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无用”之人孙鲁西
作者: 张陵一
张柠当教授,教人写小说,自己也写小说。培养多少小说家还很难说,但他自己的小说却是越写越好。实际上,他写小说的历史比当教授还要早。多年前他就是一个很有悟性的小说家。之前的小说在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里能读到一些,之后的小说多收在另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感伤故事集》。张柠近期最重要的作品应该说是长篇小说《玄鸟传》。
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孙鲁西,没有哥哥姐姐们那样的好身板,从小就病多体弱,也因此内向好思,善于玄想。他能够望着大海,想着海里游着的鱼、天上飞着的鸟,沉思一整天。想多了,就有了自己的想象:“飞翔在天空中的海鸟就像鱼在水中游泳。鱼就是海水里的鸟,鸟就是天空中的鱼。”他的这种想象,与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不谋而合,被中学老师认定是“哲学家的料子”。他真的上了名牌大学的哲学系,比其他人更刻苦,读更多的书。不过他因为坚决不调整修改自己的论文观点而无法毕业。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头,大学生都是抢手货。别人都分到了好工作,只有孙鲁西,只能分配到国营三八制药厂搞工会。
好在工作轻松,个人读书时间多。他一度迷上了道家哲学和练功。凭着他天生极高的悟性,读道家,很快进到一个相当高的思想境界,而练功则使他能听到美妙的“天籁之音”。有一天,“他听到云中传来的召唤声,自己的灵魂战栗不已,无法控制”。结果,他跟着这“天籁之声”飞走了,多日后被外省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工厂是待不下去了,家里人动用关系,把他调到电视台当编剧,其实就是拉赞助拉广告。他尽管很努力创造业绩,要改变自己“书呆子”形象。到了年终不仅拉不来一分钱,反而严重拉了全部门的后腿。按照“末位淘汰”规定,他只能选择下岗离职。
失去工作的孙鲁西“内心涌起了久违的飞翔欲望”,决定再次“出走”。这次旅行接触到了真实的老百姓生活与现实,因此,才有可能在云贵高原的桃花源的一个山村里,偶遇质朴的乡村姑娘苗氏三姐妹,并且埋下了日后与二姑娘苗蔓医生发生爱情的种子。可能这次云游对孙鲁西有所触动,回到大城市以后,他似乎有点务实了,开始尝试着给媒体写文章开专栏,内容多为哲思修为之类,专栏文章受到读者欢迎,给他带来相当的名气。这可能是孙鲁西从业以来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味道。而这时,苗蔓来到这座城市谋生打拼,与孙鲁西建立起恋爱关系。为了帮助苗蔓解决生存的困难,孙鲁西渐渐放弃了专栏的写作,读者也很快忘记了这个作家。
与孙鲁西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完全不同,乡村姑娘苗蔓对城市生活如鱼得水。她很快在医院站住脚,并在科室主任孔周南的带领下,开始上电视台做健康节目,“挣点外快”。她和所有的人一样,拼命赚钱,积累资本,实现财富自由。而一向视金钱如粪土的孙鲁西不得不再次向现实低头,接受在社会上十分活跃、路子很广的孔周南的邀请,有模有样当起了个体书商,做一番事业。他以为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为社会和读者服务。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新解放书系”被查封,前期积累的利润也赔进去了。他不得不承认,苗蔓比他更为成功,但前提是必须以成为孔周南的情人为代价,才能实现自己的财富梦。不料,孔周南出车祸丧命,苗蔓又怀了孕。在复杂情感的驱使下,孙鲁西决定与苗蔓结婚,并且以同样复杂的心情迎接那个疑似自己儿子的孙佑海的诞生。
孙鲁西并不是一个旅行家,可每当心情苦闷之时,孙鲁西想到的就是出走云游。只有“心脚自由”,他才会浑身自在轻松,找到自我,思想才会飞扬,心身才会解放。这一次,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普通百姓,深入他们的生活,参与了他们的艰苦的劳作,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触及到现实的矛盾冲突,也和普通老百姓交上朋友,产生了感情,并且萌生起为他们做点公益的想法。当然,像孙鲁西这样的书呆子,靠一点冲动是做不好公益事业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很显然,他终于明白自己注定干不成任何事业,是一个生活的边缘人,一个“无用”之人,只能听从哥哥姐姐最善意的安排,以读书为业,顺带帮着整天忙于公司事务的苗蔓管孩子,也帮着照料年迈的父母。好在他还能认识有着共同命运的萨依山。他们成了知己,共同向往着古老的撒马尔罕城,共同想象着少年时代的大海边和那能飞能游的“鱼鸟”。小说就这样,讲述了一个生活的失败者、弱势者、冥想者的故事,为一个“无用”之人立传。
二
