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路遥研究的重要遗文

伴随路遥13年的王天乐是路遥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他生前发表的《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和《〈平凡的世界〉诞生记》两文已成为路遥研究者不得不参考的必备资料。

但很多人不知，王天乐还有一篇重要的未刊文稿也特别有价值。这篇遗文从手稿上看，曾拟用两个名字，分别是《我的父亲和他的儿子路遥》和《父亲、姐姐和路遥》，最终，他确定以三人并列的形式出现，即《父亲·姐姐·路遥》。

这个微小的变化，其中潜含着作者构思的轨迹。显然，王天乐最初只想写父亲与路遥的关系，中间才加上了姐姐，最后又想在这篇文章中，既叙述父亲、姐姐对路遥的影响，同时也要为三人分别速写一个肖像。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稿的完整内容，经王天乐妻子梁志女士授权，现全文整理于后：

父亲·姐姐·路遥

路遥去了，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就如一颗太阳在正中午突然消失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能给我们涂上一丝半点的余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我们众多兄妹中的大哥，我父亲的长子。

路遥走后的那一天，尽管有很多悲壮而杂乱的事我要开始着手处理，巨大的悲痛和难言的心境还不至于把我当时击垮在地。唯有一块心病就像当天阴沉沉的天气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就是我的父亲。是的，我亲爱的父亲再也经不起如此惨痛地打击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目不识丁的农民，在陕北那块支离破碎的土地里，靠他惊人的勤劳拉扯大了我们兄妹八人。当他看到儿女们逐渐在庄稼林里开始成长并由拖累变成帮手的时候，父亲曾在月光地里淡淡地笑过一回。这是我刚从山里拾柴禾（火）回来看到的，当时差点兴奋地使我掉下了眼泪。我14岁了，看见父亲头一回笑。（但）苍天也许为了回报这带有可怜的一笑，在当年就夺去了我27岁姐姐的生命。我向人间作证，我的姐姐是被饿死的。

她11岁上为了挖一把糊口的野菜从山崖上摔下来，当时吐了一口血，后来就一躺不起。她为了让弟妹们多吃一口饭，每当我们在仅有的一孔破旧的窑洞里吃饭时，她总是悄悄地站在院子的角落里等待大家吃完了才挣扎着回来洗锅涮（刷）碗。把剩下的饭在灯光的背后偷着吃了，如果没有剩饭就装得像吃过饭似的不停地干活。那时，我曾看见父亲眼里的泪水，后来她为了给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本来得的病是不能结婚的，但她还是头也不回地去了。嫁出去的第二年，姐姐就去了。她在我父亲的怀抱里永远地睡着了。我帮着我的父亲给我的姐姐穿好衣服，共同把我们最心爱的人安放在父亲耕种过的土地里。过了一年，我父亲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二。

不久，我就离开家门，发誓要出去挣钱，为父亲箍几孔新石窑，并让他在后半生把猪肉吃够，白酒喝足，最好是让他老人家醉上三天三夜。

1979年盛夏，这是一个难忘的季节，我在延安揽了两年工以后见到了被父亲七岁上送给延川我大伯当儿子的路遥。我们本是亲兄弟，但又是那样的陌生。过去相互都知道，但说话不到10句。没想到我们一见面就是三天三夜没睡觉。他当时刚写完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精神状态极好。那一次，我的哥哥告诉我，7岁上，父亲送他给别人当儿子时，怀里头揣着一角五分钱，步行了200多里路，只吃了一顿饭。这就是用一角钱买了两碗油茶，都让我哥喝了。父亲剩下的5分钱是返回时的路费。

当路遥听说我离开家的理想是箍窑卖猪肉买白酒时，他没有笑我“农民意识”，却像朋友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哥哥，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人物，我只想用我的苦力改变咱那个不成样子的家。这一生就是卖掉裤子也要保住父亲的尊严。”

“侯曼（我的奶名），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物，而且最好是文化上的大人物，我要写厚厚的一本书，告诉世人，我们不是祖宗五代是文盲，这一代要改换门庭了。”

这就是我们那一次分手时的相互赠言。我去了铜川煤矿掏炭去了，他到甘泉县开始写他的《人生》，当时的书名叫《沉浮》，在以后10多年的岁月里，我和路遥共有300多次的相互通信，在不少信件里，都谈到了我的父亲和姐姐。

