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浪漫派诗学一辩

以赛亚·伯林曾不免片面地认为，“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原则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而浪漫主义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意识（而非相似性意识），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①。这一见解似乎已成为一种定见或共识，如恩斯特·贝勒尔也持同样的观点：“浪漫主义思想对哲学的历史架构、哲学知识的内容、哲学推究的结果或思想系统尚且态度冷淡，并无多大的兴趣。相反地，它背离了这些基准，形成了自己的反思媒介，即艺术、诗歌和文学，它们均可独立于历史关系而存在。反思、理论和哲学在艺术、诗歌和文学领域的这种入侵被解读为文学现代主义意识，把它看成一个‘为诗歌而诗歌’的过程，它把自身的独创和批判、反思的话语糅合起来。”②其认为浪漫主义不仅对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感到漠然，而且还是它的背离者，至少也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为诗歌而诗歌的存在。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忽略或定见，或许是源自这一讨论过多关注到浪漫主义的概念层面，而轻视了浪漫主义诗歌与艺术中的“感性的政治”维度。由于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只有回到语言自身的层面，我们才能理解浪漫主义诗歌与艺术对政治、伦理等问题的关切。施莱尔马赫在讨论语言的意义构建作用时说：“语言是使思想成为真实的方式。语言不只是单个的表征的复合体，也是一个表征的关联性系统。每一个复杂的词语都是一种关系，每种言说行为都只能被确认为，语言使用者在其生命所有时刻的确定性中的生命的一个时刻，而这只能来自其环境……其民族性和时代的整体性。”③

在浪漫主义的艺术中，“自然现象具有的意义不再受自然秩序本身或它们所体现的理念的规定。它的规定是通过这些现象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是在它们唤起的反应中。自然和我们自身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媒介，不是靠客观的理性秩序，而是靠自然在我们内部的共鸣这一途径。我们与自然的协调不再属于实体等级制的认识，而在于能释放我们自身内部的回应”④。这个与自然之间有着内部共鸣的“现代主体是自我规定的，而按照以前的观点主体是在同宇宙秩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⑤，而风景观念在浪漫主义诗歌与艺术中的诞生，它所强调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决定作用，而是唤起自我内部与之相应的本性，或一种对内部共鸣的回应，浪漫主义的这一观念将自然、自然本性或本真性视为自我的根源，这一浪漫主义的艺术革命，包含着对自我实现的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探寻。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雪莱《为诗辩护》强调了人的自由不羁的内心力量，及其与人的“天赋的感觉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创作时，人们的心境宛若一团行将熄灭的炭火，有些不可见的力量，像变化无常的风，煽动起它一瞬间的火焰;这种力量是内在的，如花朵的颜色随着盛开或枯萎，逐渐变化或褪落，而且，我们天赋的感觉能力也不能预测它的来去”⑥，这是现代政治伦理中的自为规范的主体。雪莱《致云雀》也可以理解为对诗人的声音及其伦理功能的一个比喻：

整个的大地和大气，/响彻你婉转的歌喉，/仿佛在荒凉的黑夜，/从一片孤云背后，明月放射出光芒，清辉洋溢遍宇宙。

我们不知你是什么，/什么和你最为相似？/从霓虹一般的彩霞/也降不下这样的雨，/能和你出现时降下的乐曲甘霖相比。

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吟诵着即兴的诗韵，/直到普天下的同情/都被未曾留意过的希望和忧虑唤醒。⑦

雪莱问云雀“我们不知你是什么，什么和你最为相似？”，又接着回答说，云雀“像一位诗人，隐身在思想的明辉之中”。诗性真理不是通过概念，而是通过体验、沉思和启明的时刻来证实。它们是被感觉或自觉乃至于是被想象力所证实的。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说：“理想中完美诗人能将人的全部身心都调动起来，……他身上散发出统一性的色调和精神，能借助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力量，使它们彼此融化为一体。这种力量我们用‘想象’这个名字来称呼它。它能使对立的、不调和的性质达到平衡或变得和谐。”⑧布莱克认为“在一书中第一个意念最佳，在其他事物中再思的结果最好”⑨，他在《没有自然宗教》《一切宗教皆为一体》中，提出自然与想象的理论时说：“诗的，或者创造的才赋——想象——是创世前永恒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生命的源泉、内在的动力，因此也是人类一切活动源泉和生命力。”⑩浪漫派拒斥那种进行审判的、道德化的上帝，而寻求在人们自身体现出来的崇高的创造性力量，或者说寻找诉诸情感、灵感而不是智力的或道德的宗教。浪漫主义者所说的神性、上帝与宗教感通常指向的是一种感性体验，就像他们心中崇高的自然景观，而非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如托马斯·格雷所说，“总是有一些场景可以让无神论者因为产生敬畏之心而去信仰”11，但浪漫主义对神性的事物及其仪式的理解不再是一种约束性或规范性的力量，而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它对人的感受力来说无疑是一剂令人兴奋的激励。

