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人·情人·姐妹

八十年前，作家萧红在香港弃世。人们始终不曾忘记那个命途多舛、客死异乡的东北女子。关于萧红的研究始终是现代文学界的热点之一;吊诡之处在于，人们对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甚于对其文字的关注。关于萧红生平的叙述据统计有近百种，在现代作家中恐无出其右者，只是值得一读者不过四五种而已。萧红的人生传奇、情感苦痛，很大程度上成了今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精神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更体现在几年前关于她的影像叙述上。无论是从传记研究，还是出版、传播等诸多层面考量，萧红生平叙述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与叙述动机，本源性地决定着萧红生平叙述的样态，而“恋人”“情人”“姐妹”，是八十年来萧红生平叙述中已然形成的三种看取角度，随之而来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文本样态。

一

1941年12月8日香港战役爆发，原本准备返回内地的作家骆宾基，在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的请求下，留下帮忙照顾病中的萧红。骆宾基日后自述，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晚上起，只有他陪伴萧红直到逝世，共四十四天①。骆宾基小萧红六岁，因与缠绵病榻的女作家独处时间过长，让有些人生出男女关系的别样想象，他亦被视为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萧红逝后，骆宾基和端木辗转来到桂林，借住在作家孙陵处。孙陵日后撰文，两人一天发生激烈争吵，骆宾基爆料萧红生前对端木的移情别恋和冷漠怀有深刻的怨恨而对自己示爱。骆、萧是否有恋情发生，旁人无从知晓，然而近年新出的资料又似乎对孙陵的说法有所印证。战争初起，萧红、端木、骆宾基转移至思豪酒店后，端木曾离开过九天左右。这大有在战乱中抛弃病妻之嫌的举动，让端木数十年来遭人深深诟病。日后面对当年为何离开的各路质询，以及对其“负心之举”的各种批评甚至谩骂，端木至死不作任何回应。在他离世十三年后，后任妻子钟耀群对来访者哭着说出个中原委：当年端木偶然发现了骆、萧的私情才一怒之下离开，然而到底不忍丢下就又回来了②。虽然逝者已逝，但可以明确的是，陪伴期间及至萧红逝世之初，骆宾基对萧红应该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或出之于单方面想象，或已然得到回应。“恋人”视角事实上内在决定着骆宾基其后对萧红生平展开叙述的态度以及文本面貌。

骆宾基著《萧红小传》完成于1946年11月中旬，距萧红弃世四年余，次年分别由重庆中原出版社、上海建文书店出版。这部八万余言的小册子问世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即便在战时，建文书店版亦多次重印，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多种版本行世。出自萧红最后人世逗留见证者之手的文字，自然容易赢得读者信任，至今它仍是萧红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恋人”视角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体察，主观解读的印记极其明显。萧红生性不愿敞开心扉，对自己和家族的谈论甚少，导致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至今阙如。即便骆宾基在特定情形下与其长时间独处，但从文字来看，他对萧红生平的了解着实非常有限，《萧红小传》更多参考了聂绀弩、许广平等萧红生前好友的回忆。

或许源于骆宾基更在意传达自己对逝者的知解，从而达成“一个人的纪念”;抑或受限于写作当时的条件，无暇对萧红身世甚至生日稍作查考。《萧红小传》关于萧红早年逃婚、落难以及家族等重要信息，要么出于臆断，要么源自讹传。问题在于，这本小册子是关于萧红生平较为正式、完整的初始叙述，极易让读者形成难以改变的原始认知。认知一旦形成，后来的萧红传记研究者，想要消除错讹的影响就非常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小传》虽是对女作家生平的简述，但那基于宏大叙事的立场却极其分明。“抗婚”之举被提升到“反封建”的高度，无视“读书”这一萧红出走行为背后个人化的动机;述及萧红逝世，书中所使用的章节标题是“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这一叙事立场，无疑为后来的萧红研究者过分基于宏大叙事的立场来解读萧红的生平和创作开了先河。

