆。通过辨析不同层面的“民间”，我们可以逐渐看到陈思和“民间”话语体系形成的时间线索与内在脉络，从而进一步看到作为文学理论视角的民间是如何在历史走向与时代语境下汇流与碰撞，最终在世纪末形成了具有个人精神气质的文学史“方法论”。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在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中，并非一个固定封闭的学术话语体系，它是在文学的进程与时代的进程里不断变化，在自我扬弃中持续更新的。也正因于此，它既有历史眼光，又指向了每一个当下的时刻，从而在面向未来的探索中具有了思想史的品格。

一、作为常识的民间与作为知识的民间

“民间”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和边界模糊的用语，它既可以指称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也可以用以表述将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审美对象化”后所产生的“民间文学”，但其实还有一个层面的民间是容易被忽视或者混淆的，那就是在第二个“民间”基础上所产生的作为知识生产机制与话语系统建构的“民间”。由此，从作为常识的民间到作为知识的民间之间，有着关于“民间”从经验论到认识论最后发展到知识论的一个自然演进与逻辑辩证的过程。在这个简要论述的基础上，一个思考便会自然走进我们的视野：关于现代文学上“民间”的讨论，陈思和和王光东两位学者各自设置了不同的时间起点，前者是将“民间”放置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的抗战背景下，而王光东所讨论的“民间”则是将陈思和的时间向前推至现代文学的转型与五四文学的发生这一时间边界上。那么，造成这两种关于“民间”论述的时间起点与逻辑起点的根本差异是什么？

为了更清晰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王光东关于民间的论述。在《民间与启蒙——关于九十年代民间争鸣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有三种民间形态被指出：作为历史与现实存在的民间文化空间、审美的民间文化空间及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①。我们不妨先以民间的第二层形态即“审美的文化空间”作为轴心进行考察。王光东对这个层面的民间的描述是“以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因而这个民间“是艺术的，或者是审美的”，这一解释，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简称《民间的浮沉》）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表述：“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②，这一从“民间”的发生及形态上对其审美化的阐述，也勾勒了“民间文学”的最基本特征与范围。而这里“民间”作为文学的审美理念，如放在更长的时间脉络中看，则要远晚于民间文学本身的产生，张清华曾指出：“作为文学或美学概念，‘民间’一词大约始出自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序山歌》。在此篇短文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同主流文学、文人写作相分野的‘民间’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惟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在这里，‘民间’作为一个文学空间、一种艺术风尚、一种美学风范与格调的概念，已经十分清晰。”③依照冯梦龙所说的审美性，民间文学诞生于《诗经》中以“风”为主的老百姓在田间地头口头歌唱之中，其实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诗歌与神话中，比如散见于《周易》中的上古歌谣与上古神话《山海经》，向下有屈原采集楚地民谣《九歌》到汉乐府直到南宋的诗江湖，民间诗歌的又一个高峰出现；小说在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中一直是压抑着的线索，从上古神话开始、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经唐传奇直到宋元话本与明清小说，由诗歌和小说所构成的民间文学在民间以静水流深的方式发展、接受来自外界的“侵入”，以更大的能量将各种力量容纳进来，进行炼化，一直延续到近现代。随着现代文学的开启，民间文学也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王光东的《新文学的民间传统》一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对五四到抗战前的作为审美对象的民间展开了充分的论述。