今天，他比我的父亲先去了，我再也不想让父亲又一次为他的亲骨肉送行了。赶忙发电报让其他家人做好他老人家的工作，绝对不能让他来西安。

我和路遥1991（年）彻底地周游了一回故乡。当我在一个小镇子上找到我父亲，让他一块上车坐在后排，走了四五里路时他突然指着坐在前排的路遥，悄悄地对我说：“那是谁？”路遥又一次转过脸来让他看了半天，父亲还是没有认出因写《平凡的世界》变得向稿纸永恒佝偻下身子的路遥。父亲不会知道他的儿子此时早已染上了乙肝，而且是“老三阳”。此时，路遥向我看了一眼，眼睛里肯定有泪水。因为，我们家里再没有人像我对泪水如此敏感了，于是，我对着父亲“介绍”道：这是你的儿子，路遥。父子俩奇迹般地就在车里握了一下手，父亲并把我的手也拉过去，又一次紧紧握在一起。这是我父亲对他两个儿子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礼节。我们是父与子，兄与弟，但现在成了朋友了。

1988年5月28日，路遥带着刚刚写完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们一起去太原找作家郑义，有要事商谈。顺路回到家里，（路遥）指着厚厚的10本稿纸说：“爸爸，这是我写的书。”只见我父亲在纸上摸了摸说：“你受苦了。”路遥一下就感动地把身子转过去了。我知道，《人生》《平凡的世界》一二部发表后，评论家们写了那么多高深的理论，但加起来的分量也没有我父亲赞美路遥这般深刻。我半开玩笑地说：“爸爸，你现在把猪肉吃够了没有？”我父亲说：“不爱了。”我一下子紧紧地将只有1.50米的父亲抱在怀里。从小在我眼里那么高大的父亲，此时在我怀里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亲爱的父亲，你知道吗？我和路遥1985年初，在兰州火车站散步的时候，（我和路遥多次都是在到西安火车站以后才决定去什么地方）谈起你的辛劳。我们都失声地哭了。路遥也就在那一次说：“爸爸一生留给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吃苦！今天，我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人物草图和地形草图绘完了，不久就要进入实战，要用父亲的精神去完成这部需要牺牲全部青春的作品了。小说一完，我就步入中年了。”在抄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他和我的姐姐一样吐了一口血，他有一种预感，实际上是心灵深处的恐惧。为这一神圣的暗示，他在后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用了大段文字谈到了他对死亡的感受，没想到中年已经成了他的终年。

我站在省作协招待所的窗前，看着院子里摆的花圈，泪水静静地流在肚里。我曾在我的姐姐的墓前发过誓，从今后，我已无泪！姐姐，你去是无奈的，大哥，你呀，你！！！

爸爸来了，他还是从千里之外赶来为他的儿子送最后一程来了。当他突然被别人架扶在我的面前时，我惊呆了。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送完他的儿子，他还能顺利地返回陕北吗？

房子里的友人和家人都很快出去了，他们都知道我要和我的父亲单独悲痛地待会。“爸爸，你哭吧，你就在我的怀抱里放声地哭吧。”我紧紧地搂抱着他说。我的父亲不仅没有哭，而且有力地对我说：“你哥的任务完成了，今后家里的大梁就靠你一个人挑了，你是在我面前从不流眼泪的一个儿子，这多年，也受了不少的苦，今天你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不然会病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连他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的父亲。我真想跪倒在他面前，满足他的愿望，但我怎能呢？

爸爸，你是了解我的，我14岁开始就站在你的身旁，和路遥一起帮扶着你老人家度过一个一个天灾人祸的难关，今天一场黑雪又下在我们的头上，你担待我，我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我不哭，我永不哭！我又一次紧紧地抱住了我的爸爸。

我曾和路遥无数次规划过带着父亲到大城市去，让他坐火车、坐飞机，这是父亲第一次来西安。爸爸，你永远也不会真正理解我和路遥对你的敬重和对我姐姐的思念！

后来，爸爸平静地对我说：把路遥的遗体运回陕北由他亲手安葬，我对他说，要火葬。父亲问，你哥能不火葬吗？我说，不能，这是公家的规定。当他知道公家有规定时就悲哀地告诉我，那就一切按公家的来。一切按公家的来，这就是我父亲一生对这个社会的信念。他外部平静内心带着刀割的悲痛回陕北去了，不久，他又该下地了。

