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创新与再造
作者: 董瑀强合理地传承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美学思想,做好“古为今用”,营构中国气派的创新,是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化”趋势与“现代化”需求,作为我国交互艺术创作者、研究者而言,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借由中西方不同交互艺术作品案例的对比,笔者研判:中西方艺术家在创作底层思维上存在一定差异。恰如中西医在治病理疗中有着不同的内在逻辑——西方艺术创作者们普遍倾向于“借由技术手段进行针对式的靶向性突破”,将“科技主义”“科技手段”作为核心指引;而中国艺术创作者则更擅长于“整体性的辩证研判与平衡论证”,这也正是作品生态思想内涵的体现以及“万物一体之间性哲学”①的艺术表达。笔者看来,二者不同的创作思维并无对错之分。这种区隔与中西方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发展状况所带来的差异密不可分。身为中国的交互艺术创作者,合理地继承先哲智慧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再造需切忌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照搬主义”;必须经由自身缜密的梳理与思辨,在作品的意蕴内涵和创作语言上做出合理的优化与跃迁,方能形成既沿袭古代先哲生态智慧,又兼具时代特色的“当代艺术语言形态”。这其中,辩证性地吸收西方的“科技主义”“科技手段”,加强对数字媒介的敏感力,大胆拥抱全新数字技术,于我们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凡此种种,均需融通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思辨性继承”的创作方针中,从而做到事实意义上“衡中西以相融”式的创新与再造。
一、天人互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在交互艺术中的应用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生态智慧当中最重要的思想命题,是贯穿历史变迁始终的哲学观念,作为一种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它明确以生态整体论的立场,表达了从“以人为中心”到“以生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当下基于生态议题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浓郁的中国底色与学理性依据。“天人合一”指代了“天”与“人”的一体、一致与相互协调;先秦的《周易》较早地表述了人与自然界为有机整体的观点,提出了一切事物一气相通、一脉相承的论断;儒家观点中“天人合一”在于人类需遵循自然的内在规律,惜生、重生;如“参天地、赞化育”(中庸)强调了参悟与理解天地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之思想;道家庄周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道家观念中人必须因任自然、顺应自然,免除物我之别而融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观点。“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敬畏自然、主客混合的哲学思维模式,代表了天地人须叟难离的生态系统之美,相较于西方环境美学“自然全美”②所持有的“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所触及的范围内具有肯定美学特征”及“所有原始的自然在本质上均具有审美价值”之观点,“天人合一”思想具备更为贴近当代实际、更为吻合生态维度的内核与人文精神。
交互艺术作品中互动性是其最为本源的特征,互动性体现在双向的机制以及互为因果的关系,诚如卡内基梅隆大学设计学院前院长理查德·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曾为交互设计作出的定义:“通过数字化手段、实体产品、有效服务、复杂系统中带来的媒介性作用,创造和支持人类行为。”交互艺术强调观众行为全链路融入作品的创作、生产与传播,从而直接改变作品的形质、样态、影像甚至是价值与意义。当前随着创作手段的多元与媒介的综合,互动方式早已不局限于点按、触碰、移动、手势等简单行为,更指向了作者、作品与观众在思想、情感上的交流、互动。
