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粉丝的批评家

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中，粉丝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粉丝的消费（如订阅、追更、打赏、评论等）直接刺激着网络作家的生产，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甚至会酿成不大不小的事件。例如，2013年，一位狂热的铁杆粉丝竟然豪放地为自己的偶像作者送上1亿纵横币（折合人民币100万元）的“打赏”，创下了网络文学界有史以来粉丝“打赏”作者的最高纪录①。于是人们惊呼网络文学狂热粉丝背后的巨大商机，粉丝经济也成为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热门话题。

粉丝现象与粉丝经济无疑是值得分析的，但我更想谈论的是一种特殊的粉丝——学者粉丝（aca-fan）。正是基于这一写作动因，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教授才进入了我的视野。但是，要弄清楚邵燕君这个学者粉与网络文学的关系，我们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从学者到学者粉

邵燕君的出道之作是《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是她的博士论文，同时，作为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之一，此书也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本科生的“文学理论专题”课上推荐此书，或许也是当年影响的一种结果。

无论从哪方面看，《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都是介入1990年代文学现场的一种尝试，其中体现了一个年轻学者独特的眼光和问题意识。邵燕君指出：“中国当代的‘文学场’是在一个‘前市场’的时代形成的。它需要对抗的只是‘政治场’——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专业作家’到‘职业作家’等口号的提出都显示了这样的努力。”②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因为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一个“文学场”的话，此前这个场无疑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作家的写作、作品的发表或出版）和管理体制，无不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纯文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文学自主性也成为作家们努力的目标和理论家阐释的话题，但是“文学场”主要还是在与“政治场”较量，“经济场”虽已处于萌芽状态，但还无法对“文学场”构成真正的影响。

变化出现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启动，文学场的格局也开始发生裂变：纯文学跌入低谷，通俗文学作家王朔迅速走红，市场开始显示出威力并对作家构成种种诱惑。这一时期虽有“抵抗投降书系”③面世，而所谓的“抵抗投降”显然包含着对市场的抵抗，但与此同时，“经济场”也越做越大，并开始对“文学场”形成强有力的挤压。邵燕君特别指出：“从1993年、1994年开始，‘雅俗文学’开始合流。合流是从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方面，80年代构成‘纯文学’内在动力的先锋性日益减弱，‘纯文学’逐渐转化为带有经典意味的‘高雅纯正’象征，并越来越趋近于以‘白领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时尚趣味，从而在经过整合后的市场中重新获得定位。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拥有广大读者市场的作家（如池莉、张平）在文坛的等级地位获得明显提升。图书市场上的‘好卖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好书原则’，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纯文学杂志的发表原则。这都说明，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形式创新为特点的‘文学自主原则’正受到‘市场原则’的严重挤压。”④

实际上，这也正是邵燕君进入当年文学现场的历史语境。由于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处在一个市场化的转型时期，她也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生事物”：期刊“改版潮”的发生与发表原则的转变，出版体制的转轨及畅销书生产模式的建立，文学评奖与批评方面“象征资本”的颁发与转化。这是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生产机制转型期所发出的重要信号。全面分析这本著作的相关思考并非笔者的任务，我仅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彼时邵燕君在其成名作中意识到了怎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与她后来的学者粉身份又形成了怎样的对接。

首先是雅俗问题。在精英文化的传统中，一般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纯文学，通俗文学或文学中俗的因素则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但由于邵燕君面对的是期刊改版、畅销书生产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关系或雅俗之别的问题框架便常常成为她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而在雅俗转化和雅俗合流的问题上，她偏向的往往是俗而不是雅。例如，当残雪等人把纯文学看成“文学金字塔上的顶尖部分”，认为纯文学的读者需要培养时，她便以改版潮中的事实予以反驳：“他们今天仍理直气壮地宣称如‘纯文学就是写给少数人读的，不被大众接受正是其宿命和骄傲’一类的观点，正是当年‘维新’的《北京文学》极力鼓吹的，也是今天以大众为‘衣食父母’的《北京文学》意欲‘颠覆’的，同时也是李陀等‘重说纯文学’的学者认为需要反思、修正的。”⑤这就意味着，当改版潮来临时，许多刊物已不再坚守纯文学的价值标准，而是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延伸，向着俗的一面拓展。邵燕君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种雅刊俗化的倾向。

又比如，在反思“布老虎”丛书的生产理念和“翻船”之作（《上海宝贝》）时，邵燕君又有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议论：

要树立积极健康的畅销书创作心态，还必须从根本上提升对畅销书文学价值的认识。畅销书的“俗”虽然需要包含庸俗，但不意味着停留在庸俗的层次。更不意味着必然会滑向低俗。“俗”可以是通俗、世俗，是人情世故，是生活最基本的层面，每个人都怀有的最基本的欲望。如果不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俗”，畅销书的题材必然是狭窄偏异的，创作者的心态也必然是扭曲的。……相对于纯文学的读者，畅销书的读者是更纯朴的读者，他们倾向于认同，认同也是畅销书的命脉。认同的前提是信赖。所以作家不但要“大大方方地俗”，还要“认认真真地俗”。虽然创作畅销书的目的是为了赢利，但赢利的前提是，畅销书作家必须理解读者的俗，尊重读者的俗，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俗，同时，有能力提升读者的俗。“雅俗共赏”的“雅”是从“俗”里升上来的，没有“贴心入骨”的沉入，就没有“由俗入雅”的超越。⑥

