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科技美学问题

科技美学作为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以科技为故事基础和精神内核的科幻小说，在科技美学的审美表达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然而，在过去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的科技美学亦没有呈现出应有的特色和价值。进入新世纪后，尽管以《三体》为代表的少量科幻小说，成功突破了科技想象的美学瓶颈，不仅将中国科幻小说，也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科技美学书写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从整体来看，科技美学的建构依然差强人意。是什么导致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如此难以张扬科技之美和想象的神采？那些将科技美学探索向前推进的科幻小说，是如何融科技之美入文学想象，激发出更具有创造活力和想象空间的美学新质的？当下的中国科幻创作，在总结既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需要作出怎样的方向性调整，或者说观念的调整，才能真正弥补中国文学一直缺失的科技美学维度？接下来，本文试图从梳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叙事美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个关键问题：“科普”和“科幻现实主义”入手，辅以《三体》及其他典型文本的科技美学解读，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科学知识阐释与认知疏离美学的建构

科幻小说从晚清传入中国之时起，就承担了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历史重任。当时的小说家们努力尝试使用简单、生动文学语言讲解科学知识，做到“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①。如包天笑、徐卓呆等人就曾用“枯鱼作书”的比拟手法，在《病菌大会议》《元素大会》等小说中对病菌、元素进行拟人化处理，拉近了读者与现代科学的距离，调动了阅读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科幻小说家们沿袭了这种手法进行少儿科普，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比拟太空景观，通过调动读者已有的认知经验，对文本中描述的陌生事物进行同化处理。如把人造月亮形容成一个挂在布满星星的天空里的大轮子（《到人造月亮去》，1956），把太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喻成嵌在黑幕上的珍珠（《空中旅行记》，1956）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科幻创作不再把讲科学知识作为一个重要且必要的目标。很多小说或偏向社会政治，或选用一些不需要过多阐释就能进行故事演绎的技术知识作为文本建构的科学骨架，如平行宇宙、克隆技术等，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使用这一功能。

从文本阅读接受的角度来看，用艰深科技理论或距离普通读者日常生活较远的科学知识作为技术内核进行故事搭建的科幻小说，依然需要用好的文学手段来处理知识壁垒的问题。任何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幻作品创作，除非作家将阅读对象仅仅设定为同人圈子，以圈内阅读，甚至是自娱自乐为目的，否则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问题。当科幻小说中的科技原理和科学知识对读者造成了阅读接受壁垒时，作家需要进行处理，不是因为科普，而是因为阅读接受。加拿大科幻学者达科·苏恩文借鉴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提出的形式主义理论，从本质上的认知性和艺术陌生化的角度，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以疏离（estrangement）和认知（cognition）为宰制的文本②，但如若科学内核与读者日常生活经验过于遥远，读者无法了解作者讲述的科学内容，陌生带来的惊奇和震撼是无法发生的。因此，对于这类小说，往往是硬科幻小说，科普手段的使用并非仅仅为了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而是要在文本内容和读者经验认知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使阅读接受反应得以发生。要在硬科幻的文本中，让读者体味到恰到好处的认知疏离，作家首先要做的，是把“认知”和“疏离”拆分开来。认知疏离的发生，并不是在读者读不懂文本内容，在知识理解方面产生疏离感，而是读者在阅读了小说之后，能够理解故事描绘的科技想象并生成视觉上的画面感，这种画面感与读者己身既有的经验认知产生强烈的反差，带来惊奇、震撼的心理体验。

