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栋楼与整套“怀正书系”

刘以鬯（1918—2018），原名刘同绎，香港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等，尤其是其“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对倒》和《酒徒》，成为香港“南来作家”新南方写作的典范之作，之后启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成电影《花样年华》与《2046》，赢得良好声誉并产生广泛影响。他生前享有“香港文学泰斗”之誉，2001年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荣誉勋章。但他自己却说：“我是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这可以理解为其香港写作的起点是在上海。2010年7月27日上海《东方早报》曾刊登过一篇对他的专访，其中他有这样一段回忆：

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现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以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①

从刘以鬯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第一，20世纪40年代，20多岁的他曾在上海办过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过不少非商业性的纯文学书籍，“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他出版；第二，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40年代末他离沪赴港，“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抵港后却发现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第三，由于“打仗一路打到南方”，他不得已滞留香港，“回不去了”。这段口述，告知读者当年刘以鬯为何离开出生地、居住地上海，而事先并无征兆突然去了香港，然后“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成为香港“南来作家”中新南方写作的佼佼者。

然而，笔者以为，这段口述，仍然留有不少历史之谜，比如：第一，刘以鬯40年代创办了一家什么出版社？出版社设在何处？第二，徐訏为何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年仅20多岁的刘以鬯出版？第三，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哪些“中国老作家”的作品？如此等等，需要我们去考察和找寻答案。笔者通过多年来拜访刘以鬯先生，以及对他20世纪40年代创办的怀正文化（出版）社原址的寻访和对其出版的“怀正书系”的梳理，终于釐清了刘以鬯与徐訏、刘以鬯上海故居与怀正文化（出版）社、刘以鬯与“怀正书系”及其作者之间的关系。

一、刘以鬯与徐訏及《风萧萧》等出版

众所周知，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从1943年3月1日至1944年3月11日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风靡大后方，以至于1943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徐訏年”。当时担任《扫荡报》副刊主编的先是陆晶清女士，后由年轻的刘以鬯接棒。原在沪上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刘以鬯，怎会抵达重庆，并且还和徐訏相识相熟？起因是他父亲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对他作出的人生安排。其父亲刘灏，字养如，自号怀正主人，毕业于上海教会学堂。早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曾任黄埔军校的英文教师兼校长的英文秘书。经考证刘以鬯在沪有两处居所：赴重庆前他住在胶州路196号（属于公共租界，也称英美租界——笔者注），隔壁186号就是《西风》杂志主编黄嘉德（1908—1993）、发行人黄嘉音（1913—1961）兄弟的家，所以他说曾在隔壁见过张爱玲等名人，她是来交稿子的。第二个家在忆定盘路（今为江苏路——笔者注）559弄99号三层连体楼房A栋（B栋则属其兄刘同缜——笔者注），是刘养如出资“越界”（即在公共租界以外）购买地皮，专门请人设计建造的。1947年上海老地图上还明确标示出“刘宅（怀正文化社）”字样②。

1941年夏，主修哲学的刘以鬯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英对日宣战，上海“孤岛”（租界）即将沦陷。他父亲十分担心，让儿子即刻离沪去渝。刘以鬯拿着父亲的几封亲笔信，一路靠父亲的熟人接待和安排，“千里接力”，辗转浙、赣、桂、黔、川数省，方抵重庆。路途巧遇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先生，刘以鬯与他同行赴渝。刘以鬯后来回忆：“他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在前往赣县的途中，我背部生疮，他亲自为我敷药。”③以致日后刘以鬯初遇年长十岁的徐訏，提及此事，两人便一见如故。抵渝数月后，偶遇刘父的挚友、《国民公报》社长曾通一先生，曾社长得知刘以鬯正在找事做，便安排他进报社当了副刊编辑。后来，圣约翰大学同窗杨彦歧又介绍他去《扫荡报》（该报1943年春由张治中奉命在重庆重建，属抗战时期官方大报——笔者注），收听、记录英文新闻广播。他觉得该报更能发挥其精通英文的特长，于是就身兼《扫荡报》和《国民公报》两职。刘以鬯此后长达60余年的编辑生涯，从重庆开始，并且很快崭露出非凡的组稿编辑天分。

