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阀割据与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提到军阀混战，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北洋军阀之间的分分合合、打打杀杀。其实，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阀混战，不应该只是指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战。与北洋军阀可对称的，还有西南军阀。西南军阀集团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北洋军阀集团，而混战则差不多同时期开始。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则属于西南军阀盘踞之地。

沈从文1902年12月出生。1931年秋，沈从文在青岛写了《从文自传》，叙说的是自身20岁以前在湘西的生命历程。从《从文自传》可知，沈从文十四五岁便投身行伍。直到二十岁时离开湘西北上，五六年的时间，沈从文基本上在军营度过，只有过短暂的脱离军队的时间。所以，《从文自传》，也基本是上一本“从军自传”。不仅是《从文自传》大量写的是那时期湘西军队中的生活，以这五六年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沈从文也写了许多。《船上》《槐化镇》《入伍后》《传事兵》《连长》《喽啰》《卒伍》《哨兵》《逃的前一天》《一个体面的军人》《夜》《我的教育》《参军》《阙名故事》《说故事人的故事》《副官》《虎雏》《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顾问官》《过岭者》《山道中》《新与旧》《大小阮》《会明》《张大相》等，这些作品都取材于沈从文的军旅生活，或者说，都写到了那个时期西南军队的人或事。还有诗歌《叛兵》，也是这类作品。沈从文那些虽然并未出现军人、军队情事的作品，许多也是取材于军旅生涯中的所见所闻。

《从文自传》和这些小说中所写的军队，应是袁世凯死后西南军阀混战时候的军队。从沈从文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奇特的军队。他们并非土匪，相反，他们的任务往往便是“清乡”，也就是剿匪。这些军队有正式的番号，有明确的军纪，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很像正规军;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实在像土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必须自筹军饷。国家正规军而须自筹军饷，当然就很不正规。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军阀混战时期的军队，是一种介于正规军与土匪之间的武装力量。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殊军事组织。北洋也好，西南也好，都是一样。

美国的沈从文研究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些取材于军旅生活的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①。这说法当然能够成立。《从文自传》和一系列以军旅生涯为题材的作品，共同显现了沈从文离开湘西前的成长过程。

一、南北冲突中的湘西

北洋军阀集团肇始于清末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终结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具体地说，是从1895年到1928年。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北洋军阀集团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联盟。这一点，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特意做了强调。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特别是在民国成立后的16年间，由于北洋军阀集团攫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便“成为各种历史现象所围绕的中心”②。同样，“西南军阀”也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地区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③。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对西南军阀集团的形成过程做了说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于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为北洋军阀集团所统治。袁世凯悍然称帝，西南地区打响了反对恢复帝制的第一枪。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反袁战争也“不了了之”。北洋军阀集团仍然掌握国家权力。而这时候，在南方，有着一些北洋军阀势力未能控制或未能完全控制的省区，主要是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这六个省区。反袁战争结束了，但反袁战争中组建，形成的军队继续存在。于是，在这六个省区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南方的地方军阀不属于北洋军阀集团，盘踞、活动的区域又基本上属于西南地区，习惯上称之为“西南军阀”，或“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或“北方军阀”。北洋军阀集团和西南军阀集团，内部当然都分有许多层级。而在西南地区，唐继尧、陆荣廷算是顶级的军阀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极力向四川挺进;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则主宰着广西、广东两省，湖南也在其笼罩之下。所以，反袁的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出现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两个最大的军阀派别”④。而沈从文便是在这时期的西南军阀队伍里从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生活了五六年。小说《我的教育》叙述了这样的军队有着怎样的生存方式，而沈从文则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便是在这样的军队里接受着“教育”。小说《夜》中说，大约是1919年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小乡镇上，“忽然在××的民政长兼靖国联二军总司令的张某，以二军名义命令我们的队伍，限定日期把枪械表同名册造去，以便在辰州的军事会议时提出，不然将来便不能为政府承认这是正式军队”。而“似乎从民五讨袁成军以来，就从没有遇到过那种讲究认真的上司”⑤。所谓“民五讨袁成军”，就是指这支军队是1916年反袁战争中成立的。那么，这支军队为何又称“靖国军”呢？

袁世凯死了，由先前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很快，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便发生尖锐冲突，史称“府院之争”，其实不过是权力之争。到了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便到了绝对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黎元洪只得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而以李经羲代之。到了7月1日，又发生了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段祺瑞率领讨逆军敉平张勋的叛乱。张勋复辟收场后，由冯国璋代理总统。袁世凯固然公然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之流，也同样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无物。这是孙中山万难接受的。在孙中山心目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否弃，便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实际灭亡。孙中山认为必须以武力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8月初，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在广州建立临时性的军政府，以与北京对抗，而这个临时军政府的政治目标便是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以又称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此时便已下定了以武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的决心。而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产生的西南军事力量，自然便成为军政府护法运动的基本武装⑥。但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在参加护法运动的同时，又别具怀抱，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大算盘。既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又不愿意完全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必须保持滇系军队自身的独立性。这样，唐继尧便打出“靖国”的旗号，以示与“护法”的区别。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当然使护法运动的力量大为加强。但以“靖国”的名义参加“护法”，则使护法运动一开始便有了强烈的不和谐音。唐继尧之所以在“护法”之外还要以“靖国”为出师之名，目的便是借护法战争而扩大自己的地盘，把权势延伸到云南之外，甚至整个西南地区。既然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唐继尧便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稍后，又将四川、贵州的部分军事力量收编，组建了“滇黔靖国联军”。四川、贵州的部分军队也成为“靖国军”后不久，陕西、湖南、福建等省的某些军事首脑，也树起了“靖国”的旗帜⑦。这就是沈从小说《夜》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作品中的军队称作“靖国联军”的由来。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并且意在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北京的段祺瑞政府便一心要以武力剿灭南方的军政府，实现南北统一。于是，在1917年10月，便开始了南北战争：南方护法军政府统驭的西南军队与北京政府指挥的北洋军队之间的战争。而湖南则一开始便是南北对峙的前沿，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指出：“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湘北岳州一带主要控制在北方军阀的手里，湘南主要控制在南方军阀的手里。”⑧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了《从文自传》中这样的叙述：