互动性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中极具普遍意义,除去交互艺术范畴之外,互动性及其所衍生的互动关系在传播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中均有着不同针对性、不同侧重点的切入角度。以计算机科学为例,互动性代表了机器与用户间信息控制的能力,通过信息技术不断优化人与人、人与人造物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机制。而在纷繁多样的互动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对互动关系可以比人与自然的互动更为广大渊博与深厚隽永。人类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即是自然发展的历史结果;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身边的自然存在、自然环境也在同步变化、并行推演,人与自然的互动共生是一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天人合一”思想命题的延伸需更为强调其整体意识、和谐意识与万物之间的融通交汇。交互艺术作品中“互动”的本源属性、人机交互中“互动”的双向交流机制,为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永恒命题提供新的思考、新的注脚。与此同时,交互艺术创作中物理层面、行为层面、信息层面、传播层面的互动机制和互动意蕴可传递出关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崭新思辨,呈现人与自然的全新链接方式,从而触达人与自然性灵上的一种新的共通,生发绵亘的力量。
2021年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费俊教授创作的作品《水曰》(图1)是一件探讨并阐释人与自然交融和谐关系且极富创新意识的交互艺术作品。体验者站在湖边,通过实体装置中的传声喇叭对水进行“倾诉”、与水进行“交谈”。借由人工智能验算与中科院有关专家所开发的声纹情绪识别SDK(软件开发工具包),水得以识别体验者声音中的“情绪”,并以“涟漪”这一水的原生语言做出回应。当一个人的声音充满忧伤与压抑的气质,水会给予一种雀跃的欢腾状态,相反,当识别到体验者激烈的情绪状态时,水会做出一个缓慢而颇具禅意的回应。
作品的互动是一种隐匿于自然的“显灵”,人与自然间身体性的、感官性的沟通更为接近于精神的本体,并构建了极具中国意蕴的天人一体关系。水面动态涟漪的形态分为释然、平静、活泼、兴奋,对应了参与者倾诉中高兴、中性、悲伤、愤怒的情绪类型;同时叠加对能量值的判断,实现了对观众基本情绪状态的捕捉。“涟漪”是水的基本“语素”;其有着天然动态且连续的状态,水面动态涟漪的形态时而呈现机械性,时而表现得非常有机,时而构成聚合形状,它虽不像人类文字语言之精准高效,但恰恰因为这种“混沌性”带来的解读意味,更为接近于人与自然的本体性联系,呈现出既神秘又指向本能生命的力量,使得“天人合一”的命题向着性灵与通感的方向做出延伸。同样地,作品通过交互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对话”的新机制,构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共在共容,强化了善意、良性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达到一种现实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共同生成。
坐落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交互艺术作品《归鸟集》(图2)同样来自费俊教授团队。该作品并非显性层面的“数字动态影像”,其本质上可视作“人与自然交互的界面”(作者语)。此间“自然”的情怀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人文自然”“田园自然”,延绵了陶渊明以降文人士大夫对于自然的诗意感悟,生发出一份质性纯朴,回归“田园真景,令人悠然”③。《归鸟集》以“天人互动”为创作的核心思想,借由宋代花鸟画的视觉语言将真实自然界的信息实时、动态显现于11米×9米的数字长卷之上。四季更迭交换、每日阴晴雨雪映衬为影像中的夏荷冬梅、花开花落;树枝的摇摆振幅亦是由当日的风力强弱所决定。驱动作品交互性的动力并非数字技术层面上的某种既定算法,而是应运着真实自然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变量。作品在与自然互动的同时,亦可与观者互动:当有人走近之时,鸟儿会从画面一隅飞入,犹如迎接游子归家;观者驻足流连忘返之时,鸟儿会招揽聚集更多同伴,三五成群仿佛与观者攀谈;而当观者缓缓踱步离开时,飞鸟亦会翩然亦步亦趋,似是送行。“物移我情、我情注物”,《归鸟集》将自我与自然双向往还的情感抒怀跃然呈现。
二、线的灵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在交互艺术创作中的表达