与其说张柠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不如说他是写人物、打造个性、塑造人物的大家。《幻想故事集》《感伤故事集》里许多中短篇都把重心放到描写生活各色人物身上,以揭示社会的众生相。特别如《玛瑙手串》《六祖寺边的树皮》《芸姑娘》这样的小说,属于作家超常规的发挥,是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不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作家来说,难度都不算大,写起来都得心应手。只有到了长篇小说《玄鸟传》的主人公塑造,难度才大大提高。文化人对文化人看上去很熟悉,很知心,写文化人就是在写自己,实际上真正进入文学形象塑造,难度却比任何“他者”都大。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知识分子形象文学品质普遍不高的原因。张柠这个大知识分子偏要挑战这个难度,要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写出一个有别于我们通常读到的“文化人”的“文化人”。当然,作家对这个人物已经烂熟于心,也就看不出有什么难度了。
孙鲁西的确与众不同。他天生内向,个性孤傲,酷爱读书,悟性极高,思辨力极强,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仰望星空”的哲学家特质。这样的人在大学里,就是一个书呆子,走入社会后就更显得迂腐,无法适应一个从“文革”苦难中走出来,充满人性解放感、充满创造激情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个时代正在激活强化人们的物质欲望与冲动,用创造更快更多的财富来刺激更高的人性欲望,让人性欲望真正实现“无法满足”。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财富观都在经受着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资本的力量的挤压和推动,也快速向着市场经济设定的方向转型,由此产生了社会财富正在极大丰富,社会精神空前危机的矛盾冲突的文化现象。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冲突的时代,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既得利益者、改革家、冒险家、弄潮儿、公知、大V。然而,孙鲁西似乎与这个社会变化没有关系,他还只是一个边缘小人物孙鲁西。他不为现实欲望所诱惑,不为流行的社会观念所同化,更不向无所不能的资本力量让步妥协。他没有权势、没有财富,甚至没有一般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唯一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就是他读的书比别人多,看到的“星空”比别人远。他似乎在书的海洋里创造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开辟了自己的思想频道,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形成两个不同轨道生活着。这样的人,注定要被现实推得远远的。
孙鲁西也与一般读书人不同。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物欲横流、观念冲撞的年代,一定会表现出一种批判甚至“愤怒”的精神,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更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力量。当代文学比较倾向倡导这样的精神,倡导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过,我们从《玄鸟传》读到的孙鲁西,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没有毕业,他读书再多,也没有机会在中国众多大学哪怕是一座最常见的职业技术学院获得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他只能流落在“民间”,也就更没有任何话语权了。知识分子在世俗生活里仍然有很多话语权,如作品中的孔周南以及后来的苗蔓。“哲学家”孙鲁西则没有。好在他仍然有能力创造自己的现实和思想空间,心无旁骛地沿着自己铺设的生活轨道前行。所以,孙鲁西并没有过多思考现实的正义公平和人性道德问题,也没有对忙忙碌碌的人生发出什么深刻的感慨,算不上是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只是一个看上去担不起责任的“无用”的读书人。
在别人看来,孙鲁西很“无用”。事实上,孙鲁西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一直想让自己参与到世俗生活里,也能够对社会、对亲人、对别人“有用”,也想成为“有用”的人。在三八制药厂,他经过一个月的蹲点,和工人们在一起发现了许多问题,调查报告里,提了许多好建议。其中特别提到传统产品“三八汤”里加“对乙酰氨基酚”一事,“认为降低了成本,丢掉了民心”。就这么非常克制的一句话,却点到要害,惹怒了厂长,决定了他最终离开工厂的命运。转电视台工作后,他也非常有诚意配合上司古俪娜“广告决定一切”的理念,很快写出剧本大纲,找企业家投资。当然,他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熟读《资本论》,心里认可“剩余价值”学说,现在要让他低声下气向资本家讨要乞求一点金钱来拍电视剧,他心里不服气。同时,要他用赞美金钱赞美资本的代价换得企业家的施舍,他觉得特别屈辱。他并不清高,但做不到丢失做人的底线,不得不放弃了在任何人看来都是“肥缺”的职业。他和孔周南讨论电视节目与观众接受的关系,认为“电视台、广告商和专家一起合伙欺骗观众”的观点,打在市侩孔周南的要害上,清醒深刻,一点也不迂腐。他当个体书商,主编“新解放书系”,触及当代历史现实和社会的问题,为迷惘困顿的时代答疑解惑,却让理论文化权威们直接枪毙。在江西一带云游时,他在竹排上和放排工人同吃同住,他在穷困的山村认识了四乐,学了许多农家活计,也学到了独特而朴素“禅农并举”的“修行”之法,那就是“该吃就吃,该做就做,吃喝拉撒,即心即佛”。他虽然不喜欢大城市,也知道要把四乐这样的穷孩子带到大城市打工,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还觉得应该为城市打工者做点什么,就张罗搞一个“劳工互助计划”,结果因“涉嫌违法出售自制出版物”而使互助计划破产。