那时节辰州地方组织了一个湘西政府。驻扎了三个部队，军人首脑其一为军政长凤凰人田应诏，其一为民政长芷江人张学济，另外一个却是黔军旅长后来回黔作了省长的卢焘，与之对抗的是驻兵常德身充旅长的冯玉祥。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敢向上取攻势，各人就只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

单是湘西一隅，除客军一混成旅外，集中约十万人。我们部队是游击第一支队，属于靖国联军第二军，归张学济管辖。全辰州地方约五千家户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两万。⑨

辰州这个小小的地方之所以集结了那么多部队，就因为这是南北军事力量交锋的地方。冯玉祥其时是北京政府部队中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在自传性作品《我的生活》中，冯玉祥以两章的篇幅回忆了在常德的所作所为。1918年3月，冯玉祥受命进军湘西，而“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⑩。冯玉祥在常德驻扎了两年，既是当地最高军事首领，也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至于与沈从文所投身的南方军队的关系，冯玉祥有这样的叙述：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驻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11

冯玉祥的这番话，颇能让我们见出当时南北双方军事对峙的真实情形。所谓“赵、谭”，指南方军事将领赵恒惕、谭延闿。其时，北方将领中不认同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作战不积极者颇不乏人，冯玉祥即其一。当然要打仗，甚至有时还打得很激烈，但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是双方对峙着。冯玉祥这番话中有“恐有决裂之势”之语，说明本来是维持一种平衡的，是以双方引而不发的姿态而暂时和平共处着的。所以，对于双方的军队来说，这期间主要的工作并非是打仗，而是如何占据地盘并生存下去。《从文自传》也好，沈从文那些以这期间军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好，都绝少写到打仗，原因即在此。

二、砍头是为了敛财

沈从文的自传和那些以军旅为题材的小说，绝少写到打仗，而写得特别多的是杀头，是军队杀百姓的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还要从那时候军队的特殊性质说起。

军队杀百姓，总是以“清乡”的名义。所谓“清乡”，就是剿匪。《从文自传》里多次说到清乡;沈从文那些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屡屡写到清乡。先说《从文自传》。在《从文自传·辰州》中，沈从文说：“一次军事会议的结果，上游各县重新作了一度分配，划定若干防区，军队除必需一部分沿河驻扎防卫下游侵袭外，其余照指定各县城驻防清乡。”12所谓重新分配防区，就是重新分配生存的地盘。一支军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驻防”，就是到这个地方来获取生存资源，说白了，就是要这个地方为其提供粮饷。但要这个地方供养这支军队，总要有个理由。而理由总是“清乡”，是为此地剿匪，是来为此地百姓服务。所以，沈从文笔下经常写到的“清乡”，不过是一种名目。各部队重新划定地盘，根据的都是生存的需要。但这毕竟是南北战争时期，部队重新划定“防区”，不能完全不考虑北方军队的存在，所以，也要派一部分部队沿河驻扎，“防卫下游侵袭”，这显然是指对北方军队冯玉祥部的提防。从这里也可看出，虽然是战争期间，虽然这些军队是以战争的名义组建，但战争却实在不在军队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占据中心地位的，是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而生存和发展必然意味着对地盘的争抢。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想的是怎样借战争的名义扩充实力。

《从文自传·清乡所见》，记述了真实的“清乡”过程。一说要去“清乡”，大家都很高兴。出发前每人发一块现大洋，这就足以令军士们高兴了。更值得高兴的，是“清乡”过程中总能得到些好处、捞到点油水。既然是奉命清乡，“沿途每每到达一个寨堡时，就享受那堡中有钱地主用蒸鹅肥腊肉的款待”。到了目的地后，“各处团总来见司令供办给养时，同时就用绳子缚来四十三个老实乡下人”。原来，所谓“清乡”，并不需要与“土匪”直接接触，当地团练一类地方武装会把“土匪”事先抓捕，待“清乡”部队到后便送上门来。部队到达此地后，供给也要当地负担。“老实乡下人”，便表明这缚送来的人，并非什么“土匪”。团总也许是随机地抓了这些人来交差，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要这些人来顶罪。团总抓这些人或许抓得很随意，而既然他们背负着“土匪”的罪名来了，清乡部队杀他们则杀得很切实。当天晚上便过堂，按“呈案”上的罪名轻重，每人“先来一顿板子，一顿夹棍”。第二天，将其中的27个人拉到田坪里杀了，是以砍头的方式杀的。而之所以以这种古老的方式杀人，并非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增强威慑力，唯一的原因是节约子弹。“清乡”部队并不希望当地民众都被威慑得不敢作乱：没有了作乱的人，以后可就没有了“清乡”的借口。沈从文接着写道：

第一次杀了将近三十个人，第二次又杀了五个。从此一来就成天捉人，把人从各处捉来时，认罪时便写上了甘结，承认缴纳清乡子弹若干排，或某种大枪一支，再行取保释放。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方面业已花了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当时日，牵出市外砍掉。认罪了的虽名为缴出枪械子弹，其实则无枪无弹，照例作价折钱，枪每枝折合一百八十元，子弹每排一元五角，多数是把现钱派人挑来。钱一送到，军需同副官点验数目不错后，当时就可取保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