以上是将文学在现实民间中的创作进行历史化的审美后，从而确认了认识论范畴中的“民间文学”。但如果我们要单独谈论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民间，却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描述并不等于客观存在的本身，它需通过借助语言的媒介，经过思维和审美过程才能显现，而悖论恰在于，经过思维和审美的“民间”也不再是客观存在的本身了。但如果我们将审美对象的民间，即民间文学作为参照系进行反观，那么就不难明白那个作为客观存在物的民间是什么了，这比单纯地对它进行语言的描绘要简单与轻松许多。通过对照，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个“民间”广泛地存在于乡村与城市的生活之中，弥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而在这里产生的当然不是文学或者艺术之类，而是“常识”，它属于经验论的范畴，正如金岳霖所描述的“事实”与“经验”的关系那样：“事实底观是经验所给予的关系质。”“观”在这里指代“共同理解的达成”，进而“事实一定要‘在事实上’为我们所经验才能成为事实”④，这里清晰地阐述了“常识”，指出它是一种感觉与经验的产生过程，有的时候也会被描述为“民间智慧”一类的表述，例如“民间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这一类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街头巷尾俗理。“常识”通常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人们大部分时候的行为就是依据“常识”，即commonsense，当然还包括道德标准、社会规则以及更高的法律层面。如果说“民间文学”是在将客观存在的民间作为审美对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那么反向推导，“常识”则显然是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它的必备条件是社会空间以及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所结成的伦理关系，它属于经验论的范畴。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看到了客观存在的民间与作为审美对象的民间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中来。我们注意到在王光东的研究中，是将“民间”作为文学类型与审美范畴来进行展开论述的，在坚持现代文学的逻辑起点上，民间文学基本是与现代文学的转型、五四文学的发生同时发生的。自然，如果坚持现代文学这个起点，那么民间文学从现代文学转型之初开始，因为融入了意识形态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所以呈现出与古已有之的民间文学所不同的特质，但这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重点。我们还是将焦点放到两个不同的时间分野即五四/抗战以来上面，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中解释了为何将“民间”的起点设置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尽管他是从时代的原因以及民间文学地位的凸显两方面来表述的，但这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动因，那就是视野的转换，“民间”在这里从“审美”的文学史的考察转到了“话语”的学术史的考察。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陈思和应该也是有着自觉的意识的，将“民族形式”的论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从知识分子的辩论及其立场来考察“民间文化形态”的确立正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不同于王光东将“民间”作为文学审美形态进行考察以及从民间文学所构成的发展脉络展开阐述，陈思和更为关注的是“民间”作为理论话语是如何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并且在历史的行进中发生嬗变的，从而以此为视点去打通文学的历史通道与新的叙史可能。

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民间的浮沉》与《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简称《民间的还原》）两篇文章中，陈思和对作为话语机制的民间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过两次系统性论述。在《民间的浮沉》中，他首先将视点聚焦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民族形式”与“民间文艺”的论战上，并将论争的全过程纳入“民间”中考察，在此基础上归纳与阐述了作为审美标准的“民间文化形态”，并以此为视角进一步勾勒出抗战到“文革”时期的文学形态与流变，这段文学创作的历程，陈思和将其表述为“民间的浮沉”，紧接着在对其具体文学形态进行梳理与分析之上，他提出了原创性文学理论的“民间隐形结构”；在《民间的还原》中，陈思和试图考察的则是新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段的文学创作，在此前将“民间文化形态”作为审美规范的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取向”及“民间理想主义”的雏形，这是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与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的一个整体性判断，从而也形成了在《民间的浮沉》之后，对“民间话语”的再次完善与补充。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民间理想主义”是在作为文学审美的“民间文化形态”与作为知识分子立场的“民间价值取向”二者相呼应与融合基础之上的更高层面的精神理想追求，它无法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及其后来的文学创作语境之下，只有在90年代文化空间中，它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追求与精神品格被纳入民间话语体系中成为顶层设计。至此，以“民间”为视点，陈思和打通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整体走向，在对文学发展进行“整体观”式的考察与深描的基础上，“民间”作为学术史中的理论话语体系完成了它的建构和在历史格局中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思和与王光东所讨论的“民间”是在文学史与学术史不同逻辑和维度上展开的，他们关注的分别是文学史视野下作为审美对象的“民间文学”和学术史视野中作为知识生产的“民间”话语系统。如果再勾连起作为客观存在的“民间”，民间的不同维度和边界也就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从经验论到认识论再到知识论，我们可以看到常识的现实民间经由审美的民间文学走向知识话语的“民间”的全部过程与各自的内在理路。

二、从理论视角到文学史的方法论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转型，所有的人们无可逃避地都需要去面对与处理这种变化的发生，进而重新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重新寻找自我的价值与出路。也许这种自外而内被觉知的变化始于更早的80年代中后期，但从潜在到显明，20世纪90年代无疑是一个更值得被重新关注与思考的时代。上节我们讨论了作为文学话语的“民间”是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被建构与阐述的，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个“民间”作为线索放到学术史中考察，就可以看到它从理论视角发展成为叙史的方法论的整个过程，同时也能看到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陈思和的个人的思考、探索与学术实践以既坚持着自己的节奏又始终保持着与时代的张力的方式在历史中行进的路径，终而在某一个时刻与时代浪潮正面相遇、碰撞，为作为学术史视野中的“民间”赋予了个人精神史与时代史的特质与品格。