布莱克在《致巴兹先生》12一诗中揭示了在自然中、在平淡无奇的事物中神话般的意识和多重的伦理感受：

告诉我：“每一个山丘/每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汪泉水、一块岩石，/大山、小山、海洋和泥土、/一切花草和树木，/云彩、陨石和星星，/都是远望中的生灵。”/我站在来自天际的/晶亮的光之流里，/看到弗尔凡村庄，/在我发亮的脚的下方，/……在生命的泉水边站立。/这便是我在无边的海洋上/见到的一个幻想。13

自然世界复杂的有机体在诗人的意识中自由地生成了一种瞬间知觉，“每一个山丘每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汪泉水、一块岩石，……都是远望中的生灵”，诗歌中神秘主义的自然有灵论和基督教世界的神话，获得了更为人性化的温暖人心的复现。尽管布莱克自认为是基督的信徒，但他的诗中并不乏诺斯替主义或灵知主义的奇思妙想。卓越的想象力和对世界丰富的感受力让一个诗人摆脱了任何教义性的成见，朝向未知的智慧敞开身心。布莱克的诗歌表现出我们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词语和它深远的多重语境一样互相渗透、互相重叠。无论是一切存在物都是“远望中的生灵”，还是诗人对词与物及其多重语境的并置，都表明了一种抒情力量的解放，一种更加感性的政治伦理。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写道：“人没有相对灵魂而独立的肉体;因为被叫做肉体的是灵魂中被五官感觉到的一部分，而五官是这个时代灵魂的主要入口。”14在布莱克看来，每一种可见的事物都是“真理的幻象”，诗人的使命和先知一样，都是为着清洁人的“知觉之门”，从而“唤起别人进入无限知觉的愿望”。在布莱克眼中，宗教、哲学与诗歌是三位一体之物，而且需“从属于诗的特质”。

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诗性智慧、诗意想象和宗教启示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柯勒律治所说，宗教是“人类的诗”，这和诺瓦利斯所说的“宗教是实践的诗”，而诗歌是“人类的第一个宗教”的洞见一致。正如帕斯所指出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最早肯定了诗歌在历史和精神方面的优先于官方宗教和哲学。对他们来说，诗意的词语就是奠基性的词语。在整个大胆的肯定中有着现代诗歌在宗教与意识形态面前同样呈现的异端之根。”15事实上，当“笃信”宗教的华兹华斯、布莱克和诺瓦利斯等人将宗教与诗歌视为一体之物时，他们的思想实在是将宗教思想的永恒性重置于可变的历史过程，或者以诗的方式将宗教想象力重置于它的“原初时刻”，更是对诗歌语言重要性的一种强调。在此意义上，这些保守的诗人与自由派诗人雪莱、拜伦等对想象力和“更微妙的语言”的推崇并无根本的冲突。

存在于费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断篇中的一种诗学观念是：“诗是一种共和主义式的讨论，一种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的讨论。其中各个部分都是自由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决策。”16就像在布莱克的诗中，“一切花草和树木，云彩、陨石和星星，都是远望中的生灵”，在这样一幅共和主义的世界图景中，泛灵论的观念与基督教故事的变形记、真实的情感关切与神话式的幻想融为一体。

置身于可见的自然世界、让想象力进入“无限的知觉”，给未知的事物或未知的现象命名，浪漫主义诗人并不是去努力发现什么原始物质、原始元素，他们并不寻求以推论、系统、缜密的方式，呈现出一个统一的存在。他们并不在同一性和确定性的语境中说话，而是满足于启发、暗示、编织隐喻之网。他们的诗学是共和主义的也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将自我的根源置于自然和自身的内在属性之中。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迷悟磨利了我们的知觉——

