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缚的女性？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悲情意义的一位女作家，萧红无疑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出走的娜拉”等“五四式”的女性启蒙主题，始终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是，作为文学上“起手式”的《生死场》，却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起的激进的抗日情绪，而给她“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①。在这些政治化的阅读与阐释中，萧红诸多作品中左翼的、救亡的、阶级革命的主题不断被发掘出来，而那些有悖于这些主题的内容，比如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历婚恋的失败和生育的痛苦后，所基于女性的脆弱和敏感而体验到的“可怕的寂寞”，则变成了她人生和文学中消极、灰色、落后的面向。但毕竟有鲁迅的褒奖在前，加之悲苦早逝的命运，所以在总体基调上，萧红在左翼作家阵营内部仍是获得肯定的，她那些“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的“弱点”，以及相伴而来的“病态”，也都能得到有限度的理解和同情②。萧红这幸与不幸的辩证法，不仅给过往的历史留下一抹温情，而且给她在新时期以来重获肯定埋下了伏笔。原先她作为“后五四”女性对于性别启蒙的关注，也直到这时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生死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不断重访的对象。其中当然不无“新启蒙”的推波助澜，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介入，也无疑是居功甚伟。在“新启蒙”视野里，萧红被认为“跟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并为她找到五四启蒙理想的源头③。此间因为女性主义的介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出对女性经验的挖掘。其中“女体”“生殖”“动物”“苦难”就成为关键词。而在这种情况下，萧红作为一名“出走的娜拉”的自我形象，及其在婚恋生活中的诸多不幸，也与《生死场》中受难的女性形象勾连起来了。

然而由此建构的萧红作为“后五四一代”的女性启蒙者形象，及其在五四延长线上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却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她虽然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却又时常感叹“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并因此总是给她笔下那些怀着希冀的女性安排了悲剧性的命运④。这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政治因素。比如民族救亡的危机不但限制了对萧红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解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她这方面的探求，所以如何在民族和女性天平的两端寻求平衡，就成为阐释萧红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因此而发现她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像这难题虽在鲁迅那里已有揭示，但萧红的作品中，却无疑包含了最为切己的体验。作为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就是这切己经验的产物，而其中的弱女子金枝，则又反映了她的观念，堪称她真实心境的代言人。在其中，萧红不仅“复写”了诸多像她一样的“金枝”们所经受的自然生理“刑罚”、男性权力欺侮、时代政治倾轧，而由此构成的文本“幻象”，尽管无法全部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却也毋庸置疑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性，而这深藏在爱恨交织情感中的反抗，不仅指向了日本侵略者，并且涉及自然的、性别的、阶级的多重压迫结构。所以，实在有必要以《生死场》及其金枝为中心，在众多解读的缝隙和越来越多的赞叹中，重构萧红不断面对的性别启蒙难题，以及她在探索女性解放路径时所不经意暴露的五四启蒙话语可能有的破绽。

一、“抗日”的主题与“金枝”的出路

在新时期以来的众多解读中，金枝因为游离了《生死场》的“抗日”主题而受到普遍的重视。但在原先由鲁迅的序言和胡风的后记所确立的民族国家视角下，她作为一名命运多舛的乡村女性，却因为没有办法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中心，而不免多少带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成分。如果说叙写“九一八”前后哈尔滨近郊农民普遍的生活，在乡野人物群像中反映苦难的现实，还多少带有左翼革命叙事的痕迹，但它所讲述的，却又不是一个阶级革命的故事，其中的一次反对土地增税运动，竟因为一场小小的意外，就偃旗息鼓了，接下来还是生老病死的无望循环。像这样“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竟占去三分之二篇幅，当然会让胡风觉得“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⑤，但到了后面，萧红终于还是让日本入侵打破了这些“愚夫愚妇”蚁子般的“为死而生”，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所以从叙事转折上，这大体算是完成了必要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小说从二里半家的山羊走丢了开始进入农民灰暗的生活世界，就成了一个别具匠心的安排。因为山羊的丢失而打破了生活中的平静，这似乎暗示他们稳定的日常中其实并不缺乏波折。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⑥，不仅是在鲁迅代为写序的上海，这哈尔滨近郊农村也如此，二里半竟因为找羊跟人打了一架，“那个红脸长人”并不理解他的急切，而只在乎“你踏碎了俺的白菜”;这当然不过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插曲，但也表明即使此后面对日本人的暴行，他们自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抗日”的主题无论如何都只能从外部植入。萧红在这个问题上应是遵从了自己的经验，但她仍然让日本入侵打破这一切，所以到最后，二里半因老婆孩子被杀，将心爱的山羊托付给老赵三，而一瘸一拐地奔赴抗日前线。这中间虽然是经历了多重曲折，并不断地旁枝逸出，但毕竟从开端到结束，都可以纳入由胡风强调的“抗日”主题所确立的叙事结构，而“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束，使得当时的读者们争相走告，并使日后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大声喝彩”⑦。