所以，科学内核坚硬的科幻小说，其认知疏离的美学效果构建往往需要分两步走：一是用形象化、经验性的语言，化解小说中使用的科学原理、知识给读者造成的可能性阅读障碍;二是制造故事中的画面、情节与人类日常现实经验的反差，形成阅读期待与阅读事实之间的感觉错位。没有走第一步，即用科普手段来解决知识壁垒，第二步是很难进行下去的。新世纪以来的不少科幻小说，都有这样的问题。如ShakeSpace的《星语者》（2004）中描写飞船进行空间跃迁的段落中，作家用了引力场偏移环、介子束、度规、等效质量等大量艰涩难懂的科学术语，又没有在事先经过科普处理，而是直接放到跃迁场景的描绘中。即使作者花费不少笔墨，十分细致地讲述了飞船从启动到空间嵌入再到弹射的过程，但对于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来说，很难根据这一大段文字在脑海中形成相应的画面。江波的《银河之心》三部曲中也有这样的弊病。以《天垂日暮》中的一段情节描写为例，李约素驾驶“天狼星”号发现失踪已久的环状飞船“上佳”号时，飞船主脑布丁向李约素讲述了“风暴号”飞船在蜘蛛星附近的经历，其中涉及的一些空间理论概念，如亚空间、宇宙膜、空间曲率、淼空间灾变等，也都没有进行任何解释③，给读者的阅读增加了较大压力。一些作家虽然注意到了文本科学内核的艰涩难懂，也明白要通过阐释来解决，但采取的方式仍是老套的问答式或讲解式，比如汤思一的《鹊桥》（2018）在向读者讲述虫洞的制作原理时，就是把一段长达三百余字的教科书式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查杉的《这里是火星》（2018）则用主人公沈冰和林海宁之间的大段问答，来试图讲清量子纠缠。

这些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构造和情感表达方面较之“十七年”的儿童科幻，均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壁垒问题，读者依然会被“读不懂”的艰涩科学原理挡在文本之外，甚而放弃阅读。

类比、故事与隐喻：科普的叙事策略及

美学功能体现

那么，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如何有效地解决科普问题，使之在消融科学知识壁垒的同时，提升而不是降低文本的文学性？用得最多，也是最常见的科普手法是类比。如萧星寒的《天地大冲撞》中，用人类历史上的氢弹武器爆炸当量和最大的火山爆发当量，类比故事中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能量，让读者从历史的疼痛中体会到破坏性力量的可怖;长铗的《昔日玫瑰》用智者芝诺的羽箭类比数轴，讲述“万物皆数，而数并非万物”的科学道理;王晋康的《类人》则用蜜蜂的智慧比喻数字化世界的电脑智慧，直观化电脑智慧发展的层级模式。相比儿童科幻简笔画般形象直白的类比，上述类比的意象和语言更复杂，但拿来与科学知识类比的事物，仍然控制在普通人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体系内，这也反映了科普叙事从低幼型向普通大众型读者的转变。

个别小说用的类比手段更加高级，比如《三体》。小说第一部刚开头，作者就抛出了一个极其深奥的物理学问题：物质本原的无规律问题。在故事的起始就设置这样高难度的科学问题，从文本设计来讲，是相当冒险的。如若处理不当，读者很可能就会丧失兴趣。刘慈欣的高妙之处在于编织了“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两个故事，用故事中的二维智能生物和火鸡中的科学家，隐喻人类科学家，这样的寓言式隐喻让问题迎刃而解。

维度问题是整部《三体》最为核心的物理学问题，为了阐释清楚维度的升降，以及维度间的关系问题，作家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式，层层架设，重重铺垫。先是《黑暗森林》用蓝色空间号通过翘曲点误入四维空间的故事打底，让读者初步感知三维与四维的差别，触摸四维空间的质感，之后在《死神永生》中，又先后用拜占庭战役中，妓女狄奥伦娜能够穿越三维空间取走物品的故事，针眼画师将看到的人画进画里的故事，渊龙翼膜做的伞以及不符合透视原理的深水王子无法被画入画里等故事，不断强化读者的维度概念，形象可感地让读者明白维度之间的升降问题，从而能够继续跟着作家的想象前行。

用讲故事的方式阐释科学原理，故事情节产生的意义和魅力可以有效地吸引读者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形成与作家/文本之间平等、亲近的交流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理解、接受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在科幻小说的阅读对象从青少年扩大到全民之后，学会用好的故事让读者明晰文本的科学内核更加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大众读者，提升科幻小说的影响力。

