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民间”与1990年代的诗歌江湖

1990年代看似远去了，但从知识分子精神的内在延续性来看，那一时期所呈现的诸多现象，至今从未远离我们。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诗歌重新作一个整体性回顾就会发现，它不像1990年代“人文精神寻思”①那般引人注目，也没有小说界“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②频频涌现，但知识分子“深刻的精神危机”③却在诗人中间悄悄蔓延着，其潜流大部分时间里不易察觉，直至世纪之交逐渐浮上地表，留给下一世纪许多值得持续思考的问题。在二十年后，当重新考察1990年代诗江湖的精神源流时，我们的视角和聚焦均已悄然发生位移，时间的长度足以让我们从“在场”中抽离出来，进而有了“历史”的眼光和思考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再来理解“民间”及其在新的时代下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向民间”的知识分子精神自那时以来，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新世纪诗人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民间立场：诗江湖的精神源流

历史上诗江湖可追溯至南宋嘉定年间④，这种在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结，此后绵延了数百年，在1990年代尤其是世纪末再次通过诗人之间、诗人同出版商之间的交往令我们看到这种“江湖”形态的诗歌现象再度“浮上地表”。2000年随着“诗江湖”网站的兴起，成名的诗人、青年诗人和大学生在虚拟空间随心所欲地发表诗歌，围绕诗歌展开激烈的讨论甚至争吵、谩骂，如同回到700多年前南宋诗江湖的喧腾气象。一群打着“下半身”旗号的青年诗人，以“江湖泼皮”的势头和近乎揭竿而起的革命者姿态抢占诗歌江湖的“梁山”，意欲凭借有力的呼喊和果决的行动强行进入历史。从世纪之交的几场论争开始，诗江湖开始进入网络时代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混战时期，才真正变得“生气淋漓”。

在讨论诗江湖于1990年代的发展至新世纪网络时代的壮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新诗的历史以及其间为何未能产生诗歌的江湖形态做一番简单梳理。自南宋诗江湖消失了七百年后，新诗从诞生之初就明确了口语化、民间化的特征，这与它内在的朝向江湖形态迅猛发展的生命力息息相关，其本质上唯有在广泛结成的社会关系、社会传播与自我发展中才能葆有持续的生命力。尽管诗歌群体、社团、流派、刊物等蔚然成风，然而“五四”直至1940年代新诗，从诗歌本身、社会环境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类似于南宋“诗江湖”的诗歌潮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出现……以追求经济目的为主的庞大的诗人群体”⑤，换言之，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诗人关注的题材往往集中在社会政治现实等方面，而难以对以个人为中心的主观情感发生较浓厚兴趣，只有到了社会经济在一个时代出现较为自由而繁荣的景象后，诗人自身的关切以及诗人之间的交往才会重新投向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间生活领域，这才具有了产生诗江湖的必要条件。

1980年代，在蓬勃发展的校园诗歌之外，新的诗江湖初步成形，与大学生诗人群体共同构建起在诗学空间与时代氛围两方面彼此呼应的诗歌格局。这一诗江湖，具有以民刊为中心的群体化特征，且地域分布遍及全国，包括四川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江苏的“他们派”，上海的“海上诗派”，浙江的“地平线诗歌实验小组”，贵州的“生活方式派”等数十个诗歌群体。这种在地理空间上分布极广、民间参与度极高的诗群现象，正如何平所说：“有一个更容易被参与其中诗人接受的词——‘江湖’。”⑥198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诗歌群体运动虽然一时走向销声匿迹，但江湖并未消失，只是伴随着诗人们日益关注个人自身，变得越来越庸常化和多元化了。

可以说1990年代的诗歌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关注知识分子个人书写的基础上，诗人们开始走向广阔的“民间”、走向喧响的江湖以寻求一种新的诗意。这样一种民间立场，“是上一世纪先锋诗歌运动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笔至为重要的精神遗产”⑦。民间立场彰显着“从形到质都遍染上了独立精神即民间精神的光辉”⑧。“精神遗产”也好，“精神的光辉”也罢，无不表明1990年代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然而从这两种表述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们对于1990年代诗歌的差异化阐释——一种是将其视为历史遗迹，只有考古意义而无现实意义;另一种是将其拔高到永恒的观念之上。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只有深入1990年代的诗江湖现场才能一探究竟。