然而金枝这个萧红着力甚多的角色，却没办法在这里得到有效解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金枝突兀但却又重要的存在，让胡风感到不满，并因此指责《生死场》存在诸多的“短处和弱点”。这些胡风所谓的“短处和弱点”，已在后来的阐释中被重复了很多遍，其中题材的组织、人物的描写，都显然因为“抗日”的前提：如果不被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就被当作无效的、冗余的、散漫的，就是没有“向着中心的发展”的。但其实金枝从恋爱的幻想、欲望的冲动，到婚后的生产、婴儿的夭亡，再到后来流浪哈尔滨而受奸污，这些琐屑但却有着因果关系的碎片并不能说是“散漫的素描”⑧。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她性格的变化和态度的转移，而且能看到日本人的暴行所给她造成的恐惧和压迫。但她的反应却终究溢出了“抗日”主题：参与抗日集会的寡妇都高喊“千刀万剐也愿意”的口号，她却选择独自去了哈尔滨，而当她结束流浪重新归来，并见证日军挑破怀孕女人肚子的暴行后，王婆问她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她的回答竟仍是含混的。萧红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金枝从鼻子里作出哼声”，而后才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当然算是胡风所强调的对“抗日”主题的回应，但紧接着她又“转到伤心的路上去”，做了一个大煞风景的补充：“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⑨从金枝诸多“恨”的对象中，我们可以理解加之于她的痛苦根源是多样的，也并不难明白，她所置身的社会中存在多种对于女性的压迫力量。当时即将卷入“两个口号论争”的胡风，之所以跟鲁迅一起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担心为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会忽视左翼革命文学对阶级压迫议题的关注。然而在阅读《生死场》时，他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以为金枝偏离了“觉醒与反抗”的情感反应模式，自然也就抹杀了他所意在强调的“抗日”主题，所以才不免态度坚决地指出，“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⑩。

其实萧红也知道这个结果。从金枝的出场来看，她似乎有着“明丽”而又“新鲜”的性格，但萧红却无意给她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而就为着这诱惑，她“绕过人家的篱墙，躲避一切菜田上的眼睛，朝向河湾去了”。这看起来实在是温馨的一幕，她心里也一定有着幸福的憧憬，但很快成业就从浪漫的化身而成“两只脚的暴君”。她刚刚激起的恋爱幻觉，也被野性的欲望所填充，“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下面”11。众多的女性主义批评，刻意从这里发现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宰治，但却忘了萧红其实也肯定了原始欲望的正当性，所以在性爱的暴虐书写中特别指出“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12。而此后成业跟婶娘的对话，也预示金枝对于恋爱的幻觉、欲望的冲动，不过是走入了一个亘古的循环。因为婶娘“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也曾着迷于这种古典的浪漫情调。“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然而婶娘也一下子从这美好的幻象转入情感的交互场景：“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即便如此，她还是乐在其中的。所以紧接着强调“我欢喜做你叔叔的老婆”13，其潜台词中除了爱情的幻象，也还有对原始欲望的回味，而这中间，不过是用不断唤起的久远的恋爱记忆表达对于婚后现状的不满罢了。从这絮絮叨叨而又自相矛盾的中年妇女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从恋爱到婚姻的转变中，男性对于女性身体上的暴力，只不过是他们凭着原始的欲望冲动共同推动的前奏，悲剧的开端其实在于此后生产中的焦虑与经济上的压迫，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才因为身体的优势、传统的因袭和制度的保障，逐渐占据了宰治的地位。或正因为这个认识，萧红在小说中铺排了众多生殖的惨痛场景，但却总让未嫁的少女表现出明媚可喜的样子。她们似乎都怀着爱的期待，而同时对婚后的日常显露出恐惧的神色。事实上，“愁嫁”也正是萧红笔下诸多女性所共有的特征14。在这些人中，金枝显然更多了些懵懂，而又承担着未婚先孕的压力，所以此后她虽也是陷入亘古的循环，但却少了必要的应对能力。“刑罚的日子”似乎来得特别迅猛，即使侥幸挺过生殖的关隘，却还是在焦躁而又暴虐的男人那里失去早产的孩子。此后金枝的状况应是每况愈下的，等她再次出现时就已成了寡妇，而从隐秘的叙事心理来看，这或是萧红有意让暴虐的成业承担罪责了，但摆脱成业的金枝，却也没在身心上获得解放，而是更进一步陷入从都市到乡村无边的恐惧、欺辱和压榨了。