我静静地在路遥的骨灰面前抽了一盒烟。我和他整整相处了13年，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的历程，我们一母同胞，情同手足，但我们兄弟也有任何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我知他知，（真实的内容、真谛、原因）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矛盾冲撞。

我们兄弟俩曾是我父亲精神和物质上的左右大将，现在我只能（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段话）对他说，亲爱的哥哥，（虽然上帝安排你先走一步，那你就去吧！等我办完我应该办的事后）自然，上帝为你安排的宴席让你先走一步，那你就先走吧。我深信那里还有很多空着的位子，我干完我应该干的事后，也会如此赴宴的。现在我不能去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要在适当的时候给（人间，活着的人，这个世界，喜欢你的读者）留下一个真实的路遥并真实地告诉我们兄弟之间所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

你放心，他们会喜欢，肯定甚（胜）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要让你和你用生命换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一同在人间永生。安息吧！我心爱的早去的两位亲人。

补记：近日有人因完成路遥未动笔之作品和以悼念路遥周年为名拉赞助而挣了不少钱，甚至有人还把悼念路遥的文章打上广告字样在报纸上刊发，以此来推销自己的作品，这里一并，我表示祝贺。路遥贫困一生，但他的内心还是希望有的人富起来的。这里要劝告这些早日想成名和致富的人们，不要欺骗读者，不要违法，更不要吃“蘸有人血的馒头”，因为路遥历来视读者为上帝！把尊严当生命！请你们饶了他吧！请你们饶了他吧！

此文的写作时间与背景

从此文补记中提到的时间来看，其大概动笔于路遥逝世不久，而完成于路遥去世一年之际，即1993年11月左右。是王天乐发现社会上有人借纪念路遥逝世一周年之名挣钱而联想到路遥生前的经济拮据以及他们家长期的贫困情形，从而悲伤而深情的写下了这篇文字。

他所谓有人借路遥逝世周年之名拉赞助者应该是指曾出版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的作者航宇，因为航宇自述由他发起并举办了路遥逝世一周年纪念会：

我多次找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向他讲了我的不成熟想法，想把《路遥在最后的日子》改编成电视片，争取在路遥去世一周年时播出……而我的任务，不仅要承担《路遥》电视片的撰稿，还要筹措拍摄经费，如果经费落实不到位，一切都是纸上谈兵。①

为此，航宇找榆林地委领导帮忙获得赞助3000元②，又通过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申沛昌得到赞助3万元③，最后终于赶在1993年11月17日，于西安秦大饭店，隆重举行了纪念作家路遥逝世一周年活动④。由此可见，王天乐所言非虚。

然而，此时王天乐的身体欠佳，精神状态更差，他在手稿中多处涂抹的印迹以及某些地方的语无伦次就是最具体的表现。但即使这样，他仍然对利用路遥的名义发财致富的人表示祝贺，并劝告他们不要欺骗读者，要遵守法律，不要吃“蘸有人血的馒头”。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两相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航宇在20年里用两本书伤害路遥以及王天乐是多么狭隘和不友善。

当然，写作此文的主要原因是，王天乐试图把仅仅27岁就已早逝姐姐的苦命与勤劳和一生为儿女受苦的忧伤而坚强的父亲，以及敏感、坚毅的大哥路遥，这三位亲人的形象轮廓素描在读者面前。

姐姐和父亲的素描

父亲和姐姐曾是路遥和王天乐兄弟俩一生的牵挂，也在路遥的创作之中经常出现并作为他写作的动力和源泉。

王天乐的姐姐，即路遥的大妹，小名叫荷，大名王秀莲。出生于1951年，1978年去世。荷是他们兄弟心中永远难忘的亲人，特别是她被饿死这种残酷的结局给路遥和王天乐的精神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刺激。路遥一直想以他的大妹为题材写一部小说。晓雷回忆道：

他（指路遥——笔者注）为我描述他的因贫困和疾病而受尽磨难从而早夭的妹妹的故事。他描述他家乡那黄土沟壑中的一棵老槐树，他把妹妹的故事和老树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就要写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题目就叫作《生命树》。⑤

但路遥又沉痛地表示，这本书必须在他50岁以后才能写。

路遥对我（王天乐——笔者注）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