作者对萧红女性意识萌生、成型过程的描述，是《萧红小传》最为难得之处，具体体现于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五章，字里行间包含着骆宾基对萧红在男权社会的遭际和其内心苦痛的体察。这或许是骆宾基对逝者涌动于内心的爱意在文字上的体现——敬爱、怜爱，或恋人之爱。因了这份爱意，他体察到萧红身为女性的悲苦并一一细致道出。仅就“性别之累”这一层面来说，直至当下在关于萧红的众多生平叙述中，似乎还是以《萧红小传》最为强烈、直截。骆宾基对传主这份基于爱意的体察，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萧红生平叙述里几乎再也难以见到，而时见男性霸权话语，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关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前后两段情感纠葛的叙述，《萧红小传》基本能持一种中性立场，“没有刻意美化萧军，亦不曾着力贬低端木”③。他们在萧红生命中的进退，被平静描述为“相遇”和“分手”。萧红与端木的结合始终遭人诟病，从《萧红小传》的叙述分明可以看出，这是萧红主动选择，而非端木极尽谄媚追逐的结果。对比萧红生平的后续叙述者，骆宾基要客观、公允得多。

记录萧红在香港生活情形的文字比较匮乏，《萧红小传》的重大价值在于，作者作为目击者记录下萧红弃世前的种种情状，丰富了人们对她的了解。书中收录了两篇文艺腔十足的“谈话录”，日后有人以萧红当时喉咙插管的现实情形质疑其真实性。但萧红香港时期的生活鲜有记载，人们还是无法搁置这被质疑的文字。在我看来，“谈话录”的真实性应该不容怀疑，文艺腔或许是年轻的作者在萧红逝后传达爱恋与伤痛时的自然选择;而因了文艺腔背后那份情感的真挚与坦诚，骆宾基关于萧红生命终结过程的叙述并不矫情。如果再过数年，他仍有叙述萧红生平的冲动，自是另一番面貌。时日稍长，爱与伤痛亦会淡化，甚至被岁月彻底抚平、了无痕迹。二萧一起生活了六年，不见萧军留有关于萧红相对完整的叙述;端木跟萧红一起生活了四年，同样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骆宾基、端木都在北京市作家协会工作，一对冤家交恶数十载。巧合的是，萧军亦供职于斯，与端木同样恩怨绵长。作为三者的同事，作家刘心武感叹道：“三位跟萧红全有过刻骨铭心爱情的男士直到晚年也不能和谐。”④晚年骆宾基更将大半生对于端木的恨意，借《萧红小传》修订之机昭告天下，在“修订版自序”里着力强调香港战役爆发后端木对萧红的遗弃。20世纪80年代，萧红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骆宾基这些明显为了发泄私怨的言论，无疑加重了读者对端木普遍而深切的恶感。前文述及，端木确曾离开数日，但将其夸大为一去不返则全然罔顾事实，且与《萧红小传》正文叙述不符，该序更引发读者对萧红情感经历的关注。晚年骆宾基以萧红为媒介对端木发泄私愤远不止于此。在致友人信中，他抛出浅水湾萧红墓是衣冠冢之说⑤，更是无中生有。1957年8月萧红墓迁至广州，浅水湾发掘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骨灰的存在，而且据端木回忆，骆宾基亦是当年浅水湾安葬萧红部分骨灰的当事人之一。

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然让人对骆宾基的人格生出疑问，并影响到《萧红小传》的可信性。只是修订版面世之后，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不易见到，且繁体、竖排之于年轻读者已成障碍，大多还是透过广泛流传的修订版来了解萧红，那些错讹以及撰述者大泄私愤的偏见亦随之播散。不得不说，关于萧红生平的初始叙述，意想不到地沦为其生命中两位男性爱恨情仇的发泄，其样态就这样决定于叙述者的“爱”与“恨”。直至今天，《萧红小传》对于试图了解萧红的人们来说，早已是美丽的诱惑，无法规避，采信于是，却又得多加小心。

二

“骆宾基对端木的‘恨’，是否源于对萧红的‘爱’，旁人无从得知。”⑥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萧红研究，并持续数十年的美国人葛浩文，每每谈及萧红便深情款款，毫不掩饰地将其视为隔着时空的“情人”。葛浩文之于萧红研究的意义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关注并渐成热点，有赖于20世纪70年代葛浩文著《萧红评传》中译本问世，在书中他不无谦虚地写道：