所以在这些恐惧、欺辱和压榨中感到幻灭的金枝，非但不能按王婆的引导而完全认同抗日的观念，反倒因为心思“转到伤心的路上去”，而将她的仇恨指向了“中国人”。王婆应该对此是深感诧异的，这是因为她并不知道金枝在哈尔滨的经历，而想当然地以为“哈尔滨一定比乡下好”。对王婆而言，她的前提是“村子里日本子越来越恶，他们捉大肚子女人，破开肚子去破红枪会”，但金枝在哈尔滨的遭遇中，却不仅对大街上的日本人心怀恐惧，而且受到了独身汉的欺辱。除此之外，所受到的压迫也一点不比村子里少。所以，到都市里去并不是出路，那么到尼姑庵去呢，却被告知那里的尼姑在“事变”之后，就跟着造房子的木匠跑了。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并在其中穿插了走投无路的金枝不忘提醒大肚子邻妇被日军开膛破肚的危险，以及五姑姑做义勇军的丈夫“死蛇一般爬回来”的情形。看似有意将叙事拉回到抗日的语境，但此外，萧红也以此确认宗教也不能提供救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胡风指出无论到哪里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然而与胡风不同，萧红也不认为抗日可以给金枝提供一条生路。所以，在萧红的认知和《生死场》所反映的现实里，日本人当然是邪恶的，但金枝所遭遇的苦痛，却并非全部来自他们。借用胡风的话说，“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是无所不在的，既如此，单单反抗日本人应无济于事。像这样的观念，其实在萧红那个时代的左翼阵营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况她从中学时代就阅读五四一代作家的作品，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左翼文化活动15。众多评论家也正基于此，纷纷指出萧红在《生死场》里并非纯粹表达一个“抗日”的主题，而迷茫于像金枝这弱女子的出路，也贯穿在她创作的心理结构和文本呈现的现实苦境中。至于鲁迅和胡风何以会在民族国家视角下忽视作品中对左翼革命和女性启蒙的观照，则又从新时期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论述中找到解释：不仅在社会舆论上民族救亡的危机，压倒了五四式的启蒙议题，而且这舆论的趋势也反映在《生死场》的阅读与接受中，并因此将对金枝的理解和阐释束缚在观念的锁链中了。

二、含混的“金枝”与“断裂”的文本

尽管金枝对于自己悲哀无助的命运的理解，是超越或消解了“抗日”的主题，但她悲哀无助的命运，却并不与抗日的内容相冲突。因为她承受的诸多苦难虽然并不是日本人施加的，但日本人的到来却无疑加深了她的苦难。自从天上飞来宣扬“王道”的飞机，路上不断穿梭“亲善”的汽车，“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但我们并不知道金枝是怎么成为寡妇的，而且萧红似也无意将成业的死跟日本人扯上关系。寄居到母亲家里的金枝显然过得并不舒心，这不单是因为更趋极端的贫穷，而且还有日本人造成的恐慌。在选择去哈尔滨碰碰运气之前，小说中曾出现一幕金枝母亲与王婆对话的场景：金枝的母亲“捉住两只公鸡”准备进城去卖，王婆拦住她闲话，她先抱怨“日子算是没法过了”，而后又向王婆“耳语”了一阵：“日本子恶得很！村子里的姑娘都跑空了！年青的媳妇也是一样。我听说王家屯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叫日本子弄去了！半夜三更弄走的。”金枝母亲与王婆都是老年妇女了，但她们所传播的这类见闻却显然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夜里，王婆就险些被日本人抓走，是随行的中国警察给她解了围。那中国警察说：“谁稀罕她，一个老婆子！”随行的“中国人都笑了”。这不怀好意的笑中弥散着一股淫邪气息，并透露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所以金枝的出走，跟日本人的到来有关，她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临行前，她给母亲说：“这不都是小日本子吗？挨千刀的小日本子！不走等死吗？”16她因此成为村上众多逃亡年轻女性中的一个。不但如此，她在逃亡路上“扮个老相”，并因为躲避日本人而滚下路边小沟的狼狈，这些都指向日本人的压迫。这些细节或不够生动，而且据葛浩文所言，萧红此前“也没有亲身目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7，但它确实有着强调金枝的苦境与日本人的暴行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葛浩文指出金枝流浪哈尔滨的一章“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倒也准确，但若以为“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18，就不免是带着偏见的皮相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