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著六书的“不灭”“不朽”

两种时差：顺时针与逆时针

为了精准揳入本文旨要，须先简释关键词：何谓“钱著六书”？何谓“不灭”“不朽”？

“钱著六书”是指钱锺书（1910—1998，下简称钱）生前应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一并新版的六种著述，拟称“五集一诗”。“五集”即五部论集，依次为《谈艺录》（1948年初版，1984年补订版）、《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管锥编》（1979年初版四卷，1994年补订版五卷）、《七缀集》（1984年新版）、《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2002年新版）;“一诗”即《槐聚诗存》（2002年初版）。需说明的是，因本文重在考辨钱对其论著的学术史命运的幽邃关怀或怅望，故三联版“钱锺书集”原先包括两册小说《围城》《人·兽·鬼》作为虚构性叙事，也就不列入“钱著六书”。又，钱对其学思的历史境遇的诸多微妙心跳，至今仍在其旧体诗闪烁幽光，且体温犹存，故“钱著六书”若不囊括咏怀性《槐聚诗存》，也就有悖情理。

在忆念钱百十周年诞辰的庚子冬月，如此标识“钱著六书”，有特别意义吗？有，因为舍此怕钱所享有的“文化昆仑”①这一清高名号，仅仅流为坊间“高山仰止”时的诗性隐喻，而不同时是召唤后学竭诚追随，可堪一步脚印、一个雪坑地去攀缘的学术史冰峰。这就是说，若能在日常践履（不是想象）将“文化昆仑”坐实为钱心血凝成的那一行行字、一页页纸、一卷卷书所垒成的可供抚摸、批注，既令后世高举远蹈、又让学士夙兴昧旦的“钱著六书”，那么，钱壮年时便痛感的“末契应难托后生”②，或陈寅恪晚岁所怅绝的“传人难遇”，也就真可能被心有灵犀者听懂而羞愧得耳热胆战。

“传人难遇”，典出陈寅恪“文革”前夕所赋七律《有感》尾联：“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③（时1965年秋）。意谓诗人1964年已将刚杀青的传世巨著《柳如是别传》庄严托付给弟子蒋秉南（时任复旦教授）转移沪上珍藏，此书能否在诗人身后幸逢一个精识神解之“传人”，也就不奢望了。这诚属诗人之洒脱，亦是挥不去的无奈。因为诗人看得很透，“名山藏史稿”固然了却一大心事，但这与诗人更期盼的“后世相知或有缘”④终究不是一回事。这用钱锺书的关键词来对应，即“不灭”有别于“不朽”：一个有望享誉学术史的人物固然须先奉献“不灭”著述，然此书能否真为著者带来流芳百世之“不朽”，这与其说取决于著述之“不灭”，毋宁说更取决于未来那位能将先哲之“不灭”转化为后世为之心折且传承不已之“不朽”的“传人”。

“不灭”“不朽”这对词语在钱笔下最早出自其题为《鬼话连篇》的千字文，原载《清华周刊》第38卷第6期（1932年11月7日），时作者二十二岁，在清华外文系读大三。此文将“不灭”“不朽”之边界划得很明确。首先，无论着眼于物理学的“物质不灭”，还是佛学的“神不灭”，“不灭”在逻辑上“只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⑤，它指涉“有无”，无关“是非”“善恶”。为了区别于存在主义之“存在”，钱的“存在判断”实谓“事实判断”。与此相关联，钱说“不朽”属“价值判断”，因为“我们总觉得‘不朽’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⑥，指涉“是非”“善恶”。这就意味着：

“不朽”是依靠着他人的，是被动的，因为我们通常所谓“不朽”只是被后世所知道，被后世所记得之谓（关于记忆与“不朽”与价值的关系，长才短命的Otto Weininger在他的奇书《性别与性质》第二部中讲得最发人深省）;我们不仅要“好”，并且要人家知道我们的“好”，才算“不朽”。“实”虽在乎自己，“名”有赖乎他人，所以诗人济慈临死要发“姓名写在水上”那样的牢骚。⑦

上述白话若凝为文言，即“学犹已立，名待人成”两句。“学犹已立”指“不灭”，“名待人成”指“不朽”。这就提示两点。其一，某人若已为学术史呈其“不灭”绝学，这未必形同学术史终将赐其“不朽”英名，因“不灭”“不朽”之间在逻辑上不具因果关系即“必然率”，只具概率关系即“或然性”。再说得明白些，“不灭”之学仅为某人可能赢得“不朽”之名创造了“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只有将来出现那位能把“不灭”之学阐明得让后世深表感动以臻“不朽”之名，“必要条件”才遂成“充分条件”。故亦可谓“不灭”宛若耀眼之花，它须沉潜得像“等待戈多”一般期盼未来“传人”的偶然崛起，耀眼之花才结出醉心之果，学术史上的“不灭”也就因此升格为“不朽”。其二，学术史上的“不灭”转为“不朽”，既然并非“必然”（无条件），仅属“或然”（有条件）才酿成的，受制于概率论，亦近“测不准”的偶发事件，那么，“不灭”“不朽”之区隔也就不仅具逻辑性，且具历史感，即彼此在客观上不呈“同时态”，很难规避“时差”。此“时差”之长短，怕取决于那位不确定的“传人”登场之迟早。