仔细研究孙鲁西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事,多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做的事情,符合正常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虽然谈不上什么大策划、大智慧、大创新,却多为正确靠谱的事。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的思维也是正常人的思维。他之所以“无用”,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为当今这个社会所不容,在当今这个社会行不通。那么,到底是他错了呢,还是社会错了呢?答案显而易见。所以,他的无用,其实是由这个可能错误百出,可能被严重“异化”的社会价值判断给出的,而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用这样的价值取向,把孙鲁西当作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当作社会的怪物。至少孙鲁西的父亲,代表“正确”一方的农业厅厅长孙长戈是这样看死没有出息的小儿子的。孙鲁西只有当他无法“兼济天下”时,只能躲进自己的书斋里,“独善其身”,这也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正常选择。可见,孙鲁西没有变,是这个世界变了。作品正是从最基本的生活现实关系出发,写出传奇怪异的读书人的本真。
孙鲁西这个形象的存在,可以揭开现实生活被遮蔽被扭曲被无视的真实,提醒人们认识到生活现实本来应该有的面目,也警示我们长期处于颠倒、错位甚至荒诞的世俗社会存在的巨大的精神危机与文化风险。特别是当整个世界出现新的变局,越来越不安定,资本的神话泡沫不断破灭,人们终于发现高速增长的人性危机的时候,孙鲁西这个形象哲学家般地站在那里,传递着一种人性复归的信息,与世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中这样的无用之人,并非“无用”。
三
孙鲁西这个人物性格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除从作品故事情节中去找寻外,很大程度可以依靠孙鲁西用几十年时间写下的随笔《玄鸟录》来获得。同时,也能够更加深入多面地了解人物性格。他到底没有成为我们社会认知的哲学家,但并不妨碍他的《玄鸟录》充满哲理与思辨,带着孙鲁西特有的玄想与睿智。可以说,他就是一个隐藏在“民间”的哲人。
随笔共八则,分别插入小说故事情节里。作家有意使叙事中断,把这些随笔当作“窗口”,打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第一则“人生是漫长的修炼”,大概写于主人公潜心研读道家经典的阶段,内容很丰富,但毕竟以随笔的形式出现,更多选择感悟性的表达,重心则在讨论道家的“内心实践”。他认为,“个人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对永生和不朽的渴望”,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和佛教的“觉悟轮回”,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最有人情味的还是‘道教’。它直接将这些问题变成一种人生实践,也就是‘长生久视’的修炼”①。引经据典之后,主人公选择了比较超然的观点,“模仿自然只能走向死亡,逆自然之道而行才有活路”②。只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逆行,克服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实现永生与不朽。其间的道理可以争议,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的关键词正在由“修行”向“逆行”过渡,这对我们了解主人公性格的特征很有帮助。他正在自觉使自己成为一个现实的逆行者。
最有直接现实针对性的是第二则“金钱的肮脏与洁净”。别看孙鲁西平时不关注俗事,对现实的矛盾表现得很麻木,其实他内心对现实也有自己的判断。在金钱财富为王的年代,他也会“愤青”一把。令人称奇的是主人公妙笔生花地讲述“金钱是粪土”的道理,与我们世俗表面鄙视金钱实际崇尚财富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他把“黄金作为金钱象征的‘铜臭味’跟粪便的‘腐臭味’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无论黄金还是粪便,都是有重量的,都会因地球引力而下坠,这跟升华的清气和飞翔的翅膀正好相反。跟这类有重量的‘浊物’捆绑在一起的人,只能落入泥土之中,就好像沉入了深渊。”③他认为资本主义“终生都不能跟粪便和黄金分离。‘银根紧缩’就是资本主义的便秘。‘通货膨胀’就是资本主义的腹泻。‘股市’就是资本主义的痔疮,随时都有便血的危险”④。这种调侃与其说是孙鲁西式的话语,不如说更像作家忍不住跳出来的语言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