那神话终于不再把真理掩蔽。

有福了，谁变得聪慧并不再把世界苦苦思索，

谁渴望从自身求得永恒智慧的宝石。

只有理智的人是真正的炼金术士——它把一切

化为生命和金子——不再需要炼金药。

他体内神圣的烧瓶热气腾腾——国王在他体内——

特尔菲也在，他终于领悟了那个：“认识你自己！”

有人成功了——他撩起伊西斯女神的面纱——

可是，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奇迹中的奇迹——他自己。17

在诺瓦利斯看来，“神话”曾“掩藏”了一个真理，在人们“苦苦思索”世界的过程中，那“迷悟”的“知觉”曾在诸神作为人们共同的思想视野和道德原则中，在斗转星移、日夜交替、四季的更替与此世和彼时、罪孽和道德救赎之间，在由宗教与诸神建立起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契合或象征关联中寻找意义的启迪，自然—象征的世界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人理解自身的历史语境建构了一种宗教社会现实。但现在，“热气腾腾”的“神圣的烧瓶”使附着在“真理”上的神话价值随着自然科学体系的日趋成熟而蒸发了，“近代的精神对他来说是祛魅了的精神”18。

但是，当诺瓦利斯用诗歌而不是“烧瓶”“撩起伊西斯的面纱”时，正如化学抛弃了火神，他抛弃了曾经在法律、采矿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抛弃了用实践经验阐释宗教—象征体系的关联与生活世界的论证关系，“认识你自己”——这被镌刻在希腊特尔菲太阳神庙上的箴言被诺瓦利斯转化成一种诗学经验，“曾经是先于诗并供模仿之用的自然，现在与诗一起，在诗人的创造性中，分享一个共同的起源”19。岁月中古希腊罗马时期“理智的人”、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等级社会中的“国王”，甚至箴言，这些历史中曾掌管着“生命”的秘密与意义的象征性载体，在与原有象征体系契合日渐枯竭的过程中，又再次被诗人象征的感受方式，创造了一种诗意的神话、一种自我的内在性神话。在这种新的神话中，自我、自我的创造力与感受被置于理解世界和形成一个新世界的中心，象征在此成为一种可逆的转换，在祛魅了的自然世界中，进入了更深层的内在自我——“理智的人”“炼金术士”“国王”与“生命”成为自我实现的象征化的修辞，成为“奇迹中的奇迹——他自己”。

从宗教象征体系到自我认知、自我表现的修辞转换，意味着人类社会和道德秩序发生了改变，意味着个体生命在“原初时间”达成的道德契约在诗学表达范围的断裂或失效，它继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为对象征秩序的反思。诗人在伊西斯女神的“奇迹”中看到的，是一个自我的形象，认为秩序的和谐、“智慧的宝石”及其力量的源泉都来自自我，神灵和国王也在自我的体内。一个内在的自我意识形象，“不再需要炼金药”即可发现“把一切/化为金子与生命”的自我。诺瓦利斯的“他自己”在此处指向的是，作为一种诗学的无限可能性的自我，或布莱克所说的“无限的知觉”能力，他将历史中掌握着生命秘密的神圣修辞，位移至一个自我所体验的生命时刻。可逆的象征修辞虽然表面上使这两种形象在诗歌的语言中互相重合，但事实上它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主体观念，它涉及的是人的主体性与经验世界的关系，并与人们对意义秩序或符号秩序的理解变化有关。上帝的创造及其诸神的秩序作为意识的最高形式，在前现代社会中掌管着人们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但现在，在寻求“生命秘密”技艺的道路上，人们已经不需要再借助城邦中“理智的人”、散发箴言的先知、通晓神灵世界的法师、圣贤的君主，不需要手握“权杖”的掌管人才能确定自己命运，以及生活中一切的因果联系，个体不需要从自我之外获得价值合理性的解释，理性、炼金术士、国王已在修辞的转换中，成为“他自己”。“诗歌与魔术及炼金术相接近的观点自18世纪以来就相当普遍，它在诗歌行为中看到与魔术和炼金术操作相契合之处，后者希望通过使用一种神秘的物质让低等的金属转化为黄金”，“这属于现代特有的倾向，即将诗歌置于智识和复古的神秘魔术之间的张力中”20主体的自由意识、无限的感觉、想象力与创造性已成为个人在经验世界中存在的理由。这是诺瓦利斯给予了诗人新的身份，“先知”“炼金士”或“通晓神灵世界的法师”与“圣贤的君主”，皆需转化为主体内部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