不仅是“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智慧,底蕴深厚的中国美学思想同样为当下交互艺术的创作注入了灵性与风骨,如故宫端门数字馆的互动艺术作品《写生珍禽图》即是其中代表。作品采用了始自意大利米兰设计学院开发的技术手段Arduino,综合最新的精准化距离传感器进行适配,当感应到有观者接近之时,屏幕内的珍禽开始渐次跃动;借由中国画写意式的笔墨晕染,互动内容徐徐铺陈。而其中的交互界面历经从繁到简直至归无的过程;究其原因,创作团队历经多次设计迭代,交互界面视觉语言均无法与原作五代黄荃的《写生珍禽图》实现审美意义上的匹配,而依托于中国传统绘画中“景随人迁、人随景移、步步可观”的散点透视之法,将UI(User Interface)界面彻底删去是团队历经周折后的最终选择。此处的“无”是建立于先前纷繁复杂的“有”之上的。正是“无UI”的形式,恰恰营造出观众与作品交互过程“布入风景中”的切身感受。作品虽依托于点按式的触碰,但给予体验者的是走入自然、走进画内、边行边看的互动样态。这正是中国画里借由散点透视而呈现出人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同角度动态欣赏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过程。
著名现代美学家宗白华曾经指出:埃及、希腊的建筑、雕刻均可视作一种团块式的造型。而米开朗琪罗也曾生动地比喻:一件优秀的雕刻作品,就是从山上滚下来而不失去其形态的。由此可见,西方古代艺术可被视作一种团块化的艺术类型。如果说前文所提及的交互艺术设计利用散点透视生发了一种隐含着的“线性意识”,为创作打开了澄明之局,那么回望我们的美术史,元朝倪瓒《江亭山色图》那孤傲、自信、洗练的线营造了山无痕、水无影的幽淡孤寂之美;明代沈周《庐山高图》中那苍劲、浑厚的线,层层高叠将山势之雄浑置于观者眼前;清代石涛《春江垂钓图》中那孕育在山与水、石与树之间超然物外的生命情感之线,皆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所呈现的具备生命感的、时间性的、线性的艺术类型;表达了一种蕴藏在生命中的时间流淌之美及化空间为时间,给予交互艺术创作者澄明的启示:我们需聚焦于被自然感化之情的流动。由此也引发笔者新的思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推演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是否也能以一种“流动”的线性形式构建于交互艺术的创作之中呢?
众所周知,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绘画杰作。画卷自身的艺术成就和时代风格无需赘述,其横528.7厘米,纵24.8厘米,涉及了宋代人物男女老幼350余人;船运车马、房屋桥梁横亘其中,仿佛带领观者沿着汴河随行随看,并体现了北宋时期都城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画作线性流动的意蕴之美以及作品中呈现出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是独具中国气派的生态美学意识,时至今日仍令我们折服,并给予我们在当下创作表达中的创新性启示。中央美术学院数码媒体工作室团队科研项目《清明上河图·汴河行》突破式地使用了尖端科技手段给予受众“线性流动”的体验,交互作品依托“他乡遇故知”“客栈风波”“栀子灯的秘密”“神秘人物”“目击者”的场景进行时间性、场景性的线索串联,引领观众切实进入“汴河行”的情境;综合了声音、移动端富媒体、VR+AI、ibeacons、Kinect、物理交互等多种手段融合,在科研中有效吸收了西方交互设计创作者对于科技的敏锐把握度和有效感知力,与交互中不同场景时空线索的特质构建深度链接。正如中国绘画理论的“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科研项目《清明上河图·汴河行》在空间意识、空间情感中融入了时间进程;在事件线索的交叠与互动之中使体验者得以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融”的线性流动之美。
对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美学思想的有机传承,在营构“中国气派”中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交互艺术创作者的中国特色之路,绝非简单地贴上中国文化的标签,更不是机械性地将中国思想与西方现代技术做无机嫁接,而是将诸如“天人合一”的先哲智慧、自然感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融”之线性流动美切实地融通于创作的底层逻辑、思想意蕴与互动表达之中,做出创新性、当代化的诠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与美学思想是我们文化艺术创作的血脉之源,基于此的创新与再造在当前的生态文明时代有着普惠性与人文性的多维度价值,同时为先天带有西方科技属性的交互艺术创作形式凝结了中华风骨。
【注释】
①曾繁仁:《中国古代生命论美学及其当代价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卡尔松:《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杨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③孙人龙:《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
(董瑀强,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