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⑦

葛浩文首次针对萧红的生平与创作完整地展开学理性探究，《萧红评传》自问世至今在中、美有诸多版本流传。面对萧红生平中的诸多悬疑，葛浩文完全以西方的学术训练方式加以应对，言必有据，在注释里罗列他人不同观点来支撑自身的结论，如果材料还不足以支撑，则不作妄断，只是将问题存疑。这是对同时期铁峰、陈隄等人诸多武断结论的救正。葛浩文对枝节问题的审慎，还有作出结论的自信，彰显良好的学术素养，而在当时的中国萧红研究界，这些却最为缺乏。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萧红身世的“养父说”甚嚣尘上，葛浩文在注释里罗列了始作俑者陈隄所凭之据加以质疑，除了态度审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一针见血，认为身世问题对萧红作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而应在于萧红对她家世的了解与反映;换言之，萧红对父亲等长辈的不满是‘不可疑’的，而这种心理对她著作确实有其影响”⑧。如此富于理性的结论，至今仍令人信服。对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两段情感经历进行学理性观照，是葛浩文的萧红生平叙述最为人称道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众多萧红生平叙述者往往受自身对萧军或端木情感判断的左右，得出明显带有情绪性的结论，以致让人怀疑其叙述动机是否真正出于萧红。为了澄清萧红情感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葛浩文对萧军、端木、骆宾基等进行了深入访谈，留下屡被征引的大量珍贵资料。只是毕竟隔了近四十年的时空，被访谈者记忆的漫漶，或出于隐秘心理不自觉的讳饰，都会让真相不彰，因而对访谈资料的甄别就十分关键。葛浩文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审慎采信，始终保持中正立场。对于某些是非，其立场又极其鲜明，如关于萧红和端木是否是正式夫妻，葛浩文就果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端木与萧红是否成为正式夫妇是件颇有争论性的问题。萧军、骆宾基及其他大多数有关人士皆强烈否定，但端木本人于1980及1981年两次向笔者表示肯定，同时也将婚礼细节，甚至于参加婚礼的人名都细述过。即使此后的端木和萧红之行为、言论偶尔不像一般的夫妇，但这都不够否定他们结了婚一事。⑨

葛浩文对萧红生平基于学理性的叙述品格超卓，只可惜他对人对事的理性态度，对中国八九十年代萧红生平叙述者的影响非常有限。葛浩文对萧红重要作品的解读与评价，更体现了《萧红评传》的学理性;关于萧红的整体判断，亦与官方“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定调全然有别。《萧红评传》里的许多见解新鲜、超拔，只是当时没被充分看重而已。葛浩文认为《马伯乐》是“令人大为惊异的作品”⑩，但同时亦指出“过分幽默的倾向”是“最大的毛病”;并进而预判如能完稿，萧红将“跻身于一流讽刺作家之林”，而仅就完成部分“只足以证明萧红何以能在短短六七年写作生涯中，成为一个相当成熟而具有多方才华作家的理由”11。至今，《马伯乐》的成就仍然没有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认识，萧红那些天才的闪光，仍部分遭到掩抑。至于《呼兰河传》，葛浩文认为“文学评论家们在时空上距离战时的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这一看法，即为此书不朽的最有力例证”12。这些基于文本细读的结论，几乎不受中国意识形态时调的影响。正因如此，《萧红评传》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见解新鲜。

甫一问世，《生死场》就被鲁迅、胡风纳入民族国家求解放的宏大叙事之列，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自此，人们对萧红生平和创作展开叙述和研究时，“革命”“抗战”便成了自然加诸、无可置疑的标识。关于《生死场》的主题，葛浩文应该是最早的质疑者。他认为小说的反抗性自是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它反抗的是谁？又为了什么？”13而从篇幅上直观统计，小说涉及抗日部分不过全书的三分之一，且与萧军《八月的乡村》明显不同。在论述中他对滥调时有驳诘并果断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些眼光短浅的文学评论家竟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读者细读《生死场》之后将会发现，这种论调是难以立足的。”14葛浩文认为贯穿全书“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15。此番论述，或许是《生死场》问世以来，最早出现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学界的解读。近二十年后，葛浩文的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得到了一些海内外同行的回应与补充。摩罗沿着从文本篇幅进行统计、分析的思路，得出《生死场》是“一部断裂的文本”16，书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东北乡村巨大的生存困境;而在《重返〈生死场〉》中，海外学者刘禾更指出萧红所关注的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17。关于萧红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葛浩文明确指出将她定位为“抗日作家”不但是个误会，更小看了她的文学贡献18。这些观点完全超越了时调，即便在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更多还是在“抗战文学”“左翼文学”的框架下，谈论萧红的创作，评价其文学史地位。萧红的生平与创作，新世纪以来成了论述现代文学女性意识流露，甚至女权思想生成的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而《萧红评传》早就女权主义之于萧红有过专门探究，葛浩文认为萧红“本身就是个在男性傲慢，虐待和一个以女性为玩物而非同等地位的社会制度下的受害者”19;除《马伯乐》外，女权主义是萧红作品“最常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