经由杨彦歧介绍结识徐訏后，刘以鬯与他就常常见面。刘以鬯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訏不但常有稿件交给他发表，还经常介绍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他。《扫荡报》副刊主编原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陆晶清女士，她于1944年赴英国后，该刊便由刘以鬯接手。刘以鬯才20多岁，以一己之力编辑《扫荡报》和《国民公报》两家报纸的副刊和《幸福月刊》杂志④。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经刘以鬯之手首发于《扫荡报》副刊。当时徐訏的《风萧萧》即将连载完，黄少谷社长问他有无“既叫好又叫座的长篇小说”的人选，刘以鬯答：“老舍是最理想的人选，他的小说写得很好。”黄社长便写信向老舍约稿。“过了几天，老舍的稿子就寄来了，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写的很整齐，连标点符号都很规矩，有的地方也有删改，但改的很小心。题目就是《四世同堂》。”⑤《四世同堂》自1944年11月10日起在《扫荡报》副刊连载近一年（至1945年9月2日刊毕——笔者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长篇小说杰作，不能不让人赞叹刘以鬯慧眼识珠，具有非凡独到的编辑眼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扫荡报》易名《和平日报》，要在上海建立分社。刘以鬯回到上海后，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和平日报》副刊，前后大约一年。经查，《扫荡报》正式易名《和平日报》是在1945年11月，由重庆方面发布：自1945年11月12日孙中山80诞辰之日起，各地《扫荡报》统一改名为《和平日报》。《和平日报》南京版出刊于1945年11月12日；而上海版则于1946年元旦日出刊。此时已有“在重庆办报纸副刊的经验”的刘以鬯，有了一个新的志向和目标：创办一家纯文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笔者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香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曾向刘先生问及20世纪40年代在沪创办怀正文化社的事，他亲口作答：“抗战胜利后，我随《和平日报》复员回到上海。父亲已经去世了。由于自己对中外文学的喜爱和在重庆办报纸副刊的经验，我就和哥哥刘同缜商量办一家出版社。房子也是现成的，不用到外面去另租，出版社就设在自己家里底楼，二楼做书库。”⑥此后，他哥哥就成了怀正文化社的发行人。1946—1948年间，该社出版的所有书籍的版权页上都印着“发行人刘同缜”的名字。而“怀正”这一名称，也是源自刘宅“怀正堂”之堂名，取其“浩然正气”之意。从其父自号“怀正主人”到出版社的取名，“怀正”带有刘氏家族的鲜明徽记。

1946年夏，先前以《扫荡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到美国去的徐訏归国抵达上海，正在找居所的他应刘以鬯之邀搬进了刘家的亭子间。得知刘以鬯正在筹办出版社，他一口答应将畅销作品《风萧萧》交给他出版，此作遂成为怀正文化社出版的奠基之作，后来被列入“怀正文艺丛书特大本”之一；并且徐訏还为出版社的命名和业务范围等出谋划策，他出主意将怀正出版社改名为怀正文化社，他认为叫文化社，覆盖面更大，业务上同时也可多做一些。怀正文化社创办伊始，为了迅速打开局面，便趁热打铁，初版《风萧萧》在短时间内就与读者见面了。徐訏在1946年9月13日为初版《风萧萧》所写的后记里说：“这本书出版匆匆，校对上难免有疏忽之处。主要原因是排印这本书，所根据的是上海《和平日报》的剪报，上海《和平日报》是根据南京《和平日报》的剪报而来的，南京《和平日报》是根据重庆《扫荡报》的剪报而来的。我远在国外，转载时，我没有知道也无法校对，所以校对时很费力气，而印刷所又不将你所校的好好改正，同时书店方面急于要出书，所以不允许我多校一二次。因此我要向读者致歉，并希望再版时可以校净一切错误。”⑦《风萧萧》初版之后，“定价八块钱，一年印了三版，卖得很好”。因为大受读者欢迎，十分抢手，之后怀正文化社数次再版重印⑧。

继《风萧萧》出版后，1947年怀正文化社又出版了徐訏的剧作集《灯尾集》。1948年，夜窗书屋和怀正文化社先后两次出版徐訏的5部诗集：《灯笼集》《借火集》《幻袭集》《进香集》《为了集》，总称《四十诗综》。此外，怀正文化社还出版了徐訏的剧作《黄浦江头的夜月》。据笔者查实，除上述作品外，怀正文化社还出版过徐訏的一套“三思楼月书”，共10种，大都是文学读物：《阿拉伯海的女神》（0.9元）、《烟圈》（0.8元）、《旧神》（0.7元）、《生与死》（0.9元）、《母亲的肖像》（0.61元）、《西流集》（0.9元）、《兄弟》（0.8元）、《春韭集》（0.61元）、《海外的鳞爪》（0.6元）、《幻觉》（1.10元）⑨。徐訏和刘以鬯，可谓珠联璧合，1948年底刘以鬯离沪赴港，“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结果事与愿违，滞留香港70年。徐訏于1950年也由沪抵港，成为“南来作家”之一，在香港教书谋生之余，继续写出了长篇小说《江湖行》等新南方小说佳作。刘以鬯担任《星岛周报》的执行编辑，徐訏、曹聚仁、叶灵凤、易君左等都是该报编委。他与徐訏的深厚友情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保持到80年代初，长达30余年。1980年10月徐訏因患肺癌在港去世，刘以鬯旋即在《明报月刊》该年11月号上发表《忆徐訏》表达对他的悼念之情。