二、1990年代“诗江湖”的“民间”内核探析

在1990年代诗江湖中，曾有过喧嚣一时的诗学论争，值得我们回归和重新思考。这场声势浩大的论争看似是关于诗学观念与诗人立场的论争，但拉开了历史的距离后，便会逐渐发现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论争本身。论争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其中的参与者一度被划分为“民间”和“知识分子”两个阵营，论争的起因主要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诗人群体内部对于诗歌精神的理解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差异，其中一些诗人将矛头直指诗江湖中诸多民间团体提倡的解构、虚无等创作倾向和所谓“践踏”艺术的叛逆诗学主张，试图延续诗歌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些诗人则对于前者的文化精英主义和诗歌英雄主义嗤之以鼻，攻击他们所营构的“精神乌托邦”价值体系;论争中两派的最终诉求则指向诗集出版和文学史书写等文学权力话语。不同于1980年代诗江湖，各群体的切磋还仅限于诗艺范围之内，随着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寄生于诗人与诗作的利益角逐日渐常态化，资本力量逐渐开始渗透进了江湖之中，并成为与传统话语权力相抗衡的新生力量。两股力量的角逐首先反映为世纪末的诗集出版之争，代表传统诗歌批评话语权的“唐版”诗集（唐晓渡主编：《现代汉诗年鉴·1998》）与代表新兴资本力量的“杨版”诗集（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之间针对作品遴选所发生的观念冲突，为1990年代的诗江湖风云画上一个未完待续的省略号。

诗集之后紧接着的是文学史书写，在论争中主要处于“民间”阵营的诗人普遍不认同文学史教材中以某些明显的“知识分子”诗歌作为整个1990年代的象征，随后理论界曾经尝试调和这一选材倾向上的矛盾，对于两类诗歌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兼顾，但时至今日，这些文学史研究上的成果已经和那个时代的诗歌一起成为历史材料，从中依旧可以发现当年发生在诗人以及文学研究者内部的种种观点上的冲突。对于1990年代诗歌，文学史的观点主要包括“倾向于将这个‘时期’的特征，看作是80年代诗歌的成熟与深化”⑨。然而，文学史对于1990年代诗江湖纷争乱象留给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却鲜有总结，不同于1980年南宁诗会确立朦胧诗的崛起与1986年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见证了“第三代”诗群的涌现，世纪之交诗江湖论争没有“发生在不同代和不同社会地位的诗人之间”，而是“完全发生在同时代诗人的内部”⑩，也就是说诗江湖形态进入1990年代之后悄然发生了变化。

1990年代诗江湖的发展，是自1980年代以来江湖形态自我运动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中国传统诗歌自南宋始，经过20世纪初新诗的创造，在不断蜕变中完善自身的产物。因此，当以欧阳江河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诗歌中的“民间”元素进行预先警觉式的批判时，恰恰证明这些“民间”元素已经事实上构成了诗歌创作整体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对这些“民间”元素所作的隐含定义那样：“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11当时诗歌写作的主流正是这些“世俗”或者说“民间”元素，这并非偶然现象。作为“民间”概念的最初阐发者，学者陈思和在一系列文章中不断完善和丰富这个“民间”的内涵——其核心特征在于“藏污纳垢”12。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1990年代“盘峰论剑”总体背景的诗江湖，无疑具有完全的“民间”特征，其“藏污纳垢”就体现在诸如“较之80年代那些鲁莽但动机相对单纯的诗歌运动，这次与出版、学术均有所挂钩的‘反思’论战背后，运作的是诗歌象征资本和话语权力的争夺”13，以及“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等的虚拟对立被瓦解，使口语和日常生活的写作及其美学被放大，以至于在新世纪头几年出现了一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所谓‘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都是这种写作趋向的极致形式”14。从张清华的论述我们还清楚认识到，1990年代诗江湖“藏污纳垢”的“民间”秉性成为引发新世纪“粗鄙化写作的狂潮”一个原动力。

