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了李泽厚

李泽厚（1930—2021）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的当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但是李先生自己并不愿意别人称他为“美学家”，似乎对“哲学家”的名号也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思想者”①。我的老师蔡仪研究员与李泽厚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但我“门派”意识很浅，甚至对所谓“门派”十分反感，对朱光潜、李泽厚等所谓“对立派”的美学家怀着深深敬意。20世纪80年代我与朱光潜先生有过书信往来；与李泽厚先生，因近在眼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而他在哲学所，同一个大院）更有所接触，1980年我还在他主编的十六开本《美学》杂志（它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名气）上发表两万多言的长文《论个性》，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赞赏。

我从李泽厚先生那里获益匪浅，虽然平时与李先生交往很少，但在学术研究中时常“相遇”——甚至在他逝世之后。这不，近几年我在撰写《宅居谈诗》一书，又同李泽厚先生“遇”上了……

一、“偶然”和“秩序”

“偶然”和“秩序”，这是李泽厚先生所论述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以前我没有在意；而近日，李泽厚晚年的友人马群林在其新书《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当中重新加以记述，引起我的思索；从李先生那里，我得到极为宝贵的启示。“偶然”和“秩序”，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诗学问题；借助于李先生关于“偶然”和“秩序”问题的论述，人们对于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的特征，将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鉴赏，也会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乃至指导意义。李泽厚先生说：

偶然问题。后现代哲学把它讲得很充分，我就不展开了，只简单说几句。《批判哲学的批判》和几个主体性提纲，就是强调偶然以对抗当时盛赞的必然性、决定性。在自然领域，有人胡说量子也有“自由意志”，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偶然”，量子力学不是机械力学和传统决定论所能解释的。但偶然又不是毫无因果、毫无秩序可寻。量子力学也有概率性的规则在。审美和艺术是自由性、偶然性最大的领域，我曾以DNA来比拟其多样、复杂和变异，但也仍然有秩序可寻。我在《认识论答问》（2008、2010）中又强调了秩序和秩序感的重要。我说“天地有生之德”的“生生不已”正是靠秩序而维持，“日月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这“行”这“生”这“法”这“美”便是秩序，却又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所以才有“以美储善”“以美启真”。“情本体”哲学指向的是这个神秘的宇宙存在及其秩序和偶然性。②

李泽厚先生强调“审美和艺术是自由性、偶然性最大的领域”，的确如此。其中的文学和诗更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文学是人学”，诗更是人的“心灵之学”。而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它的产物），他的人性，他的心灵的本性，浸透着“自由性、偶然性”。李泽厚进一步解释说：

历史更充满偶然。从人类看，所谓“必然”也只是从千百年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如工具的改进、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但对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却没有这种必然；相反，无不充满着偶然。

我要强调：历史上的“必然”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种“从千百年历史长河看的某种趋势和走向”的“必然”，作为“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的你我，可能从感性上不易于觉察，所易于觉察的或能够亲身感受的，往往是眼见的“偶然”。哲学家的智慧思维，历史家的理性考索，必须注意那“必然”（当然也不能忽视“偶然”）；而文学家、艺术家、诗人，眼睛瞄准的，往往更多的是身边的“偶然”——那些现实中“无不充满着偶然”的非常感性的存在。写“人”的作家，写“心灵”的诗人，就“一个人、一代人甚或几代人来说”，总是常常盯着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读者看到的似乎也全是“偶然”、是“巧合”——嗨，事情怎么总是这样“凑巧”？所谓“无巧不成书”者也。当然，那些高明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诗人却并不无视或忽视“必然”的存在，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似乎看不见的“必然”隐含在“偶然”之中——他所写的“偶然”，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其实是“积淀”着“必然”的“偶然”。因此，“偶然”的存在，这是文学和诗“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偶然”和“巧合”，不必感到惊讶或大惊小怪。倘若没有“偶然”，没有“自由性、偶然性”，文学和诗也就成了死板的、无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没人待见的劳什子。你喜欢这样的文学和诗吗？真正的文学和诗绝不能缺少“自由性、偶然性”。你看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多么“自由”？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里有多少个“偶然”？

但是，可能有的人把小说、戏剧、诗歌里面这种“充满着千变万化的偶然”，视为“神秘”，并竭力加以宣扬。我在《宅居谈诗》中批评了某位诗人将诗“神秘化”——说什么“很多时候，最美的最神秘的事物，它就是一个发生，无需你去弄明白它确切表达了什么”，“诗歌的奇异之处，还在于它给心智之成熟添加了一点不可知的、不可说以及一点迷惑”，云云。我对这位诗人的某些说法持怀疑态度。说诗有“不可说”的因素，我同意，因为诗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卞之琳在《关于〈圆宝盒〉》（见《十年诗草》附录）一文中就说“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但是若把“不可说”等同于“不可知”，就离谱了——我认为，这是把“偶然”误解为“神秘”、误解为“不可知”了。“不可说”并非“不可知”。对这种“神秘”说和“不可知”说，我实在不敢苟同。还是用“偶然”来介说它比较合适，而不要用“神秘”或尽量避免“神秘”这个概念——因为，一“神秘”，就可能导致不可知；而“偶然”则不同，虽然它“充满着千变万化”，却并非绝对不可知。其理由，并不难理解：“偶然”虽然“多样、复杂和变异，但也仍然有秩序可寻”；既然“有秩序可寻”，就不是完全“不可知”；不是完全“不可知”，就不“神秘”。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天地有生之德’的‘生生不已’正是靠秩序而维持，‘日月行焉’‘万物生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这‘行’这‘生’这‘法’这‘美’便是秩序。”