作为话语系统的民间理论产生于写作《民间的浮沉》与《民间的还原》的1994年前后，但在学术史的脉络中看，应该向前延伸至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双向互动过程中。1985年左右开始，陈思和的一系列的文学批评就已经表现出对“民间”明显地偏爱，《换一种眼光看人世——赵本夫小说艺术初探》（1986）、《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1987）、《蜕变期的印痕——致赵本夫》（1988）、《在社会理性的准则之外——评叶兆言的小说》（1989）等文章中，“民间”或作为分析的视角或作为审美的元素反复被提及与阐述，但此时作为理论或者审美原则的“民间”还尚未被正式提出，在论述赵本夫、莫言的作品时，也多以“人世间”来指称后来的“民间”。“民间”作为审美原则与文本中的叙事结构出现是在1990年代以后，在《还原民间：谈张炜〈九月寓言〉》（1992）、《关于新历史小说》（1992）、《民间的温馨——刘玉堂的“沂蒙山系列”》（1993）中，“民间”正式出场。分析历史小说的时候，陈思和直接使用了作为文学概念的“民间”与“民间意识”，特别是以《沙家浜》等作为对象，对文本结构叙事中的隐形结构进行了重点分析，同时对《红高粱》中“粗鄙”与“自由”的文化形态进行了阐述，这也构成了后来他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形态”的雏形。在另一篇写于1992年的文章《还原民间：谈张炜〈九月寓言〉》中，他分析小说《九月寓言》时，以前面《红高粱》的论述为基础，对民间审美文化有了更为充沛的描述：“我所谓的民间社会，仅仅是指在国家权威之外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具有一种一般国家权威控制之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形态。这种自由意味着它在文化上不受主流文化、尤其不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成群的少男少女在星光下奔跑，他们欢腾、喧闹、寻欢作乐，无拘无束，这也是一种文化，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任何道德伦理都束缚不了他们。”⑤很明显，陈思和对审美民间的思考与阐述都是直接源于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给予他启发，推动着他向前走，到了1994年《民间的还原》，“民间”的叙事理论与审美标准在前面近十年探索与积蓄的基础上，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与表述。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有两个不应该被忽视的文学刺激需要被注意到，一个是作家赵本夫，尽管这位作家此后很少再出现在陈思和的研究之中，但是在他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学术路途上，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陈思和共写过3篇关于赵本夫的研究文章，除了写在2003年的《关于赵本夫的三篇文章》，另外两篇分别写于1986年与1988年，作家的创作很大程度体现出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审美趣味与批评选择，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赵本夫的创作本身所根植于民间大地的审美特征，应是陈思和民间审美话语形成的最初源泉，在潜在层面上，80年代赵本夫的创作与40年代赵树理的创作似乎有一种相似之处，尽管创作环境与时代语境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为陈思和以“民间”为视角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走向，在最初的起点上提供了可贵的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另一个刺激就是发生在1984年底的“寻根文学”，作为“寻根会议”的参与者，尽管陈思和认为寻根文学在本质上是“现代主义”文学，但这股文学思潮中所提出的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审视，同样也影响了他对于这批作家的创作以及后来在90年代转整体性向的考察，《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最后一篇《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1986）中，陈思和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思考，并将阿城、郑义、韩少功、李杭育、贾平凹等作家纳入这个视野之中；新版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这一篇加入了“寻根”的专节并将其作为新的文学审美形态进行论述，其主要价值在于激活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意义，尽管“寻根”对传统文化的开掘存在着形式大于意义的倾向，但“寻根文学”的创作里已经孕育着不久之后的转向也就是陈思和所提出的“民间大地”的最初形态，“寻根”从出现到深层民间的转向过程其实也正是陈思和的“民间”走向形成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关于“民间”的文学批评在陈思和的“史的批评”中成为最为重要的部分，贯穿在他此后的学术生命中，如《致尤凤伟：历史的另一种写法》（1996）、《碎片中的世界与碎片中的历史》（1996）、《个人经验下的文学与所谓“冲击波”》（1997）、《试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意义》（1998）直至《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2006）、《从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看〈兄弟〉的民间叙事》（200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