陈思和“民间”系列论文在1994年的发表，无疑对于当年的文学批评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诗歌批评界。事实上，“民间”论文的酝酿可追溯至1985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写作时期15，其后几年间，“民间”概念逐渐被用来统辖文学史上所出现的诸多创作现象，这并不局限在小说界，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是如此，在和宋炳辉的对话中，陈思和谈道：“由于对物质滋生的餍足感和对财富分配不均而生的愤怒，精英文化发生了自身的分裂，即以抗世的或者厌世的两种文化态度构成颇为雄壮的世纪末交响乐，启迪了下一个新世纪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并触发成精英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性。”16正是这一“精英文化”被自我认同为“知识分子”的诗人拿去作为他们创作的基本立场和审美标准，从而引发了他们对于那些被排除在上述立场之外的“民间”诗歌的率先发难。这一行为原本是在理论与批评的框架内展开因而无可厚非，但1990年代诗江湖的“民间”秉性决定了所谓“学术”观点的不和，无异于诗歌创作合法性的争端，于是学术论争迅速在更为广阔的诗江湖发酵开去，最终演进为“江湖论剑”式旷日持久的口水战。

论争中一部分诗人对于“精英文化”标准的建构，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担忧，依然是1993年学术界“人文精神寻思”所探讨一系列问题的延伸，其背后的核心主旨就在于弄清楚“知识分子向何处去”。1996年，在《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中，陈思和总结了此前在“人文精神寻思”中对知识分子使命担当所作的主要观点，指出“本世纪以来从士大夫传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而是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转变，即学术从庙堂转向专业化和民间化”17。显然，在陈思和看来，“知识分子”并非站在“民间”的对立面，反而在历史中显示出了与“民间”更为紧密的融合趋势，即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浪潮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失却他们身为“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而是逐渐在自我怀疑与焦灼的价值重建中完成了“向民间”这一精神姿态的转型。对此陈思和在1999年的对话中再次进行了完整的总结：“在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有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18

陈思和关于知识分子“向民间”的观点，在1999年这个诗江湖论争风起云涌、江湖论剑此起彼伏的年份里，也曾对身处“民间”立场的诗人旗手韩东发生过影响。韩东通过《论民间》19一文详细阐发了自己对于身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作家如何坚持“民间立场”以及究竟应该坚持怎样的“民间立场”等问题的主张，联系他和朱文等作家在1998年所发起的“断裂”调查行动20来看，对于知识分子“向民间”的精神追求，韩东本人不仅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而且是将这一精神追求付诸实践的时代先锋，他在辞去大学教职后很长时间收入较低，主动成为自由职业者，这种身份的转变无疑折射出他内心对于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主动求变的先锋意识。

直到2000年前后，围绕“民间”所发生的多次论争，表面上是文学史及诗歌选本对待诗人和作品的价值标准问题，内部病理则是作为文体和语言的诗歌在1990年代生命力的总体衰弱。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江湖的兴起，既是1980年代以来民间诗歌运动的自然结果，又是诗歌自身为了赓续其生命力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诗江湖乃至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江湖，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受到种种权力结构的作用，而呈现断裂与连接相继的生长现象，这是“民间”生命力的体现。韩东和朱文当年发起的“断裂”调查行动正是针对某种权力结构的固有化与秩序化而进行的一次先锋运动，“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思和的‘民间性’或‘民间文化’这些概念的提出一样，是有其清晰的针对性的，它是对于某种中心论观念与种种权力固化秩序的反抗的隐喻”21，因此韩东的先锋运动与陈思和的“民间”主张在同一时代语境下必然会发生呼应和作用，其本质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向民间”的价值取向正在被更多的诗人和作家所认同并自觉选择。

文学史意义下的1990年代诗歌，它不是推倒重来式的建构，而是以“江湖”形态海纳百川，在对1980年代诗歌形态的融聚和导向中，进一步形成了新世纪诗歌的雏形。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如今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今天的诗江湖是从1990年代逐渐发展过来的，没有那一时期在观念、技术、激情和诗自身尚未枯竭的能量等方面不断蓄势，就没有当今诗江湖的万千气象。1990年代诗江湖正是作为新世纪诗江湖的前史地位，与后者的本质联系就在于“藏污纳垢”的民间立场。尽管有关“民间”的一系列观点是建立在对于1990年代小说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但却与同时代的诗歌不谋而合，在精神上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左右了当时的诗歌论争。自1990年以来这三十年间风云变幻的诗江湖，本质上就是民间立场的一种外部形态和直观现象，而民间立场则是诗江湖的内部观念和精神内核。当年的“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已经逐渐融会在一起，使得“向民间”的知识分子立场成为新的时代主潮。