此外，独特的隐喻技巧，也是《三体》中阐释科学原理的高超技法之一。文学中常见的隐喻手法，是用一个或多个喻体对应本体的单层隐喻。但这样的隐喻，由于文学语言本身的意义不确定性，容易导致信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能够丰富文本的内涵，使故事拥有不同面相的解读而变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文本信息不能精准传递到读者那里，或者被误读。《三体》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作家独创了一种新的隐喻模式：二维隐喻，即用双层隐喻加单层隐喻的方式来固定双层隐喻的含义。小说里，云天明既要将三体文明的技术信息有效传递给地球，又要确保程心安全，不让三体文明发现他的意图，于是，云天明先是用雪浪纸的卷曲和熨斗熨平两个喻体对应曲率驱动的空间形态这一本体，用双喻体更加模糊、隐晦的特性，骗过三体文明，然后，又用喻体肥皂船对应曲率驱动的飞船本体，用这一隐喻固定住之前的空间形态隐喻指向意义。通过纵横两个坐标来确定单层隐喻，这是典型的科学思维，即用定立界说的方式，排除可能的其他隐喻含义，将情报的意义指向固定下来，使其不再滑动。这样的新型隐喻模式丰富了文学的隐喻层次，使文学隐喻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此外，当这种严谨、指向明确的科学思维与含混、多轨的文学思维发生碰撞时，会形成感性与理性相互交融的艺术审美感受，不但丰厚了审美的层次，也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认知愉悦，同时也有利于青少年读者科学理性思维能力的建构和培养。

“科幻现实主义”与当代中国科幻的视野

内缩、想象力受限

除了科普的退隐外，1980年代兴起的“科幻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科幻小说科技美学不张的另一原因。希冀科幻小说被主流文学接纳、认同，1981年11月，郑文光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主张，认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④。随后，这种用科幻的方式来探讨社会问题，“并把它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⑤的主张，得到了当时不少“姓文派”作家的认同。一时间，科幻文坛出现了多篇“科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除了郑文光自己创作的《“白蚂蚁”和永动机》《命运夜总会》《空中的追逐》等外，还有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叶永烈的《腐蚀》等。

虽然后来的“姓科”“姓文”之争以“姓文”派败北结束，但“科幻现实主义”的种子已经种下，张扬启蒙主义的人性、人情，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之后很多科幻小说家坚持的创作理念。即便在科幻创作处于低迷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依然有慨叹人文精神失落，批判商品经济导致物欲横流的《CM闹剧》《星夜广告》《推销爱情》《二十分钟等于……》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发表。进入新世纪后，科幻小说迎来的又一波繁荣热潮中，“科幻现实主义”更受到了不少作家推崇。韩松指出“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给现实提供新的表现方式”⑥。陈楸帆也认为“在科技日新月异且高度复杂化的今天，科幻小说比起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更有力量，更高密度且更为全息地再现现实图景，它才是最大的现实主义”⑦。关注城乡冲突、阶层固化及生态污染等前沿现实问题的《山民纪事》《北京折叠》《霾之二重奏》《古曼人棉城遗址调查手记》《南岛的星空》《荒潮》等，都呈现出清晰的启蒙立场和现实关怀。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肯定，“科幻现实主义”这一创作理念的提出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现实关怀为科幻小说在当下这个科幻经验逐渐日常化的科技社会谋求文类的正当性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可能。就像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科幻研究者们称为科幻小说之于主流文学的胜利⑧，中国科幻小说凭借对现实的变形式关注，顺利地摆脱了曾经的“少儿”和“科普”标签，越来越被主流文学承认和接受。第二，以科技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出发的思考，也让科幻小说在现实层面补足了其他文学类型科技维度思考的缺失，大大加强了文学整体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的力度和深度。

但是，站在今天的科幻创作角度，“科幻现实主义”也带来了负面问题，便是导致科技美学的不张。当科幻小说以启蒙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性为标准，进行美学建构的时候，必然会造成自身特性的缺失。如吴岩所言，“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⑨，科学与未来构成了科幻把握现实的两翼，由此而生发的艺术审美特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审美，是一种“极具科技前瞻性、充满浪漫幻想、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形式”⑩。它将传统文学中的时间与空间延展至极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传统的人人、人物关系层面之外，拓出“人与宇宙、人与外星文明、人与未来”等新的关系层面，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是人学”的思考。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新的关系，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都做得并不好。虽然将眼光放在了地球之外，或者遥远的明天，但在艺术审美的表达方面，依然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新时期“重返启蒙”的号角吹响后，科幻小说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并举，但具体到作家作品层面，便会发现，大多数小说往往“跛足”，即要么专注于“科学祛魅”，要么汲汲于人性张扬，能够两者兼顾的作品较少，其中又能以科学为艺术审美对象，进行美学建构的，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