二、刘以鬯上海故居与怀正文化社

在怀正文化社的业务开展以后，经常有作家和文友们在刘宅客厅聚会，他们谈创作，论出版，气氛热烈而温馨。刘宅究竟是怎样一栋住宅可以兼做出版社的社址？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几经周折，终于寻访到刘以鬯的上海故居即怀正文化社原址并拍了不少照片寄给了他。刘以鬯先生复信说：离沪40余年，看了这些故居的照片很是激动，流下了眼泪。当年的刘宅位于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交界处附近，门牌号码为江苏路559弄99号A、B栋（1949年后改为江苏路563弄42号——笔者注）。这是两栋建筑结构、式样完全相同的连体三层楼房，中间有平台和过道相连，既互相沟通，又彼此独立，各有一个门房间和汽车间，故有A、B楼之分。这栋连体花园洋房当年院内“有个小小的花园，园内还有假山、水池，很漂亮的”⑩。当时笔者在一位熟悉此楼的老校工陪同下走遍了各层楼面。A栋（在刘以鬯名下）和B栋（在刘同缜名下）两栋楼房的结构基本上都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是大多数房间摆满了课桌椅，三楼的原卧房成了“教工之家”。走廊很宽，木扶手上有镂空的花纹，都保存完好。据说当年每扇玻璃窗下面都有烧柴油的暖气热水汀，冬天整幢楼房都暖融融的，难怪徐訏搬来此楼居住后，称赞这里舒适、安静，有浓郁的文化气息。据说他还特地把鲁迅赠予他的手书唐代李长吉诗句的一幅横条墨宝挂在刘家客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诗句是“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宝无俗声”。

其实，得到刘以鬯无偿资助、搬到此楼居住过的不仅有徐訏，还有当时居无定所的另一位新文学作家姚雪垠。姚雪垠去找刘以鬯求助，是剧作家徐昌霖介绍的，徐昌霖后来在怀正文化社出版过《天堂春梦》一书（1947年）。刘以鬯当年对发表过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的姚雪垠十分看好，年近百岁时他还说：“抗日战争爆发后，读者因为读不到优秀作品而怀疑‘文艺无用’，他的《差半车麦秸》发表，使广大读者恢复了对作家的信心。抗战胜利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长夜》，使真正爱好文艺的读者读到了出色的长篇创作。这两本作品，都是我给他在怀正文化社出版的。”11经笔者查实：刘以鬯给姚雪垠出版的书并不止这2本，而是以“雪垠创作集”之名共出版了4本，分别是：《差半车麦秸》（姚雪垠创作集之一），其中收《差半车麦秸》《红灯笼故事》《新芽》《伴侣》《碉堡风波》《大选》6个短篇小说，1947年初版；长篇小说《长夜》（姚雪垠创作集之二），1947年初版；《牛全德与红萝卜》（姚雪垠创作集之三），1947年初版；《记卢镕轩》（姚雪垠创作集之四，传记），1947年8月1日初版。除此之外，还为他出版过《牛全德与红萝卜》普及本。事隔70年后，刘以鬯还对采访者说：“为了使姚雪垠安心写作，我请他到出版社来住。姚雪垠热爱写作，所以写的（得）很用功。”12而刘以鬯给予姚雪垠的帮助与支持不仅在物质上，更在于精神上，当年姚雪垠在《差半车麦秸·跋》中写道：有两种人不喜欢他的作品，“一种是被我的笔尖刺疼的，另一种是在新文学阵营中抱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的观念，除相信他们的小圈子是最正确和最进步的理论家和作家之外，绝不相信别人也曾对着时代有些微贡献。……但他们却不谋而合的有一个共同愿望，即是将我永远的（地）放逐或轻轻的（地）判处死刑。”13可见，当年出版人刘以鬯给了这位在贫困中挣扎而又腹背受敌的作者多么巨大的帮助与支持！然而，这段雪中送炭的文坛佳话，后来却鲜见那位受助者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