总之，虽然世界充满着“偶然”，但“有秩序可寻”，就是不“神秘化”。说了这么多，一句话：我还是重申并坚持《宅居谈诗》中的观点：不赞成将文学艺术特别是诗“神秘化”。

二、关于继承中国古典诗学

再一个问题，即我在《宅居谈诗》所谈如何继承中国古典诗学（“诗文评”）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表述风格，也想起李泽厚的一些思想，并与他在《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中相遇。

这些年来，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反省自己多年来做学问的思维方式、表述方式和文风，时感不安。回顾和检索自己半世之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工作：我曾经（特别是早年）那么热烈追求理论的“体系性”“系统性”，我曾经扬扬自得地本着“思辨性”的宗旨，撰写那些板着面孔、冷冰冰的讨论文学艺术问题的有“体系”有“系统”的文字——自己的思维几乎完全被这种“体系”“系统”所框住了，形成一种非常死板的思维模式、思维定式。对我早年的这些文章、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我发现许多读者并不喜欢，甚至沦落到“姥姥不爱、舅舅不亲”的地步。这些年我不断反思：好的“体系”“系统”当然不能否定，但是像我这样的所谓“体系性”“系统性”的理论构架和思维模式，对美学建设究竟有多大好处？对读者究竟有多大益处？于是，我想改变自己以往美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2020年疫情宅居期间以书信形式写《宅居谈诗——与邵燕祥论诗书》（其中大部分篇章已见诸报刊），就是一次有意识的成规模的试验；2022年写的《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发表于《南方文坛》）和《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手记》（已载入《宅居谈诗》），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试验。其中，《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这篇长文，对这位诗人的许多诗歌作了类似古人的所谓“点评”；而《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手记》，通篇都是点评，可以看作是当今的“诗文评”，不讲“系统”或“体系”，只是依据自己读诗的片刻感受、体验和领悟，信手拈来，随感而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任意挥洒，尽兴而止。我这是从中国传统诗学那里（譬如严羽《沧浪诗话》、谢榛《四溟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学来的。

恰巧，近日看到马群林记述李泽厚先生的一些观点，甚得我心。在《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中，谈到“体系”问题，李泽厚先生说：

早年受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哲学的影响，我对建立体系有兴趣。后来我反对故意构造体系。我不以为非要去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新理论，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体系总是试图给人一套规范式的东西，这套东西经常管制着人家，成为所谓知识—权力结构。

中国的“诗文评”，很少有类似西方的“体系”——我绝不一概否定某些“体系”建构，其实中国“诗文评”看似毫无体系和系统的散金碎玉（看不出明显的体系或系统），但仔细考究，于散金碎玉中，还是有某种“隐体系”暗涵于内。

我还要特别说明，面对西方那些宏大的有体系的理论建构，与中国看似不重体系的散金碎玉般的“诗文评”，不能扬此抑彼或扬彼抑此，不能非要分出个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不！我反对欧美中心主义，也反对中华中心主义。西方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中国的月亮也不比西方的圆。它们的不同存在，只能看作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各自特征。它们各有优长。如人们常说的：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应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存共荣。这才是人间正道、世界正道、历史正道。

书归正传。李泽厚先生还说：

从内容讲，用过于清晰的推论语言和知性思辨的体系著作便无法真正把握哲学的精神，正如用理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已为康德所驳难）、用理论来解说诗一样，既不可能，也没意义。它们只成为解构的对象。从形式说，我不大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写了三大卷，还只是‘导论’。我更欣赏《老子》五千言和那些禅宗公案，《论语》篇幅也远小于《圣经》，但它们的意味、价值、作用并不低，反而可以玩味无穷。

李泽厚先生在这里直接提到“解说诗”，所谓“用过于清晰的推论语言和知性思辨的体系著作”无法真正把握“哲学的精神”（我强调一句：更无法把握诗的精神——“用理论”无法“解说诗”，这“既不可能，也没意义”）。这段话的总体精神是对的——虽然不能那么绝对。中国“诗文评”，从来不是通过“清晰的推论语言和知性思辨的体系”来说诗、来解诗（甚至有时候也不以此解说小说和戏曲，如金圣叹之评水浒）。它是“诗性”思维，也是“诗性”语言，偏于“感性”“感受”“感悟”“体验”。它们与“清晰的推论语言和知性思辨的体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的这种“诗性”思维、“诗性”语言，常常难以用“理性”的“体系”来约束、来规范；但，它们总是语出惊人，富有“抓人”的力量，精彩纷呈。

而且，“诗文评”最常用的方法是“点评”。它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涉及李泽厚先生的另一个特点：他的文章和论著“论证”似乎不多，许多情况下就是一个一个直接讲出观点来。常用所谓“点穴法”。李先生解释这种“点穴法”的特点：“一是直击要害，二是点到为止。我一直喜欢‘要言不烦’这四个字。我的书，就性质说，属于康德所谓主观的‘意见’，而并非客观的‘认识’，即不是追求被人普遍承认的科学真理，不是原原本本地讲一套知识，而只是陈述某种个人的看法。我希望能找到一些时代所需要的东西，能抓住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提供给年轻人。只要有一句话能够给人以启迪，能够引发人们去思考，我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所谓“点穴法”，在中国诗学那里，就是点评。点评的特点之一，即“要言不烦”，一语中的，直击要害，点到为止。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红杏枝头春意闹”乃宋祁《玉楼春》中句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乃张先《天仙子》中句子）

三、文章形式和文章风格

关于文章形式和文章风格，李泽厚先生还进一步谈到他晚年“通俗答问体”和“通俗化”问题，甚得我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