学术史传人之“诞辰”不确定现象，颇类似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的“时态落差”。伦琴1895年公示其发现X射线至1901年获诺贝尔奖，为何仅时隔六年？爱因斯坦1905年首创“光子理论”至1921年获诺贝尔奖，为何需耗时十六年？更毋庸说他1905年另篇阐述“质能转换公式（E=mc2）”的伟大论文，是要到1945年原子弹爆炸一举颠覆世界二战格局，才让人类举世公认其天才智慧的史无前例，亦即在相对论一案，爱因斯坦从“不灭”抵达“不朽”，为何前后竟遥隔四十年？究其因，无非是让诺贝尔奖评委作为世界级“科学共同体”（实谓传人），去权威地认定爱因斯坦的“不灭”之学当享“不朽”之名，委实比认证伦琴的卓越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两种异质科学成就。伦琴公布X射线属于实验层面的“发现性陈述”，大凡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只需按伦琴预设的实验装置，谁皆能清晰地透视自己置于放电器与光屏之间的手掌骨骼（苍白阴森的幻影），宛若清潭，到眼即辨，故认同者众，顷刻倾国倾城。与此相反，爱因斯坦的光子学说暨“质能转换公式”作为理论层面的“预见性陈述”，则亟须满脑袋牛顿力学的资深专家非经历库恩式“科学革命”（范式转型）不可，否则，仅恪守经典性教程的既定概念框架，根本无法兼容爱因斯坦对大自然的那些意蕴深邃、难度更高的宇宙性预见，甚至还有人在暗地怀疑爱因斯坦关于“星光在太阳附近穿越时发生弯曲”这一相对论的美妙预言，近乎诗性妄词。于是爱因斯坦折桂诺贝尔奖不免比伦琴姗姗来迟。这是国际物理学界的“曲高和寡”或“高处不胜寒”⑧。

文史论域的雪国冰巅也因其“道德学问”的高耸入云，而令时贤后学敬畏，恐避之不远。这也就让象征学思峰值的人物因太卓越，“传人难遇”，而独自怅绝不已。标志陈寅恪是继王国维后“文化神州”第二的史学巨著《柳如是别传》1964年脱稿，1980年初版，然其大名声是到陆键东1995年推出《陈寅恪的最后20年》才有口皆碑。这就是说，陈寅恪从“不灭”到“不朽”时差三十余年。再看标志钱锺书俨然“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文史巨著《管锥编》1975年杀青，1979年初版，然直到其百十周年诞辰的2020年，海内外还颇有微词他不是国家级“伟大学者暨思想家”⑨。这也就意味着，钱从“不灭”到“不朽”尽管已渊默若蕴惊雷地走了四十余年，似还没走到头。钱生前确凿看破了“末契难托”，故他从不曾像寅恪那般偶生遐想：“后世相知倘破颜。”⑩

先哲所遭逢的从“不灭”到“不朽”的学术史时差，并非只有“物理性”编年事辑这种样式。先哲的“不灭”著述怎样从“未名”到“扬名”作为可供目击的史迹，委实适宜诉诸顺时针式的“物理时间流程”。其实，还有另种不易被目击的逆时针式的“心理时间流程”，不能不重视。这就是说，只须想到有学术史分量的传世名著当初无一不是先哲心血凝成，那么，他对其道德文章的“角色自圣”（另种“不灭”）究竟能否赢得学术史的“百年公论”（另种“不朽”）理当比他者更为切己走心。这不啻说，学术史很在乎对先哲的哪册“不灭”之书赋予“不朽”之名（写得怎样），先哲更在乎后世能从其生命选择暨担当之“不灭”读出另种更具根基性的“不朽”（活得怎样）。所谓“不朽”名著，说到底，拟是先哲“不朽”生命（或生命的某部分）的经典式呈现。这也就是说，大凡身后被学术史追谥为类似“文化神州”的先哲，他们往往生前早以此理想人格来自励且自律了。不妨在伦理学上命之为“先哲自圣”。王国维1927年自沉昆明湖后，始享“文化神州”11之哀荣（时五十岁）。然细读其生前文章，不难悟出他1907年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人生三境中的第三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12的“那人”，未必就不是王国维三十岁就敏慧预见的那个在五十岁如日中天的“我”13。这也就形同王国维比学术史早二十年就已体认自己是“文化神州”了。这诚然像逆时针，拨回去揣测王国维所体悟的从“不灭”到“不朽”的另一种时差。