此番论述虽然是在给作家与出版社“支招”，但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对“俗”的看法和某种认同。一般而言，一旦在雅俗的二元关系中面对俗，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庸俗、低俗和媚俗，从而对俗退避三舍或批而判之，但邵燕君却看到了俗中符合人性的一面，并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肯定了俗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通俗并且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便成为畅销书生产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也是邵燕君通俗文学观的首次亮相。当她后来关注网络文学并成为网络文学的学者粉时，我们应该从这里寻找她之所以如此的学术“基因”。

其次是读者问题。虽然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早已深入人心，但一般来说，当代文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还是作家作品层面，读者问题或接受维度往往不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邵燕君却打破了这种局面，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她对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关注与相关思考。

《平凡的世界》于1986—1988年面世，当邵燕君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已在世间流传了十五个年头。然而，她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五年来，这部小说虽然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书写之中（例如，洪子诚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这部小说或者只字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但是在普通读者中却竞相传阅，口碑甚高，而这种口碑又体现在一系列调查数据和相关评选中。通过对调查与评选的呈现，她则形成了如此看法：“《平凡的世界》对读者的影响不但是广泛深远的，而且它的读者群是不断更新的，这正是长销书最重要的魅力特征。长销书与畅销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并不一定曾轰动一时，但是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止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通过一部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和长期的凝聚，处于零散状态的个体或小群体的认同感悟逐渐融合，可能汇成一股‘内力深厚’的社会性的文化力量。十几年来，《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产生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平凡的力量’。”⑦

通过以上思考，邵燕君更想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甚至成为一种“潜在的市场资源”⑧。而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因为注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邵燕君也就把《平凡的世界》从学院派的忽略和遗忘中拯救出来，并让学院派人士意识到了它的价值。而这种靠作品人气、口碑和影响力自下而上识别文学名著的方式，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学院派的遴选传统，另一方面也暗合了后来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思路。甚至我们可以说，邵燕君对《平凡的世界》的关注实际上是她后来进入网络文学现场的一次彩排，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名著影响了包括猫腻在内的一些网络文学作家，从而让她在面对网络文学时有可能产生一种亲近感，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网络文学虽种类繁多，但它们像《平凡的世界》一样也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而普通读者阅读《平凡的世界》时所形成的认同机制或小群体的认同感，实际上又是网络文学接受过程中粉丝现象的一种预演。邵燕君从关注普通读者出发，到“坚定不移地站在网文原生力量一边，站在粉丝部落文化一边”⑨，再到最终成为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者粉，这其中或许存在着隐秘的逻辑关系。

邵燕君对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这也预示了她今后的研究方向。于是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后，她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北大评刊论坛”。她与她的同道选择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十种文学期刊，逐期阅读，逐篇点评，坚持了六年之久。然而就在“北大评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时，邵燕君却急流勇退了。为什么她要做此选择？起因在于她对期刊文学的失望：

这个工作越做下去我的内心越是惶恐。因为，对期刊文学了解越深，我的失望也就越深，这些号称支撑中国主流文坛的作品，离现实生活太远，离我心目中的当代文学距离太远。更让人悲观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不在作家而在体制，那个曾经让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期刊和专业—业余作家体制，由于市场化转型的失败、片面追求“纯文学”理念等多重原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障碍乃至坏死，所谓的“文学圈”甚至不是一个遗世独立的象牙塔，而只是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子。大量的读者和业余作者流失，特别是年轻人大量流失，伴随圈子化的是老龄化和边缘化。这样的土壤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当代文学？而能产生当代文学的土壤又在哪里？我在失望中一步步陷入绝望。这是我的“绝望时刻”。⑩

这样的绝望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做任何一种研究，研究者都必须对其研究对象充分信任，假如无法与其研究对象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其研究也就失去了动力，或者即便还要勉为其难地进行相关研究，其价值依托已不复存在。当邵燕君对主流而正统的当代文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时，她所遇到的也正是学术研究中的这一根本问题。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她把目光投向了网络文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2010年前后的网络文学已蔚为壮观。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研究也风生水起，逐渐成了气候。比如，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就早已率领其团队进入了网络文学现场，并且不断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迟到者，邵燕君该如何转换自己的角色，又该如何面对声势浩大的网络文学呢？借用毛泽东的一个说法，她采用的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路数。比如，接触网络文学不久，她就开设了网络文学的研究课程，而选课的学生大都浸淫在网络文学的世界里，远比她懂得多。这样，教学过程中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景观：“老实说，这5年来不是我在给他们开课，是他们在给我开课，至少是我们在共同学习。”11正是在这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邵燕君潜入到了网络文学的海洋中，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爱——成为猫腻的粉丝。“这样的经历使我敢说，对于网络文学研究，我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虽然还很浅）‘学者粉丝’了。”12当她在2015年说出这番话时，似乎还显得底气不足。而两年之后，她对“学者粉丝”则有了如下表白：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美国著名粉丝文化研究者亨利·詹金斯说，当他的导师约翰·费斯克自称是“粉丝”的时候，他的意思仅仅是很喜欢某部作品，“但是当我自称粉丝的时候，我是在宣布自己是特定亚文化的一员”。我最早说自己是猫腻的粉丝时，也是指很喜欢他的作品。但随着阅读的加深，随着看他在小说内外的各种“撕”，我确认我和老猫“在一起”，和“大撕”后仍愿意和他“在一起”的粉丝们，属于一个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