无独有偶。史上率先称王国维为“文化神州”的陈寅恪，后在海内外被尊为“现代学人丰碑”是1995年的事，但这并不有碍陈寅恪在哀悼王国维时已默认自己是“文化神州”第二，他不但不惮在1929年赋诗表白“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14，且从未婉拒吴宓在鼎革前后屡屡赠诗推崇陈寅恪也是“文化神州”，诸如“神州文化系，颐养好园林”（1945）15;“卅年承教接音尘，文化神州系一身”（1950）16;“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1959）17。“观堂”系王国维的字。多么耐人寻味的落差：陈寅恪从“不灭”到“不朽”所经历的学术史时差，若按“物理性”顺时针来测是三十余年;若按“心理性”逆时针来测则近七十年。顺时针归知识学，逆时针归存在论。

有了王国维、陈寅恪作参照，再谈钱锺书的“先哲自圣”也就不显突兀。钱二十二岁撰《鬼话连篇》，称“在一切欧美哲学家之中，只有威廉·詹美士才够得上‘immortal’这个字”18，且借题发挥地从immortaliy读出“不灭”“不朽”两个含义时，他心地未必踏实，生怕人家说他“心怀鬼胎”（有“自圣狂”意向），故“赶紧声明我既无‘不朽’的奢望，亦无‘不灭’的信仰，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把‘immortaliy’的两个含义比较一下”19，不无“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理由有两：一是钱青年时本有借魔鬼的嘴来说不合时宜的心里话之癖好，《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20一文即是;二是钱自1938年海归途中邂逅诗友叔子（冒效鲁）后，也确实在内心真把自己视为“一代豪贤”21且自喻、自律不已，不吝抵押其青春生命（时二十八岁）。这是活在钱身上的“先哲自圣”。这很容易在《槐聚诗存》觅得证据。

诗证一，1939年钱赴聘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前夕，在沪陪小女（瑗儿）嬉戏：“鼠猫共跳踉，牛马随呼唤。自笑一世豪，狎为稚子玩。”22诗证二，钱同年自沪赴湘路经浙东雪窦山（位于宁波），直觉此石山与这位海归不久又无奈辞去西南联大清华教职的诗人默契甚深：“我尝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23如上“世豪”“豪杰”当是对叔子诗谓“一代豪贤”的自我期许，也深知叔子寄望之殷切，是希冀他有朝一日能在诗界论域异军崛起，“登高试一呼，响应万邦帜”，这也就意味着钱须像叔子所咏，不仅“君诗工过我，戛戛填难字”，并且“言诗有高学，造境出新意”24;这也像极了钱所赞叹的雪窦山一般兼具“异量之美”，即吟诗论诗两手抓，两手皆过硬。明此心理背景，再看诗证三，钱那首悼亡诗所以对张荫麟（1905—1942）之英年夭折哀若刀割，也就胸臆剖然。张荫麟系钱读清华时的史学高才生，常与钱被吴宓招待于藤影荷声馆（张荫麟后留学美国再海归执教清华、浙大），钱曾赋诗：“同门堂陛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25诗中“北秀南能”喻指钱、张读本科时已名满母校。然苍天不怜，张荫麟病逝沪上，享年三十七岁。“忽焉今闻耗，增我哀时涕。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未矣。”26实在是钱太珍惜张荫麟能与己气味相类，惺惺相惜，皆矢志一辈子做纯粹学问，且器重张荫麟才学也甚不凡。清代学贤推崇朴学考证唯斤斤求是，很少人能像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一般，既一丝不苟地恪守无一字无来历，又于天人义理发前贤之未发而醒世。这大概是戴震那样的杰出史学家才兼具的“异量之美”，考据与义理俱佳。在钱眼中，张校友显然也始具如上品质，亦能同时做到“子学综以博，出入玄与史。生前言考证，斤斤务求是”27了。

以国学研究院为楷模的清华才俊众矣，何以让自视甚高的钱独独对张荫麟青睐如此？这儿拟借钱所赏心的王式通挽严复联一用：“谁使之忧伤憔悴以死，是能读丘索坟典之才。”28这与其说钱在慨叹“是能读丘索坟典之才”，终令张荫麟为其献身的文史“忧伤憔悴以死”，不如说是钱在物伤其类：“吾徒甘殉学，呈嗟视此士。”29请细味“吾徒”这一自我称谓，“徒”相对于“师”而言。钱是将自己纳入何等谱系，才愿这般恭顺地谦称“我们学生辈”呢？恰巧陈寅恪1942年也有悼亡诗《挽张荫麟两首》，即亲切地称张荫麟为“吾徒”。30张荫麟1933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历史系，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称誉备至地力荐张荫麟去北大史学系执教，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31。最让陈寅恪心折的是张荫麟任浙大教授时撰绝笔《师儒与商贾》，力呈大学教授不该因抗战“国难”、家境拮据而为稻粱谋而经商，不免为人师表者有市侩化之虞。这更令陈寅恪慽慽动容：“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32。这用钱同样写在1942年的另两句七言来说，或许更鉴“吾徒”心志：“要能达愿始身托，去取初非视安危。”33毋庸说，钱从张荫麟的生命角色悲剧所体恤的，除了青春私谊之悲哀，也当蕴对学人选择的无悔担当之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